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牟子到惠能
圆成
苏东坡在《食荔枝》一诗中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在这里，岭南人被赋予了诗意的象征，是一种闲适和浪漫的生活取向。事实上，在古代，岭南地处偏远，交通极不发达，远离十原，与北方的联系至多是“楚国的余绪”。其文化多受楚国的巫术等影响较多，而受中原的儒、道思想影响较少，因此被史称为“南蛮”之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蛮夷”之地，却先后诞生了两位奇人，正是由于他们，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得以空前的发展。
这两个岭南人，一是东汉末期的先儒道尔后奉佛的牟子，一是中唐时期的佛教六祖惠能。他们使佛教中国化既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又有了一个圆满的完成。
公元前后，也就是我国的两汉交接时期，佛教经西域传入了汉地。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的抗拒和排斥。
汉明帝时，佛法初入汉地，引起了道教的不满与排斥。《僧史略》记载：汉明帝请来的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道士斗法，结果获得胜利。汉明帝非常高兴，通夜燃灯，庆祝佛法大放光明。
到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时候，儒、佛两家的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提倡“入世”，佛教主张“出世”；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佛教却主张“众生平等”；儒家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佛教却主张离弃父母，出家修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的磨合中，牟子出现了。
牟子， 东汉末三国初人，
生于公元170年，他原是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览诸子百家的儒者，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天下大乱，牟子南逃到交趾(今越南北部)避乱。后来当他回到岭南广信落籍定居，太守请他为“佐吏”，他辞而不就，刺史召他做“州吏”，他也辞而不就，认为“方世扰扰，非显己之秋”。最后他无意仕途而信奉了佛教，遭到当时很多人的非议，牟子因此写了《理惑论》，以这部著述为自己辩解。
《理惑论》，其全称是《牟子理惑论》，又简称《牟子》，被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综述佛学的著作。该书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对于佛教的疑难由问者提出，对问题的解释由答者阐述，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佛教初入汉地时期人们对于佛教的看法和理解。文中共有三十七对问答，详述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汉地时的情景，以及儒、道、释三教的关系，涉及后代儒、道、释三教之间争论的很多问题。其首章为《序传》，末章为《跋》。
牟子在开篇不久即说：
“吾自闻道已来，如云开见日，炬火入冥室焉。”意思是，我自从了解了佛教义理，好像拨开乌云见到了太阳，又好像在黑暗的房间里燃起了火炬。从这里可以看出牟子给佛教予以多么高的评价!
牟子认为，释迦牟尼是佛，生来就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当有人就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表示怀疑时，他便以中国古代“圣贤”相貌的种种神话传说来解释：“谚云：少多见，多所怪……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马喙，文王四乳……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妙，奚足怪哉!”意思是人们并没有对圣贤的相貌有什么疑议，为什么偏偏要对释迦牟尼的不凡相貌表示惊讶呢
有一位道教徒提出： “为道者或辟谷而不食，或饮酒啖肉，……然佛道以酒肉为止戏，而反食谷，何其乖异乎
”牟子是这样答复的：
“吾观老氏上下篇，闻其禁五味之戒，未睹其绝谷之语，圣人制七典之文，无止粮之术，老子着五千之文，无辟谷之事。圣人云：食谷者智，食草者痴，食肉者悍，食气者寿。世人不达其事，见六禽闭气不息，秋冬不含，欲效而为之，不知物类各自有性，犹磁石取铁，不能移毫毛矣。·”大意是我考察了《老子》的上下二篇，只见他提出“五味令人口爽(吃得过多就会败坏人的口味)，没有见他要求要绝谷不食的话，孔子着了七部经书，里面也没有不吃饭的方术，老子着的书中也无辟谷的事。圣人说吃粮食的人聪明，吃草的动物蠢笨，吃肉的野兽膘悍，做呼吸导引的人长寿。世俗之人，见六禽闭气不息，秋冬进行冬眠，想去学这些禽兽，不明白物类各有自己的本来性质，这和磁石能够吸铁，却不能吸一根毫毛是一个道理。
当有人责难佛教戒律不合传统时，牟子也以儒道之观点释疑，说明这些戒律与中国“古之典礼无异”，若能依其修行“亦得无为，福流后世”。当时有人根据《孝经》里面所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提出：
“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意思是如今沙门剃去头发的做法，是多么违背圣人的教诲，不合乎孝子之要求啊。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牟子先举了一个例子：从前，有一对父子乘船渡江，父亲不慎失足落水，他的儿子挽起袖子伸出胳膊抓住了父亲的头发，把父亲从水里拽了上来。这时父亲已经昏了过去了。儿子连忙把父亲的身体头朝下倒过来，不停拍打他的后背，终于“水从口出，父命得苏”。牟子分析道：抓住父亲的头发、颠倒父亲的身体，“不孝莫大”，可是这是为了救父亲的性命。如果只是对落水的父亲拱手行礼，“修孝子之常”，父亲就只能眼睁睁地被水淹死了。所以做事情要合于时宜，不可拘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然后牟子又举了一例：周代的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为了让幼弟季历继承王位，他与二弟仲雍躲避到江南，而且按照当地的风俗，
“断发文身”在吴越地方长住下来。牟子分析说：泰伯“断发文身”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孝经》里所说的“身体发肤”之义，可是孔子却极为称赞他，认为他的品德可谓“至德”。
最后，车子指出：
“由是而观，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
刁；合孝乎
”意思是：从这些事例来看，如果要讲大的品德，就不必拘泥于小节。沙门捐出了家里的财产，舍妻弃子，不要声色方面的享受，是最大的谦让，怎么能说是违背圣人的教诲，不合乎孝道呢
针对“世俗之徒”对于佛教的非难，《理惑论》里面还说：
“子之所谤，犹握瓢盅欲减江海，蹑耕末欲损昆仑，侧“掌以翳日光，举土块以塞河冲。”意思是说：你们对于佛教的诽谤，丝毫无损于佛教。就好像用瓢或酒盅舀水，想使江海的水减少：又如用耒耜铲土，想把昆仑山变矮；又似举起一只手，想要遮住太阳；又如拿起一个土块，想用它去堵塞河流一样。
在《理惑论》中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古代有一个音乐家叫公明仪，他曾经为牛弹奏名为《清角》的很高雅的乐曲，曲子非常优美动听，可是，那头牛仍旧低着头吃草，根本不理不睬。后来，公明仪就用琴声模仿蚊虻飞来飞去和牛犊叫唤的声音，正低头吃草的牛一下子就抬起头竖起耳朵专注地听着，一边还不停地甩动尾巴，似乎在驱逐蚊虻。
牟子就这个故事发表评论说：“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他的意思是说牛能听得懂蚊虻飞的声音和牛犊叫唤的声音，但不能理解高雅的音乐，因此不要白费力气地为它弹奏乐曲；对人说话也是如此，要适合听者的理解水平。
当谈到“因果报应”时，牟子说：“夫吉凶之与善恶，犹善恶之乘形声，
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意思是行善的后果是“吉”，作恶的后果是“凶”，这是天生就注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干预的：就好像一个人或善或恶，不可能没有表现，一定会通过他的行为、言语表现出来。
在回答“孔子以《五经》为道教，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的质疑时，牟子则直接引用儒家的“人道法五常”和老子的话来释疑说如果按照“道”的法则办事，就可“侍亲”、
“治民”、 “治身”。牟子想要说的是佛道对于维护统治秩序和指导个人道德修养是十分有用的。
“五常”本是儒家的道德主张，牟子把它与道家观点糅和在一起，这其实是借用了汉初“黄老之学”的某些观点，因为当时佛教初传入汉代时，“道术”正受着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推崇。而佛教要在汉土立足，就得借助于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的“黄老之学”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在文最末，宋问难者经过与牟子反复较量之后，理屈词穷，只好认输，甘心作一名信佛的居士时说：鄙人蒙瞽，生于幽仄，敢出愚言，弗虑祸福，今也闻命，霍如汤雪，请得革情，洒洗自救，愿受五戒，作优婆塞。意即：我如同个瞎子一样，心思狭窄，说了这些愚蠢的话语，丝毫没有考虑是福是祸，今天听你说了这些道理，就如以熟汤去泼雪，我现在顿然明了，请允许我洗心革面来救赎自己，我愿意皈依佛教，做一个在家的居士。
总之，为了维护佛法，牟子杂糅了儒、道、佛三种文化思想著作了这部《理惑论》，尽管与原来的印度佛教的教义有许多不相符之处，但这也说明了佛教传入汉土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发生的关系及其逐步磨合的过程。牟子的这些论述对佛教的启蒙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开启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下面就要谈及另一个岭南人惠能了。
据《六祖坛经·略序》中记载：大师名惠能。岭南新州人。父亲卢氏，母李氏。诞生于唐贞观十二年二月八日子时，时毫光腾空，异香满室。黎明有二异僧造谒。谓师之父曰：夜来生儿，专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施众生，
能者能作佛事。言毕而出，不知所之……
惠能三岁丧父，母子二人从新州迁移到南海，稍长靠卖柴养母度日，直至成年。一日听人念《金刚经》，心灵受到震动，后千里跋涉赴黄梅东禅寺，拜五祖弘忍为师，作“行者”在碓房舂米，八个月后，弘忍选嗣法弟子，命弟子各做一偈。神秀上座书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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