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与密宗
天晟传统文化研究所 陈士东
太虚大师精识五明，殚心三藏，长于融贯统摄，为中国佛学之大成者。密宗为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种，作为希冀八大宗派平等发展的太虚大师，当然对密宗有一定的涉猎，其对密宗密法有褒有贬，毁誉不一，大师著作等身，谈密文论散见各篇，为省学人查寻之劳，我今将大师论及密宗之语汇集一处，以供学人参考。
太虚乃大师出家之表字，俗名吕淦森，关于大师名号，亦如其学识一样众多文异，有俗名、法名、笔名多种，如在密宗方面，曾托名“密宗革兴会”，发表《王师愈诤潮中之闲话》。大师与密宗之缘起，乃在于1915年，时大师二十七龄，是年秋季，读陈某《中国之阿弥陀佛》文，见其叙及日本密宗教义之独特，乃有一究密宗之心(见《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由于忙于他务，大师当时未做参研，直至1918年，方于密部经轨，就《频伽藏》一度披阅，但也未曾深入(见《自传》十)。同时，大师积极为密宗之弘扬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王弘愿居士翻译日僧权田雷斧《密宗纲要》并刻印，不久大师便将其编入觉社丛书中，广为流传。1920年，王弘愿又译权田雷斧《曼荼罗通释》刻印，大师特为此在他创办的《海潮音》杂志上介绍，刊载该书三卷至五卷，载有《大日经住心品疏续弦秘曲》。此外，王弘愿还译介净严《密教的数息观》，又撰《日本密教高祖弘法大师传》等。就这样，在大师的支持和倡导下，王弘愿首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密教，为近代密教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师曾评定说：“以近年闻密教之风兴起者，多得力于居士所译雷斧诸书”。
1921年，大勇法师参加大师在广济寺讲《法华经》盛会，时在北京弘密的日僧觉随亦来听讲，力邀大师赴日本，以承传唐代东传之东密，大师无意于此，谓“无即身成佛之野心”而辞。而大师门下弟子大勇以为“末法众生去圣时远，知见狭劣，垢障丛深。欲令入佛，非得三明六通，难以起大众之信，回流俗之狂，而佛法终无由昌大，劫乱终无由拯救”，而密宗则正可挽此狂澜，为末法众生之良药。于是，他欢喜随觉随不远万里东渡日本学密。大师记载此事说：“全国缁素既知密宗有复兴之必要，日加注意。于是日僧若演华、若觉随之传密者，先后来华，而誓志东渡留学者亦日多，先则日之纸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松，后则有显荫。又应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大师谈到诸师接踵东渡，事实确是如此。大约1921年至1935年间，先后东渡的有名者有大勇、持松、显荫、纯密、谈玄、能海、超一、又应、纸密等，其中前三人尤为著名，大师认为“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尔，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尔”。大勇法师学成归国，大弘密法，大师闻其传密于杭，即以严切手书，责以速来武汉，乘寒假期间传修密法。1924年1月27日，大勇开坛传授十八道一尊密法于大师之武院，入坛者共二百三十七人，武汉密法，忽焉而盛，大师亦以得见密宗复兴为志。7月7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对大师复兴密法之志有所影响，从而使大师于文中对密宗微有贬斥之词，原因是这天日僧权田雷斧于潮州开坛传密法，王弘愿得传法灌顶，为广东居士传密之始基(王1926年在广州六榕寺设坛灌顶，1932年在潮州为比丘灌顶，其弟子冯达庵在六榕寺建解行精舍，另一弟子伍某也开坛灌顶)。大师因是僧人故，故以净行为尚，对日本僧人有反常态之举必为不满，他在得知权田雷斧要来华时，便曾致书王弘愿：“读敬告海内佛学家书，闻知日本雷斧僧正将至中国，此诚一大事因缘也！……然虽冒僧正之名，实缺僧行。
闻之演华师，其年七十余时犹娶妾——闻日本僧皆如此，已成通俗，所行殆不亚于居士非议于净土真宗之某某上人者。夫密教贵行，空言无行，则只能以哲学者观之，不能以密教阿奢黎视之也。故私意，当请其周行讲学，等之杜威、罗素，而不应有开坛灌顶之事。质之居士，以为何如？”王弘愿大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因此而造下僧俗、显密之诤的根源。初以曼殊揭谛与王弘愿诤，后大师之《海潮音》出密宗专号，责难王弘愿；王弘愿也特出专刊以反驳之(王及弟子等办有《解行佛化》季刊)。大师作《王师愈诤潮中的闲话》再破之。当时东密以“六大缘起”为据，凌驾诸家，大师乃作《缘起抉择论》以辨之，谓“(业感、赖耶、真如、法界、六大)五种缘起，于所知法，于能知人，皆当以六大缘起为最浅！”由此文可以看出，大师此时对密宗中的东密已生出异议之心，对其今后复兴密宗之志定会有一定影响(此处之复兴者指传入日本之唐密)。1924年9月，大师忽召武院全院师生，宣布院务暂交善因代行，辞院长职位。人多不知其因由，实际是武昌佛学院学员倾于密宗，乃至其中大部分学僧及职员如大刚、超一、法尊、观空、严定、法舫等相继随大勇法师北上，尤其是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杨选承、杜汉三、黄子理等名流支持密宗，从捐资支持武院院董李隐尘、陈元白、赵南山等受持松上师传法后，更加痴迷于密法，使武院从经济及人才上受到痛击，而至一蹶不振。大师原来以见密宗复兴为志，然密宗兴而大师事业衰败，实非其所料及。大勇北上的原因是，他以东密由中国阿奢黎惠果传于空海，而惠果又得自金刚智、善无畏，间接又间接，且在日本流传千余年间不无迁变。而西藏密教，则由印度莲花生直接传授，于是决心学藏密，便北上投白普仁上师学藏密，开创藏文学院，以为入藏求法做准备。自1915年大师对密宗引生兴趣到1924年，可以说是他于东密接触之期，从协助复兴中国密宗到不满密宗人士某些行为，大致略如上述。
1925年，大师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听众日常千人，法芳、法尊译语兼记录，法会期间，西藏之多杰觉拔格西、贡觉仲尼均来参听。此间大师于西藏一些人物开始交往，如多杰格西来藏文学校，大师赠汉僧衣帽披戴之，不久格西名声广播，藏中大法亦盛传内地。现今海内外将藏密东传划为三个时期，而以多杰格西、诺那、贡噶为代表人物，多杰格西“誓传密轨，以拯中国”，他的内地传法被称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重大意义的一次密法东传，他成为当时集密宗之大成的一位上师，时人称之“嫡传五部，总摄万法，出显入密，平吞三藏，如莲花生，如阿底峡，如宗喀巴”(见《密乘法海》)。多杰格西与白普仁喇嘛受聘教授大勇及藏文学院，使大勇等藏传佛教知识提高许多。1925年5月，大勇改组藏文学院为留藏学法团，因乞大师开示，大师书偈以赠之。同年8月，东密藏密泛滥日深，一些喇嘛“形服同俗，酒肉公开”，东密谓“曰俗形居中台也，曰定妃为女形也”，一些居士据以传法，且夸“即身成佛为独具之胜义”。大师对此现象早于春日即作一《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显密问题》，对此提出评论。在庐山学窘，更讲《论即身成佛》，主张：“纳于教理，轨以戒律，严其限制。望大心比丘，深入东密藏密而治为中密。“大师认为，单纯地移植东密、台密或藏密都是不可行的，并非其不能修，而是有不适应汉地之处，所以要建设“中国(化的)密宗”，除了深入东密藏密而治为中密外，还要“革去东密之荒谬部分，摄其精要，融合台密藏密及被轻实重之所谓杂密，继印度超岩寺重建系统之组织，以大小戒律绳其行，以性相教理轨其解”。印度超岩寺系统，即阿底峡尊者《菩提道灯论》所概括之体系，因阿底峡尊者论中提倡清净教法，不尚双修而注重菩提心、清净正见，不尚空谈而注重守戒、重因果，因此得太虚大师敬重。1926年夏，大师作《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内中有云：“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从此可以看出，大师对中国密宗之振兴已无大志。
由于大勇法师率团进藏求法的先例鼓舞，僧俗大众或结队或单身入藏求法，如根造、密显、转逢、李证刚、释明高、释通孝、邓隆、段克兴、王森等先后西进，其中如转逢(1879—1952)于1940年随大师出国访问，由噶仑堡进藏，住哲蚌寺礼多杰格西为师修密，后在东南亚国家弘法。又如释通孝法师，进藏学法十分刻苦，后回汉地弘法，现仍在世，弘法于四川峨眉山。1927年10月，常惺欲去藏区学密，大师劝阻之谓：“融摄魔梵，渐丧佛真之泛神秘密乘，殆非建立三宝之根本。“经书十倍华土”，“圣证多有其人”，藏僧夸言，未堪保信！”由此可见，当时大师对藏密是有一定成见的，这成见的来源我想是因大师当时对藏密了解得不够多而致。1929年4月，大愚(曾皈依大师为弟子)在沪弘法，陈元白为之宣扬，大愚自谓庐山闭关，得见普贤现身，授以心中心咒。由于他好言宿命，以神通惑世，而遭印光大师等反对。同年夏，王森甫等颇为所惑，大师告以：“大愚偶言人宿命，事无可稽，徒益人疑谤，皆不应传述。凡此鬼神亦优为者，佛法行人勿存心念将以为逗人方便！其被此等方便引生之信心，大抵迷信，徒长鬼神教之焰，反蔽佛光”。1930年6月，康藏学法团成员恒演法师编有《略述藏区之佛教》，大师为序于《觉园》。大勇法师因积劳成疾，于1929年冬圆寂，学法团后由大刚领导，他们迭陈两电，望大师先往藏区修学正法再事弘通。武院王森甫等去电折之，谓“两电奉劝虚公，段段以先学后教为请。用意虽佳，而为计已左。同人等一再讨论，未便冒昧转呈。.......区区藏文，何足劳虚公一盼！”
1930年11月，刘湘拟选汉僧入藏留学，以通汉藏文化之友谊。大师欲以川省设学校，集汉藏僧青年而教导之，然王晓西、何北衡等不意如此，最后，以何北衡之建议于废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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