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次來到北京弘揚佛法，在柏林寺成立“世界佛學苑(華英文系)柏林教理院”，臺源、常惺任院長，並在柏林寺成立“世界佛學苑”籌備處，胡瑞林主財政，法航任書記。””

　　華北佛教在太虛大師的影響下，出現了複興的氣象，但自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之後，又由複興走向衰落，這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所造成的。

　　2、太虛大師與西北漢傳佛教的重建

　　西北本來是漢傳佛教的發祥地，但宋代以來，

　　日趨衰落，民國時已經成爲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地盤。而重建西北佛教的兩個關鍵人物，都與江浙佛教有關，一個是朱子橋將軍，另一個是康寄遙居士。

　　朱子橋(1874—1941)將軍，名慶瀾，字子橋。浙江山陰人。原來並不信仰佛教，“並以拆廟掀神爲能事，後因好友程雪樓(德全)勸導始信佛，並負興建寺廟，以代贖過去拆廟之罪。”1923年，他擔任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地方長官時，

　　“協助倓虛法師興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營口楞嚴寺及創辦佛學院，複興東北佛教，貢獻極大”””1931年，陝西災荒嚴重，朱子橋將軍叁次入陝救災，由此在陝西滯留十年，並老死在西安。

　　朱子橋將軍在西安創辦“佛教講習所”、慈恩學院、複興西安的古刹叢林，重修漢傳佛教諸祖寶塔，創設佛教社會事業，尤其值得大樹一筆的是發現宋版《碛沙大藏經》5629卷，

　　只缺173卷，

　　“從二十年(1931)至二十四年(1935)完成出版，共印五百部，所缺少之一百七十叁卷，則以明藏補充，這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第一大事。亦複是朱子橋將軍致力陝西佛教複興之一大貢獻。”

　　康寄遙(1880--1969)居士，陝西省臨潼縣人，

　　曾擔任過民國陝西省財政廳長。1920年7月國會議員李觀初邀請太虛大師去廣州講經，太虛大師在上海逗留時，因李觀初是陝西人，就把同鄉康寄遙介紹給太虛大師。康寄遙從此信仰佛教，回到西安後，重修大慈恩寺，興修大雁塔，並聯合朱子橋將軍創辦慈恩學院，振興法相唯識學。

　　1931年10月，朱子橋將軍、康寄遙居士禮請太虛大師到西安講經說法。太虛大師在陝西弘化其間，與康寄遙商定，在西安大興善寺籌辦世界佛學苑巴利文學院，由太虛大師親任院長，由超一法師代理。世界佛學苑巴利文學院于1934年正式成立，但因錫蘭叁名學僧沒有到西安報到而很快的停辦了。

　　總之，西北佛教經過太虛大師的弘化和朱子橋將軍、康寄遙居士的努力，漸有生機。

　　3、太虛大師與中原佛教的重建

　　1927年，馮玉祥主政河南。馮玉祥有基督將軍之稱，把佛教視爲異端，並讓開封大相國寺出洋五千元作爲稅收，該寺方丈敘惠法師回答說，佛教寺院的和尚吃八方，而馮玉祥竟想吃十六方爲詞拒絕，于是，馮玉祥大怒，沒收大相國寺全部寺産，地方官員薛笃弼，乘機提出建議，沒收河南全省佛教寺産，30萬僧尼被驅逐出寺院還俗。河南佛教在這一年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1931年10月，在西安講經的太虛大師南下時，河南佛學社淨嚴法師等力邀太虛大師在河南演講佛法。河南省政府劉峙主席設宴歡迎太虛大師，並在建設廳禮堂公開演講《對于學生救國之商榷》，聽衆千余人，“多系知識分子”。隨後由河南大學教授瞿茀章、樂天愚、趙曾俦等禮請，到河南大學大禮堂講演《佛之四現實觀》，聽衆深受鼓舞，高呼口號如下：

　　歡迎佛教新運動領袖太虛大師!歡迎大佛學家兼稱世界大哲學家之太虛大師!歡迎發揚真善美的佛教大乘學說的太虛大師!歡迎以自覺覺他講學歐美的太虛大師!歡迎爲人類謀幸福爲世界造大同的太虛大師!歡迎以佛法改善社會進化人群的太虛大師!歡迎運用大乘佛法救人救世的太虛大師!歡迎實行慈悲主義的太虛大師!歡迎發揚東方文化的太虛大師!歡迎根本救災的太虛大師!歡迎以佛法消滅戰機的太虛大師!由此可見，太虛大師對河南漢傳佛教重建工作給予了強有力的推動。後經章嘉大喇嘛和戴傳賢的支持，河南漢傳佛教盡快地從馮玉祥鏟除的“真空”地帶上複蘇出來。

　　4、太虛大師與西南佛教的重建

　　雲南的雞足山，相傳是漢傳佛教禅宗初祖、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葉入定的地方，

　　自唐、宋、元、明、清以來，一直是漢傳佛徒崇拜的聖地。但是到了清朝“鹹、同以後，滇西佛法，衰落已極，諸多佛寺，化爲灰燼，僧家多淪爲俗化。”

　　1938年底，太虛大師率領衆弟子來到昆明，調和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淨土宗的沖突，然後“一面策劃加強對東南亞佛化國家的聯絡，爭取彼等對我國抗戰之同情與支援，一面鼓勵淪陷區的佛教徒，不要爲寇奸的利用，而汙辱佛教徒的貞潔，並勉勵他們到大後方，以增加救國工作的力量。”

　　西南佛教在太虛大師的指導下，很快地呈現出中興之象。

　　叁、創建民國新僧製的嘗試

　　關于中國漢傳佛教製度的演變，印順法師在《泛論中國佛教製度》一文裏說，是向以下兩個方面演化的：

　　一、國家的管轄製：這因爲佛教發達，僧衆跟著雜濫起來，影響社會，影響國家，國家不能不出來幹涉。我們應該記著!這是佛教的恥辱，古代有多少正信的缁素，

　　明裏暗裏在痛心。然而僧衆不能健全， 不能自治，也就不能怪政治的幹涉。古代的政治幹涉，大體是善意的，如淘汰僧衆，禁止私立寺院， 試經得度等等

　　(如惡意即滅法)。……姚興立僧略爲僧正，是這一製度的開始；後代的僧統，僧錄司等都是。

　　二、禅僧的叢林製：……別立禅院的禅僧，在唐代，適應山林農村環境，參照佛陀的僧製，創設叢林製度。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們“辟土開荒”講求經濟自足。這個製度，配合著真參實悟的信心與精進(法的)，確乎相當成功。佛教的思想界，雖已因固定、保守而走向衰落；虧了這叢林製度，總算維持佛教一直到最近。“”””這種中國化的僧官和寺院叢林建構而成的二元體製，在順治皇帝以來，日益子孫化、傳法化，尤其“自從西洋的勢力侵入，中國的一切都起著劇變。國家多事，簡直顧不到佛教，或者不重視佛教，所以讓他自生自滅的沒落。佛教內部的叢林古製，老態龍鍾，不能適應新的劇變。僧衆的品質低落，受到古製的束縛，社會的摧殘，迅速的衰落下來。禅宗的大德們，除了造廟、修塔而外，還能作些什麼

　　中國佛教進入了從來未有的險惡階段。太虛大師看透了這點，所以大聲疾呼的提倡教製革新。民國四年，寫成了《整理僧伽製度論》。以後時勢演變，又寫《僧製今論》、

　　《建僧大綱》等。以虛大師的僧製思想來說，雖有時遷就事實，而根本主張，還是想合于佛製，僧事僧治，可說是綜合過去的二元的僧製——僧官製與叢林製，統一在新的僧製中。對于在家衆，有佛教正信會的建議(國內也有了居士林等組織)：希望僧衆與信衆，都有健全組織，共同來複興中國的佛教。這雖然與現今南方的佛教國相合，但在中國，不但是墨守老祖規矩(不是佛的律製)的僧衆要反對，而時勢也有些難以辦到!”

　　實際上太虛大師對民國新僧製的建設，並沒有停留在理論層面的空想上，而是落實在具體的實踐之中。一是結合民國社會的現實，創辦中國佛教會組織，維護整個僧團利益，二是創辦佛學院，提高僧人素質。

　　創建中國佛教會，是南京國民政府壓迫漢傳佛教的産物。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以後，很快平息“非基督教運動”。但內政部部長薛笃弼又和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掀起了新一波廟産興學運動，摧殘本土宗教。于1928年3月，在南京製訂出了廟産興學的具體方案，使漢傳佛教界大爲震動。常惺首先在廈門提出“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大醒也在廈門主辦的《現代僧伽》雜志上發出反對廟産興學的呼籲，太虛在杭州以“中國信佛的革命民衆領袖”名義，發表“對于邰爽秋廟産興學運動的修正”，

　　仁山、圓瑛等知名僧人，或以個人名義，或以聯名方式，向國民政府陳說河南、陝西、甘肅等省查封佛教寺院，沒收廟産，迫害僧尼的實情。在江浙佛教界的反對、請願、呼籲浪潮中，國民政府終于認識到佛教爲漢、滿、蒙、藏等多民族的信仰，

　　“摧殘佛教，無疑摧殘民衆對政府的信心，並動搖邊疆民族向心力”。1928年6月23日，蔣介石又打電報邀請在上海發起“全國佛教徒代表會議”的太虛大師來南京，與譚組安、蔡孑民、鈕惕生、薛子良(笃弼)、王儒堂(正廷)、李協和(烈鈞)、張子珉(靜江)等人“洽商”，結果是只能組織中國佛學會，不宜組織中國佛教會。

　　1929年4月12日，太虛、圓瑛、谛閑、王一亭等在上海成立“中國佛教會”，抗議內政部頒布《寺廟管理條令》，迫使內政部在5月25日立法院第27次會議上，重新草擬《寺廟管理條令》，並在12月7日宣布廢止《寺廟管理條令二十一條》，改頒《監督寺廟條例十叁條》，維護了佛教的現有權益。

　　就中國佛教會的成立過程而言，太虛的創會理念已經與寄禅創立中華佛教總會的意圖截然不同。他想在國民政府體製內建構中國佛教會與寺院社區的二元佛教體製，促進漢傳佛教與中國現代化相適應。首先組織覺社，

　　“以著書講學”的形式，闡釋佛教理論，後來又把《覺社叢書》改版成在國內外發行的《海潮音》月刊。其次，在1922年9月，他模仿日本佛教大學創辦武昌佛學院，爲漢傳佛教寺院培養青年僧才。第一屆學生在1924年6月畢業以後，分散全國各地，

　　“以狂熱爲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長老不安，成新舊之爭。”筆者把這些打著太虛大師旗號的革新派僧人稱爲“新僧伽”

　　(=武昌+閩南佛學院派)。新僧伽的出現引起長期的宗派之爭，對佛教的改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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