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与佛学
吴雨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隋唐盛世时代佛教也发展到了中国的鼎盛时期。而宋元以后，佛教开始呈现式微之势。以至于到了明清，处于王权之下的佛教已然失去了真精神。据传清世宗曾发愿要用十年来治理国家，再用十年来专门弘扬佛教、但是世宗在位只有十三年，而且佛教的气象也没有好转起来。每况愈下的佛教到了清末，除了忏诵法事、坐香念佛，而义学几绝。清末民初，中国进入了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东西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冲击涌荡，社会格局亟待改变革新，佛教也随之有了几分新契机。当时出现了一批硕学名家，他们大力倡导佛教三学，并且身体力行，借助佛法以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为世树立了楷模。同时佛教义学也随之产生了丰硕可观的成果。欧阳竟无便是代表之一。
欧阳竟无，原名欧阳渐，江西宜黄人。人称宜黄大师。20岁，捐得秀才。不久入南昌经训书院，考据经史，兼修天文、数学。后受友人桂伯华影响，转向佛学。1904年至南京，受教于杨文会，研习佛典。1906年因丧母痛，发愿断荤绝色，不再仕进，皈依佛门。越年再至南京，继续随杨文会学习佛学。后遵师嘱，东渡日本东京学习密宗要旨，访求佛教遗经数月，其间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切磋佛学。回国后，先于广州两广优级师范任教，不久因病辞职。后与友人李证钢等于九峰山经营农业，大病一场，又罢其业。遂决心舍身为法；于1910年再赴南京从杨文会学习唯识、瑜伽。翌年杨师逝世之后，秉师嘱托，继续操持金陵刻经处，主持校勘佛典等工作。1912年与李证刚、桂伯华等人创立佛教会，从事佛学研究。2年后，在金陵刻经处设立研究部，培养学人。1918年与章太炎、陈三立等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筹建支那内学院。1922年内学院正式建成，亲任院长。院内设学、事二科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以办学和编印佛典为宗旨。同时在研究部内开办试学班，培养佛学研究人才。1925年后，改为学问、研究、法相大学三部。在法相大学内设特科，专讲法相、唯识，从学者云集。又编辑校刻百余卷唐代法相、唯识要典及章疏，流通海内外。1927年起，组织人员，选编集萃，刊印《藏要》三辑。抗日战争爆发，率领内学院学生，携刻经处经版至四川，于江津再建支那内学院蜀院。三年后因操劳过度而谢世。身后留有晚年手订的《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曾由内学院蜀院辑为三十余卷刊行。现由金陵刻经处取名为《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刊布流通国内外。
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那个各种新兴思潮互相撞击的文化大背景下，欧阳竟无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兼容并蓄，并加之自己的生命体验相印证，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其中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依不落于时代的脚步，于今时今世仍有可鉴之处。对于他的佛学思想，下面我们将进入他的一篇十分有代表性的讲演稿中去窥探一番。
欧阳竟无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研究会做过讲演。当时讲题，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由其弟子王君恩洋笔记。文中他认为，佛法即不能定义为宗教的也不能定义为哲学的范畴，何以为之
因为宗教和哲学英文为religion和philosophy,是西洋泊来的词语概念，在中国大地上本无此概念。为了对外宣说，所以勉强将佛法与之相比附。但是这两个概念意义不同，而其范围又极狭隘。所以都是不能概括深奥广大的佛法的。要给佛法一个正确的定义，那就是：
“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
首先，为何说佛法不是宗教
欧阳竟无解释道，
“世界所有宗教，其内容必具四个条件，而佛法都与之相反，故说佛法非宗教。”那是哪四个条件呢
第一、凡宗教都信仰一神或多神和其开创该教的教主，而他们的神和教主，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能主宰赏罚一切人物，人在神权面前是渺小而被怜悯的，要依赖神权，获得眷顾。而佛法则不然。佛入涅槃之时，便对弟子有“四依”的教导。即所谓的“四依、四不依”：一、依法不依人：二、依义不依语；三、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四、依智不依识。这第一点依法不依人，便是说要依持正法，若是于法不合的人，便不能依持。这点在禅宗祖师那里更是体现到了极致。禅者面对“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语时，回复道：
“我若见时，一棒打死与狗子吃。”即所谓“如佛心亦尔，如心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所以，佛法之中诸佛只是我们的导师善友，绝无所谓权威赏罚可言。因此，宗教不免屈抑人之个性和积极自主的精神，增长人之惰性，而于佛法中却绝无有此。至于神我梵天种种戏论，则更早已被佛陀所破斥，是为世人所共知的事实。
第二、凡是一种宗教，必都有其尊守的圣经，这个圣经，只可以信从，不允许讨论，更不可以猜疑。这都为的是：一、
自固其教义，二、把持人的信心。而佛法则又异于此。上文四依中“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便是证明。这两句之中，“义”为究竟根本的事实，对事实的阐述为“语”，但语言有产生歧义的弊端，是有漏的。固不能一味的依之。
“不了义经”，是权语略语，是应根基深浅的一种方便；
“了义经”，是实语、究竟语。所以不必凡是佛说都执为究竟语，从而盲从不加抉择，懂得从中简择而从其胜者，佛陀也会赞叹的。即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是也。这便是佛法容人自由思想之所在。对于有人诘问：
“佛法既不同于宗教，为什么佛经中有圣言量
”欧阳竟无解释道：所谓圣言量，并不是纶音诏旨不容许人讨论，而是已经论证，众所公认共许的言说。譬如几何中的定义公理，直角必为九十度，过之为钝角，不及为锐角，两边等，两角必等之类，已是证明过的事实，又何必讨论
!如果这都不信，则数理没处证明。而且，
“圣言量”是因明学中之因喻。因明论证法则，是用其先已成立共许的因喻，来论证其未成但将立的宗(即论题)。如果这都不信，则因明学则无从讲起。因明学，是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来立理破邪的论证方法，是十分严谨精实的，与一般宗教的圣经截然不同，所以不必怀疑它是迷信。
第三、凡是宗教家，都有其必守的信条与必守的戒约，信条戒约即是他们立教的根本，若犯，则教不立。而佛法又异于此。佛法，有其究竟唯一之目的，而其他都是这一目的之方便。所谓的究竟目的，即大菩提。何谓菩提
即是度诸众生，共登正觉。而正觉即所谓智慧也。这种智慧，非世俗所谓的智慧，而是人人固有，佛与众生平等共有的智慧。但在众生由于烦恼、所知二障，隐而不显。此二障，皆不寂净，都是扰攘昏蒙的性状。所以欲求智慧的人，必须先定其心，犹如水澄清才能照物一样。而欲使水得定，得先阻止鼓荡此水的动因。所以欲心得定，得先持戒。持戒可以禁其外扰，防其内奸，以达到心定的目的。然而，定是以慧为目的，戒是以定为目的；定是慧之方便，戒又是定的方便，是方便之方便。所以，持戒者要以菩提心为根本，而大乘菩萨利物济生，有十重律仪，退菩提心就是犯戒。而佛法规模广阔，菩萨心量宏远，因此不能拘于绳墨尺寸之中，以修苦行为佛法的究极。大乘自不必多说，即使是小乘，也有不出家、不剃发、不披袈裟而成阿罗汉的(见《俱舍论》)。因此欧阳竟无总结道：
“佛法之根本有在，方便门多，率可知矣。”
第四、凡宗教家类都有其宗教式的信仰。什么是宗教式的信仰
纯粹感情的服从，而不容一丝一毫理性的批评。而佛法又异于此。欧阳竟无阐释道：
“无上圣智要由自证得来，是故依自力而不纯仗他力。依人说话，三世佛冤，盲从迷信，是乃不可度者。 《瑜伽师地论》：
“四力发心：自力、因力难退，他力、方便力易退”，是也。”有人诘问：
“你说佛法既不重信仰，为何修持次第资粮位中，首列十信；五十一心所十一善中，也是首列信心所
”欧阳竟无就此回答：
“信有二种，一者愚人之盲从，一者智人之乐欲。前者是所鄙弃，后者是所尊崇。信有无上菩提，信有已得菩提之人，信自己与他人皆能得此菩提，此信圆满金刚不动，这样方能入十信资粮位。如果这都不信，便永劫沉沦。”至于“诸善心所以信为其首者，由信起欲，由欲精进，故能被甲加行，永无退转。是乃丈夫勇往奋进之精神，吾人登峰造极之初基，与夫委己以依人者异也。”这里“委己以依人者”指的便是普通意义上的神权宗教。
通过四条因素的对比，欧阳竟无得出结论“一者崇卑而不平，一者平等无二致；一者思想极其锢陋，一者理性极其自由；一者拘苦而昧原，一者宏阔而真证；一者屈己以从人，一者勇往以从己。二者之辨，皎若白黑，而乌可以区区之宗教与佛法相提并论哉!”所以他认为宗教的概念是不能涵盖博大精深之佛法的。
其次，他还认为佛法也远超哲学之上，亦非哲学所能比附。文中欧阳竟无的论证十分周备严谨，他按照西洋哲学的内容划分方式，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世界观三个角度，对佛学和西洋哲学加以比较。但是其中多牵涉哲学和佛学中唯识宗的专业术语，恐为大多数人难以理解，下面言简意赅，略表一二。
第一、哲学家唯一的要求在求于真理，所谓的真理，就是执定必有一个什么实在的东西为一切事物的究竟本质，为一切事物的源头。原来，哲学家心思比寻常人聪明，要求比寻常人刻切。寻常的人见了某物某事便认为是某物某事，一味地糊涂下去。譬如宗教家说有上帝，这些庸人便承认以为有上帝，牧师教人崇拜神，这些人便崇拜神，一味盲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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