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对。不对，佛教徒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前两者那样的权力欲、征服欲和追求商业上的利益。他们的传教远征是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名利，完全出于一种要把佛法传到异国的弘教的热诚。正因为有着这种带有崇高使命的火热的决心，所以才能冲破一切艰难困苦，把佛法传到了异域。
当然，其中也会有人在途中遭到挫折，仰望着遥远的东方的晨空，被沙漠所吞没……
松 本 总的来说，这种从西域来的佛教徒，早已下定了埋骨异国的决心，所以归化中国的人也很多。
池 田 这也是他们与士兵、商人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徒并不是单纯在丝绸之路上经过和往来。他们的目的始终是在于传布佛教。
结束了语言无法形容的艰难的旅程，下面的使命早已在等待着他们。不言而喻，那就是超越人种或民族的差异，弘扬佛教，把佛法教给所有的人们。这时，作为这种弘教活动的一环，翻译佛典的工作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突出起来。
野 崎 在佛教传来的初期，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主要是西域各国的佛教徒，而不是印度的僧侣。当然，后来从当时称作天竺的印度也陆续有僧侣到来了。
松 本 中国最初称呼从西域各国来的佛教僧，一般都是在名字的前面冠以出身的国名。例如刚才谈到的东汉时代来的安世高，他原是公元前２５０年左右在现在的伊朗地方建立的安息国的王子。他借父王死去的机会，把王位让给叔父，为了学习佛教，年轻时就离开了本国，周游西域各国，后来终于来到了洛阳，２０年间一直从事佛典的翻译。
另外，同是东汉时代来的支娄迦谶和支曜［支曜，生卒年月不详。西域人。东汉灵帝中平二年(１８５年)来洛阳，翻译《成具光明定意经》等。］、三国时代的支谦［支谦，三国时代佛教翻译家。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氏人。随祖父于东汉灵帝时来中国。后迁居吴地，吴主孙权拜为博士。译出《大明度无极经》等８８部、１１８卷。——译者］以及东晋的支施崙［支施崙，生卒年月不详。月支人。东晋咸安三年(３７３)年凉州，译出《首楞严经》等。］等人，都是支、即月支国出身的人，或者是这些人有子孙。前面曾经提到过，当时的中国人都把贵霜王朝看作是月氏族建立的国家，所以都这样来称呼来自其统治下的地方的佛教徒。
还有后来译过１０卷《正法华经》的竺法护［竺法护，原名昙摩罗刹(Dharmaraksa)，西晋僧人，世居敦煌，原籍月氏。共译出佛教经典１７５部、３５４卷。其中有《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正法华经》等。——译者］。他实际上是出生于敦煌的月支人，所以也称作支法护、“月支菩萨”。因为他的师父是名叫竺高座的天竺僧人，所以从师姓，起名为竺名护法。
此外，大家知道东汉的康孟详［康孟详，生卒年月不详。据说其先祖为康居人。东汉献帝(１８９－２２０年在位)时业洛阳，译出《中本起经》、《修行本起经》等。］和三国时代的康僧铠［康僧铠，生卒年月详。三国魏嘉平四年(２５２)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经》等。］等人，都是从康、即康居［见于汉魏时代史书的国名，为土耳其系数牧民所建，以中亚的锡尔河下游吉尔吉斯草原为根据地。康居以通商谋利为目的，以后直到晋代仍经常向中国派出使节。］来的。据说这个国家是在现在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撒马尔罕地方，当时也是佛教国家。
野 崎 不过，当时的西域各国，据说因国而异，有的以“小乘”教为中心，有的一直信仰“大乘”佛教。当然，其中也有的两者并存，但总的来说只信仰一方。
例如刚才谈到的安世高。他只翻译了《四谛经》、《八正道经》和《转*轮经》等属于小乘的经典。
另一方面，来自月氏支的支娄迦谶，主要翻译了《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经》等所谓大乘经典。我想这说明了他的出身地大月氏是大乘教国家。
池 田 是这样。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总而言之，从公元前后到唐代，佛教在西域各国获得极大的繁荣。这种繁荣盛况，通过著名的法显的《佛国记》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可见一斑。在西域３６国——不，据说这个时代有５０多国，在中亚一带，佛法已经“广宣流布”。
据学者们，形成西域这些国家的民族是雅利安人。他们都说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也能通过梵文来读佛典。当然也发现过和阗文的佛典。总之，中亚各国在语言上是相近的。
可是，佛典一旦传到中国，那里是属于汉藏语系，两者的语言结构根本不一样。印度是用表音文字来表达，中国是用表意文字来记述。——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两者的不同。因而在那里必然要把佛典译成汉语。
因而，为了克服这种语言上的障碍，需要有通过活跃的商业活动而精通梵汉两种语言的西域人来作媒介。
宝贵的文化遗产
松 本 这样开始的佛典翻译，是从东汉的桓帝时代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北宋时代——即１０世纪至１２世纪，长达１０００年。简直令人无法想像。
池 田 同样是翻译，同近代日本输入西方文化相比，其规模还是一样的。因为从所谓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以来，毕竟还只经历了１００年多一点嘛(笑)！
当然，过去的佛典从梵文翻译成汉文同现代的翻译，有着时代和社会状况的不同，另外还必须考虑到印刷术飞跃发展的因素。当时是要一字一句笔录下来，那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尽管如此，动辄就是１０００年，这到底是大陆的衡量尺度呀！而且应该说，只有具有自太古以来的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汉民族，才能完成的。
野 崎 中国本来就是一年重视文字的民族，一旦知道来自域的佛教是将会留之于人类历史的宝贵的宗教，当然要把它翻译过来，留于后世。
松 本 不过，儒家的学说也被当作经典，受到尊重，大学里设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为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所设立的官名。五经是指儒家基本文献《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和《春秋》。任命各个经典的权威为博士，解答皇帝的疑问，教授弟子。］，留传后世。……
池 田 儒学的学说是中国人自身产生的民族古典，受到重视并没有什么奇怪。而佛教的情况不一样，最初当作异域的宗教而遭到排斥，后来逐渐为一部份人所信仰，但仍和黄老的神仙方术混同起来。最后终于时机到来，接连不断地把佛典翻译成汉文。
要说这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佛教在文化上给中国民族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起码在北宋以前的１０００年期间，如果忽视佛教的影响，那就无法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而且，在概观中国接受佛教的历史时，从翻译了什么样的经典，也可以推测出当时代的佛教情况乃至社会状况。佛典汉译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佛教兴隆史，是１０００年间中国文化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因素。
野 崎 最近几个月，我也读了几本中国通史。从东汉经过魏、蜀、吴的三国时代，到西晋、由五胡十六国开始的南北朝时代、隋唐统一王朝的成立，王朝的变迁令人眼花缭乱，太复杂了，有些地方确实是外行很难理解的。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正是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重要的佛典一卷接一卷地译成汉文，而且以此作为重要的弹动力，佛教普及到中国全境。
松 本 我在学生时代，为了应试的准备，也曾有过为了记住五胡十六国的名字而辛苦的体验(笑)。这也可能是由于我学习不能持之以恒的缘故吧。不过，在单纯的通史中忽视了作为其背景中的一种有力的起因的佛教，那也许也会构成阻碍理解这一时代的一个原因。
比如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我们通过《三国志》等史书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魏、吴两国，佛教迅速地昌盛起来。我们经常举出的一个象征性的事例是，一个叫作朱士行的人，据说是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
他是颖川(河南省)人，精通般若经，但感到原典不完备，于魏甘露五年(公元２６０年)从雍州(陕西省)出发去了西域的于阗。在那里获得了二万五千颂的般若经的原典，让弟子带回了国。他自己在８０岁高龄时客死于西域地方。这部原典后来翻译出来，就成了２０卷的《放光般若经》
野 崎 在江南，吴主孙权皈依了佛教。“折伏”［折伏为佛教用语，破除邪法、邪义使之归伏正法的意思。——译者］(笑)他的是康居的康僧会。这位僧人的一生也是变化多端的。
据《出三藏记集》［梁代僧祐(４４５－５１８)著。为现存最古的汉译经典的目录书。以现已散佚不存的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为基础写成，并有译经僧的传记。］说，康僧会的先祖由康居入天竺，又由那儿移居到现在越南中部的交趾经商。他１０岁时因父母双亡而出家。赤乌十年(公元２４７年)到吴的建业，翻译了解说大乘实践修行的六波罗密［波罗密为梵文Paramita的音译，汉译为“度”，“到达彼岸”的意思。六波罗密指大乘佛教的菩萨应当实践的六种德目，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集经》等经典。他还善于唱诵梵呗。其特质是个善于实践布教的人，除了让孙权皈依之外，在教化民众方面也很活跃，终于为江南的第一座寺庙建初寺开了基。
江南还有一个叫支谦的在家居士。他在孙权的援助下，译出了不少大乘经典。他的祖父支法度原是来自月支，后归化于中国。顺便说一下，教导他的支亮，是东汉时代来华的支娄迦谶的弟子。
可以看出，２世纪前后从西域陆续来华的佛教徒们，从一开始就决心要埋骨于异国的土地——中国。他们与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士兵不一样，走的是一条从西往东的单程旅程。
这些佛教徒对信仰的一片热诚，到了三国时代终于发了芽，在具有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地上开出新的文化的花朵。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战乱与纷争不断的社会里，同平民大众的心里所渴望的东西相呼应。
池 田 是这样的。人类的历史并不单纯仅由政治、经济的结构来决定的。在任何时代，平民大众虽然经常处于社会的底层，但有着像山麓下的原野那样的宽广度，支撑着人的各种营生。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平民大众的心灵活动。
要了解这一时代中国的历史，如果不看佛教由于佛典的汉译而获得飞跃发展，在很多中国民众的心中植下佛法的种子这一事实，那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时代演变的主流。
松 本 顺便看一看３世纪至６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佛寺和僧尼迅速增长的数字，也可以了解佛教在中国大陆以燎原之势普及的实况。据记载，６世纪末，华北全境有寺庙３万余、僧尼２００万。在江南，据说梁代有２８００多座寺庙、僧尼８２７００人。
野 崎 不用说，另外还有许多在家的信徒。由此也可以说，佛教基本上的中国大陆已经完全扎下了根。
不过，也有的学者说，这一时代僧尼之所以增多，是由于乱世出家比较安全；佛教扩大到江南的原因是由于很多汉人不得不从中原的洛阳迁往南方……
池 田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原因。不过，我认为，在中国全境，出家人如此增多，佛教如此迅速扩大，其原因还是由于佛教本身当中就有着一种要冲破一切障碍、不断发展的能量，而且包含着作为世界宗教的崇高的理念。
特别是在中国，汉译的大藏经仅经、律、论三藏就多达１４４０部、５５８６卷。完成了这样庞大的翻译工作难道还不可以作为其中的最大原因吗！我认为，这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说它是给人类历史留下了空前未有的文化遗产也不是言过其实。
《续·我的佛教观 二 佛典的汉译》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