太虚大师与民国汉传佛教的重建
李尚全
太虚大师(1898—1947)，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祖籍浙江崇德县。他是民国汉传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以讲经说法、创办僧教育和现代传媒的方式，提倡人本佛教理念，在华北、西北、中原和西南地区重建了汉传佛教。本文拟将对此进行一些粗浅的论述，斧正于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方家及同仁。
一、太虚大师重建民国汉传佛教的历史背景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被儒化成汉传佛教，蔓伸到越南、日本和整个朝鲜半岛。星云法师在《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一文里，把汉传佛教的发展脉络，归纳成以下六个阶段：
1、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
2、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
3、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时期)
4、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
5、经忏香火时期(满清民国时期)
6、人间佛教时期(二十世纪以后)
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大师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汉传佛教以经忏、香火、法会为主要的信仰方式，而教理教义的诠释、戒律的修持就显得十分薄弱，正如星云法师所说：
满清民国时期的经忏香火佛教，几使佛教趋于没落；若要严格说来，其实这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次无形的教难。
如果详细推究汉传佛教这种衰败原因的话，窃以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对北方汉传佛教的冲击
公元7世纪初叶，汉传佛教禅宗和印度密教开始在吐蕃王朝传播，并在西藏地区扎根，出现了藏族僧人、寺院、藏文经书，在9世纪时，佛教曾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在唐会昌元年(841)，因朗达玛的灭佛而在西藏中断了一百多年。这在藏传佛教史上，称为“前弘期”。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佛教再次从印度传播到西藏，尤其是阿底峡尊者在1042年到阿里创立迦当派之后，陆续出现了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等宗派，这在藏传佛教史上，称为“后弘期”，标志着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上形成。蒙哥汗三年(1253)，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开平会见忽必烈，后来受到了元朝皇族的信仰，从此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到清代，新兴的格鲁派又受到清朝皇族的信仰，从而冲淡了汉传佛教在北方的政治基础，迫使汉传佛教在北以长江、西以云贵高原为界的地区发展，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蒙古高原基本上成了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
伊斯兰教几乎与吐蕃佛教的兴起同时，不过前者在阿拉伯半岛，后者在西藏高原。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就传播到长安、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但基本上囿于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圈，称为“蕃坊”。10世纪中叶，统治新疆喀什噶尔的喀喇汗朝的苏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并有步骤地推行伊斯兰教化，致使全汗国居民改奉伊斯兰教。到15世纪末，整个新疆伊斯兰教化。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后来，忽必烈吸收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各族人参加蒙古军队，向中国各地征战。战后这些穆斯林分布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也有的定居在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地。””由于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佛教在古丝绸之路上日趋衰落。
2、西方基督教对南方汉传佛教的冲击
基督教的别支景教、也里可温教先后在唐朝和元朝传入中国，但“没有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真正影响到一般人民生活，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东南沿海设立“五口通商”区，基督教乘机向中国民间渗透。洪秀全皈依基督教后，创立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妄图使基督教本土化，全面摧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汉传佛教采取了从制度上根除的政策，时间长达14年之久，使汉传佛教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比“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还要残酷得多。
3、民国政治对汉传佛教的迫害
民国以来，追求西方化为时尚，传统文化被抛弃，佛教更被视为封建迷信，所受的迫害正如东初法师所说：
民国四年， 袁世凯公布管理寺庙条例后， 中国佛教(读为汉传佛教)僧寺犹如待罪羔羊， 随时都有被宰杀的可能。 民国六年，直隶滋县没收某寺财产，
民国七年吉林省，
民国十一年湖南省，先后都发生没收寺产案件。民国十一年广东省政府实行拍卖寺产，以充军饷；是年，冯玉祥开始在河南省没收城隍庙、东岳庙、相国寺等，或改为学校，或改为市场，或改为收容所，或充军营，或中山堂。所有佛像一律捣毁，僧侣被逐还俗者，达三十余万。民十三年，江苏高邮县界首，亦发生侵占永兴寺事件。民十五年，开始北伐，又进入伟大革命新时代，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迷信声中，佛教又濒临到历史上从未有的风暴。在民国革命的新青年眼里，佛教是落后于时代的“封建迷信”，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对佛教采取扼杀、限制的政策，使汉传佛教陷入困境。
4、汉传佛教进一步的经忏香火化
汉传佛教从清朝顺治王朝开始，到民国初年，义学日趋衰落，经忏香火蒸蒸日上。顺治皇帝取消度牒制度后，清世宗雍正又实行“摊丁入亩”的赋役政策，从而使老百姓的“赋役负担一元化、合理化”。从此以后，人口过剩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社会上大量无业流民涌入寺院，给汉传佛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后患，正如印光法师所说：
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于明末。……及至大清启运，……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上文所说的“世祖”，就是顺治皇帝。正是顺治皇帝废除经过考试度僧的“度牒制度”，使汉传佛教出现了滥收徒、滥传戒、滥建庙的“三滥”现象，僧人文化素质低，把出家作为谋生的手段，以祭祀鬼神的“经忏佛事”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信仰。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太虚大师针锋相对地提出“人生佛教”理念，在民国重建汉传佛教。
二、太虚大师与华北、西北、中原和西南汉传佛教的重建
汉传佛教经过近2000多年的发展，到清末民初，以江浙、两湖、江西、福建、广东为基地，尤其是江浙(包括上海)成为汉传佛教的中心，在与基督教的冲突和张之洞《劝学篇》引发的庙产兴学的压迫下开始了汉传佛教的复兴运动，并向华北、西北、中原和西南地区蔓延，1949年以后蔓延到了台湾和香港地区。
1、太虚大师与华北汉传佛教的重建
华北自元明清以来，乃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一直是全中国的政治中心，汉传佛教在儒教、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民间秘密宗教的逼迫下，到民国初年已经名存实亡了。华北佛教的重建，肇始于《二十一条》中有关日本人要求来中国传播佛教的企图，正如东初法师所说：
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为对制日本人要求来华传教的威胁，乃邀请南方佛教硕德北上讲经。
自此南北佛教思想得以沟通，而北方社会名流学者，名公巨卿，相继皈依佛宗，研究佛学，揭开华北佛教革新的序幕。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政府“又藉故压迫佛教，重行公布管理寺庙条例，激起全国佛教界的反对。南方佛教特派竹溪、太虚北上交涉，经月余奔走，虽未有结果”，但太虚大师却在北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就是太虚大师在上海出版的《觉社丛书》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道学论衡》、
《楞严经摄论》已在北京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当太虚大师在北京客居法源寺时，
“如林宰平、梁漱溟、毕惠康、殷人庵、梁家义、范任卿、黎锦熙等，都来法源寺相访，胡适之亦曾约谈。”””胡适通过与太虚大师的交谈，由此走上了研究禅宗的学术之路，兹引太虚大师的原话作为佐证：
他(读为胡适)购《华严经》阅，认为是一种想像文学；谈及宋明儒语录亦白话文，我告以宋明儒语录文体创自唐朝禅宗语录，胡因此遂及《六祖坛经》，并搜览各种禅录。”由此可见，太虚大师在北京之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之一斑。当太虚大师在北京讲《维摩经》时，北京的社会贤达诸如王虚亭、杨荦哉、马冀平、陶冶公、倪谱香、胡子笏等，都亲临观音寺讲经法会，
“北京各界人士因以发心学佛者盛极一时。”””以北京为龙头的华北汉传佛教从此开始走上复兴重建之路。
1923年，受太虚大师佛教思想影响的青年大学生张宗载，宁达蕴二人在北京成立“新佛教青年会”，并发行《新佛化》旬刊，后由太虚大师改称为“佛化新青年会”。佛化新青年会礼请太虚大师为导师，以“农禅工禅”服务社会，提出了“自食其力”和“和尚下山”等革新汉传佛教的口号，引起北京政界显要、学者名流的关注，胡瑞霖、蔡元培、梁启超等竭力支援“佛化新青年会”，并联名向各学校介绍，兹录其介绍信如下：
有京沪各大学从根本觉悟之青年学生多人，本佛化之慈悲，作真理之贡献，共成立佛化新青年会……，加入运动者，达三千余人，此真青年学生之良药，新道德之标准也。如此大好阳春，
尚恐有脚未至，特此函达，希同情共表，代将此意遍布贵学生。……胡瑞霖、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黄炎培、范濂源、许册、张慰西、江亢虎、李佳白、庄士敦同启。”由于“佛化新青年会”编辑出版《佛化新青年月刊》，再加上社会贤达的支持，很快地由北京辐射全国，
“而不及三年，全国青年男女入会者，已达万人之多。厦门、太原、上海、绥远、包头、武汉，皆成立分会，共与合作，其声势浩大，不可一世。”
1930年，太虚大师继1919年、1921年的两次讲经法会之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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