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與民國漢傳佛教的重建
李尚全
太虛大師(1898—1947)，俗姓呂，乳名淦森，學名沛林，祖籍浙江崇德縣。他是民國漢傳佛教””革新運動的領袖，以講經說法、創辦僧教育和現代傳媒的方式，提倡人本佛教理念，在華北、西北、中原和西南地區重建了漢傳佛教。本文擬將對此進行一些粗淺的論述，斧正于佛教界和學術界的方家及同仁。
一、太虛大師重建民國漢傳佛教的曆史背景
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內地，被儒化成漢傳佛教，蔓伸到越南、日本和整個朝鮮半島。星雲法師在《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刍議》一文裏，把漢傳佛教的發展脈絡，歸納成以下六個階段：
1、東傳譯經時期(秦漢魏晉時期)
2、八宗成立時期(隋陳李唐時期)
3、禅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
4、宮廷密教時期(元明皇朝時期)
5、經忏香火時期(滿清民國時期)
6、人間佛教時期(二十世紀以後)
從中可以看出，太虛大師所處的時代，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時期，漢傳佛教以經忏、香火、法會爲主要的信仰方式，而教理教義的诠釋、戒律的修持就顯得十分薄弱，正如星雲法師所說：
滿清民國時期的經忏香火佛教，幾使佛教趨于沒落；若要嚴格說來，其實這也是中國佛教史上一次無形的教難。
如果詳細推究漢傳佛教這種衰敗原因的話，竊以爲，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對北方漢傳佛教的沖擊
公元7世紀初葉，漢傳佛教禅宗和印度密教開始在吐蕃王朝傳播，並在西藏地區紮根，出現了藏族僧人、寺院、藏文經書，在9世紀時，佛教曾取得了國教的地位，但在唐會昌元年(841)，因朗達瑪的滅佛而在西藏中斷了一百多年。這在藏傳佛教史上，稱爲“前弘期”。宋太平興國叁年(978)，佛教再次從印度傳播到西藏，尤其是阿底峽尊者在1042年到阿裏創立迦當派之後，陸續出現了甯瑪派、噶舉派、薩迦派、覺囊派等宗派，這在藏傳佛教史上，稱爲“後弘期”，標志著藏傳佛教在青藏高原上形成。蒙哥汗叁年(1253)，藏傳佛教薩迦派法王八思巴在開平會見忽必烈，後來受到了元朝皇族的信仰，從此藏傳佛教向內地傳播，到清代，新興的格魯派又受到清朝皇族的信仰，從而沖淡了漢傳佛教在北方的政治基礎，迫使漢傳佛教在北以長江、西以雲貴高原爲界的地區發展，而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和蒙古高原基本上成了信仰藏傳佛教的地區。
伊斯蘭教幾乎與吐蕃佛教的興起同時，不過前者在阿拉伯半島，後者在西藏高原。唐宋時期，伊斯蘭教就傳播到長安、廣州、泉州、揚州、杭州等地，但基本上囿于來華的穆斯林商人圈，稱爲“蕃坊”。10世紀中葉，統治新疆喀什噶爾的喀喇汗朝的蘇圖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蘭教，並有步驟地推行伊斯蘭教化，致使全汗國居民改奉伊斯蘭教。到15世紀末，整個新疆伊斯蘭教化。
13世紀初，成吉思汗建立橫跨亞、歐的蒙古大汗國。後來，忽必烈吸收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亞各族人參加蒙古軍隊，向中國各地征戰。戰後這些穆斯林分布在甘肅的河西走廊一帶，也有的定居在河南、山東、陝西、雲南等地。””由于伊斯蘭教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佛教在古絲綢之路上日趨衰落。
2、西方基督教對南方漢傳佛教的沖擊
基督教的別支景教、也裏可溫教先後在唐朝和元朝傳入中國，但“沒有影響到一般人民的生活”。““”真正影響到一般人民生活，是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列強在東南沿海設立“五口通商”區，基督教乘機向中國民間滲透。洪秀全皈依基督教後，創立拜上帝教，發動太平天國運動，妄圖使基督教本土化，全面摧殘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對漢傳佛教采取了從製度上根除的政策，時間長達14年之久，使漢傳佛教受到了有史以來最爲嚴重的挑戰，比“叁武一宗”““”的滅佛事件還要殘酷得多。
3、民國政治對漢傳佛教的迫害
民國以來，追求西方化爲時尚，傳統文化被抛棄，佛教更被視爲封建迷信，所受的迫害正如東初法師所說：
民國四年， 袁世凱公布管理寺廟條例後， 中國佛教(讀爲漢傳佛教)僧寺猶如待罪羔羊， 隨時都有被宰殺的可能。 民國六年，直隸滋縣沒收某寺財産，
民國七年吉林省，
民國十一年湖南省，先後都發生沒收寺産案件。民國十一年廣東省政府實行拍賣寺産，以充軍饷；是年，馮玉祥開始在河南省沒收城隍廟、東嶽廟、相國寺等，或改爲學校，或改爲市場，或改爲收容所，或充軍營，或中山堂。所有佛像一律搗毀，僧侶被逐還俗者，達叁十余萬。民十叁年，江蘇高郵縣界首，亦發生侵占永興寺事件。民十五年，開始北伐，又進入偉大革命新時代，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迷信聲中，佛教又瀕臨到曆史上從未有的風暴。在民國革命的新青年眼裏，佛教是落後于時代的“封建迷信”，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對佛教采取扼殺、限製的政策，使漢傳佛教陷入困境。
4、漢傳佛教進一步的經忏香火化
漢傳佛教從清朝順治王朝開始，到民國初年，義學日趨衰落，經忏香火蒸蒸日上。順治皇帝取消度牒製度後，清世宗雍正又實行“攤丁入畝”的賦役政策，從而使老百姓的“賦役負擔一元化、合理化”。從此以後，人口過剩成爲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社會上大量無業流民湧入寺院，給漢傳佛教自身的發展帶來了無窮的後患，正如印光法師所說：
刻論佛法式微，實不在于明末。……及至大清啓運，……世祖遂仰遵佛製，大開方便，罷除試僧，令其隨意出家。因傳皇戒，製護戒牒，從茲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實基于此。””上文所說的“世祖”，就是順治皇帝。正是順治皇帝廢除經過考試度僧的“度牒製度”，使漢傳佛教出現了濫收徒、濫傳戒、濫建廟的“叁濫”現象，僧人文化素質低，把出家作爲謀生的手段，以祭祀鬼神的“經忏佛事”成爲漢傳佛教的主流信仰。
正是在上述曆史背景下，太虛大師針鋒相對地提出“人生佛教”理念，在民國重建漢傳佛教。
二、太虛大師與華北、西北、中原和西南漢傳佛教的重建
漢傳佛教經過近2000多年的發展，到清末民初，以江浙、兩湖、江西、福建、廣東爲基地，尤其是江浙(包括上海)成爲漢傳佛教的中心，在與基督教的沖突和張之洞《勸學篇》引發的廟産興學的壓迫下開始了漢傳佛教的複興運動，並向華北、西北、中原和西南地區蔓延，1949年以後蔓延到了臺灣和香港地區。
1、太虛大師與華北漢傳佛教的重建
華北自元明清以來，乃至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一直是全中國的政治中心，漢傳佛教在儒教、藏傳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民間秘密宗教的逼迫下，到民國初年已經名存實亡了。華北佛教的重建，肇始于《二十一條》中有關日本人要求來中國傳播佛教的企圖，正如東初法師所說：
民國四年(1915)，袁世凱爲對製日本人要求來華傳教的威脅，乃邀請南方佛教碩德北上講經。
自此南北佛教思想得以溝通，而北方社會名流學者，名公巨卿，相繼皈依佛宗，研究佛學，揭開華北佛教革新的序幕。
“五四運動”爆發後，北京政府“又藉故壓迫佛教，重行公布管理寺廟條例，激起全國佛教界的反對。南方佛教特派竹溪、太虛北上交涉，經月余奔走，雖未有結果”，但太虛大師卻在北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獲，這就是太虛大師在上海出版的《覺社叢書》和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的《道學論衡》、
《楞嚴經攝論》已在北京學界産生了一定的影響，所以當太虛大師在北京客居法源寺時，
“如林宰平、梁漱溟、畢惠康、殷人庵、梁家義、範任卿、黎錦熙等，都來法源寺相訪，胡適之亦曾約談。”””胡適通過與太虛大師的交談，由此走上了研究禅宗的學術之路，茲引太虛大師的原話作爲佐證：
他(讀爲胡適)購《華嚴經》閱，認爲是一種想像文學；談及宋明儒語錄亦白話文，我告以宋明儒語錄文體創自唐朝禅宗語錄，胡因此遂及《六祖壇經》，並搜覽各種禅錄。”由此可見，太虛大師在北京之行所産生的社會影響之一斑。當太虛大師在北京講《維摩經》時，北京的社會賢達諸如王虛亭、楊荦哉、馬冀平、陶冶公、倪譜香、胡子笏等，都親臨觀音寺講經法會，
“北京各界人士因以發心學佛者盛極一時。”””以北京爲龍頭的華北漢傳佛教從此開始走上複興重建之路。
1923年，受太虛大師佛教思想影響的青年大學生張宗載，甯達蘊二人在北京成立“新佛教青年會”，並發行《新佛化》旬刊，後由太虛大師改稱爲“佛化新青年會”。佛化新青年會禮請太虛大師爲導師，以“農禅工禅”服務社會，提出了“自食其力”和“和尚下山”等革新漢傳佛教的口號，引起北京政界顯要、學者名流的關注，胡瑞霖、蔡元培、梁啓超等竭力支援“佛化新青年會”，並聯名向各學校介紹，茲錄其介紹信如下：
有京滬各大學從根本覺悟之青年學生多人，本佛化之慈悲，作真理之貢獻，共成立佛化新青年會……，加入運動者，達叁千余人，此真青年學生之良藥，新道德之標准也。如此大好陽春，
尚恐有腳未至，特此函達，希同情共表，代將此意遍布貴學生。……胡瑞霖、梁啓超、蔡元培、章太炎、黃炎培、範濂源、許冊、張慰西、江亢虎、李佳白、莊士敦同啓。”由于“佛化新青年會”編輯出版《佛化新青年月刊》，再加上社會賢達的支持，很快地由北京輻射全國，
“而不及叁年，全國青年男女入會者，已達萬人之多。廈門、太原、上海、綏遠、包頭、武漢，皆成立分會，共與合作，其聲勢浩大，不可一世。”
1930年，太虛大師繼1919年、1921年的兩次講經法會之後，第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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