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译经组织，完善而又周密，分工明确且逐步成为定制。据《翻译名义集》卷三、《宋高僧传》卷三和《佛祖统纪》卷四十三等记载，译经组织主要有以下人员组成：
(一)译主。即译场主持人，在译经时手执梵本，坐于译场的中间正位，面朝外，口宣梵语，大声宣读。
(二)证义。又称证梵义，译经时坐在译主的左面，与译主评量已译出的梵文意义与梵文经卷原文有何不同，以便酌量修正，不使发生理解上的错误。
(三)证文。亦称证梵本，译经时坐在译主的右面，听译主高声诵读梵文，以检验诵读中有无差误。
(四)书字。又称度语、译语或传语等。系根据梵文原本写成中文，但仍是梵音。
(五)笔受。又称执笔，即翻梵音为中国语言。
(六)缀文。又称次文，负责调理文词，把梵文的倒装句等重新组织成符合汉语习惯的句子，使成句义。
(七)参译。又称证译，参核汉梵两种文字，使之完全相合，不出语意上的错误。
(八)刊定。别称校勘、总勘、铨定。刊削冗长、重复的句子成为简练的句子，定取句义。
(九)润文。又名润色，位于译主的对面，负责润色文辞。
(十)梵呗。用高声念经的调子将新译的经唱诵一遍，以检验其是否顺口顺耳，美妙动听。
(十一)监护大使。由皇帝钦命大臣，监阅译经。
此外，有的译场还设有“证禅义”一职，专门评量有关“禅法”的含义。唐代中斯所设，沙门大通曾充任此职。
唐代所译经典，综合了众人的才智，它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因而质量较高。唐以后，宋明虽仍有佛典的翻译，但成绩平平，远不如唐代那样昌盛。
三、中国僧人为译主 帝王为译经作序
我国的佛典翻译，自东汉起到唐代为止的七百年间，从事翻译的多达百余人。在唐代以前，虽也有中国人参加佛典翻译，但译主绝大多数为外国人，据不完全统计，唐以前中国僧人独立进行翻译的，有帛法祖、竺佛念、智猛、道泰、法盛、昙曜、居士沮渠京声等人，但他们所译经典都不是很多。其他如法显、智严、宝云等，大都是与他人合作翻译。至于道安、慧远等，虽对佛典翻译有巨大贡献，但大都是组织他人翻译，自己并未躬与译事。而道生、僧〖FJF〗NDE43〖FJJ〗、僧肇、法钦等，也只是参加助译，没有独立自任译主。因此，唐代以前，我国的佛典翻译，基本上是由外来沙门执牛耳。由于译主多为外国沙门，他们一般都不通汉语，所以必须要有中国僧人作助译，而中国僧人一般又不通梵文。即使有极少数外国僧人也懂得一点汉语，在翻译中还是会碰到一定的困难，所以翻译出来的经文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如鸠摩罗什，据说是精通梵语，兼娴汉语，为佛典翻译界第一流宗匠。但他翻译的《大智度论》，僧〖FJF〗NDE43〖FJJ〗还是说他“于秦语大格，唯识一往，方言殊好，犹隔而未通”(《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智释论序》)。又如僧伽跋澄“久游中土，善娴汉言”(《高僧传》卷一《僧伽跋澄传》)，但他所译《婆须蜜论》，僧伽提婆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它“多有乖失”(同上《僧伽提婆传》)。所以道宣曾说：“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
真正由中国人自任译主、组织译场进行佛典翻译的，是唐代的玄奘和义净。他们二人先后游学印度，入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大小乘佛教，然后各自携带大量的梵本经、律、论回国。由于他们都精通梵文，故能自任译主，无需他人转梵为汉，翻译质量大大提高。
玄奘在那烂陀寺详为研究梵书，终于洞达其辞，并能清晰典雅地运用，使得那烂陀寺的印度佛教学者也大加赞服。后来他又在印度用梵语着《会宗论》3000颂、《制恶见论》1600颂和《三身论》300颂(均未译为汉文)。回国以后，据说又曾将老子《道德经》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可见他梵文造诣之深。正是由于玄奘不仅精通梵文以及古印度的方言俗语，而且对于大小乘经论的义理无不洞达，所以他能自任译主，在翻译中得心应手。道宣在叙述玄奘翻译时的情景说：“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同上)又说：“世有奘公，独高联类，往返振动，备尽观方，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议接对，不待译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故唐朝后译不屑故人。”(《续高僧传》卷四)
义净亦精通梵文，故和玄奘一样能自任译主。所译经典，也是超类拔群。唐中宗在其所制《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中谈到义净的翻译时曾说：“古来翻译之者，莫不先出梵文，后资汉译。摭词方凭于学者，诠义别禀于僧徒。今兹法师不如是矣，既娴五天竺语，又详二谛幽宗。译义缀文，咸由于己出：指词定理，匪假于旁求。超汉代之摩腾，跨秦年之罗什。”从而称颂他是“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影印《宋碛砂藏经》第136册)。
唐代不仅有玄奘、义净那样既精通梵文又洞达佛教义理的中国人自任译主，而且新译出来的经论，常由帝王御制圣教序，标于经首。唐代以前，为经、论作序的，大都是佛教僧人。偶尔也有一些王公大臣为经论作序，但很少有帝王亲为制序的。见于佛教史籍记载的，只有大梁皇帝曾作《注解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唐代情况就不同，一些高僧大德译出的经论，常有帝王为之作圣教序。唐代佛典翻译家比较着名的有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般若等，世称唐代八大翻译家。在这八大翻译家中，有六人所译的经论，皇帝为之作经序。
唐玄奘在译出经、论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太子李治也为之作《三藏圣教记》，后来，太宗又命皇太子为玄奘所译《大菩萨藏经》作后序。
义净译出经、论后，先有武则天为制《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令标经首；后有唐中宗为作《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颂扬义净的翻译成就。
实叉难陀在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华严经》时，“天后(武则天)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品名”(《开元释教录》卷九《实叉难陀传》)。其所作序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序》。此外，武则天还曾为之作《大乘入楞伽经序》。
菩提流志译出经、论后，唐睿宗为之“御笔制序，标于经首”(同上《菩提流志传》)，即《大宝积经序》。
不空在译出经、论后，唐代宗先后为之作《仁王护国般若经序》和《密严经序》。
般若在译出经典后，唐德宗为之作《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序》。
此外，地婆诃罗(日照)译出经典后，也有“天后亲敷睿藻，制序标首”(同上《地婆诃罗传》)，名为《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
四、完整的梵本 创新的翻译
初期来我国译经的西域僧人，大都没有梵文原本经典，仅凭其记忆背诵而已。梁启超曾说：“印土僧徒，夙贵呗诵，所治经典，类能记，最初〖FJF〗NC231〖FJJ〗译，率凭口传。”因此他认为，“安清、支谶、安玄、康僧会诸传，皆言其讽出某经或诵出某经，其是否挟有原本，盖不可考”(《佛学研究十八篇》，《佛典之翻译》)。这一论断，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古印度，佛教一开始确定是凭师徒口传而流行的。法显在《佛国记》中说：“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这是法显当时在印度见到的实际情况。至于梁启超说，“罗什所译诸书，恐亦皆无原本”(同上)，这说法则可以进一步研究。因为佛教史书记载，罗什译《大品般若》时，就“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译异音，交辩文旨”(《出三藏记集》卷八，僧〖FJF〗NDE43〖FJJ〗《大品经序》)。总之，初期译经，大都没有梵本，仅凭译人口诵，这是应该可以肯定的。后来译经事业不断发展，不仅来华的外国僧人常常带来梵本经典，而且出现了一批西行求法者。他们也赍回不少梵本，于是逐渐有了手执梵本、口宣汉言那种译经方式。但是，在唐代以前，凭以翻译的梵本，仍是很不完整的。隋代僧就曾说：“致来梵本，部夹弗全，略至略翻，广来广译。”(《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引《新合大集经序》)唐代译经则梵本齐全，仅玄奘和义净二人从印度携回的梵文原本经典，数量就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其中玄奘携回的梵本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657部，义净携回的梵本经、律、论约400部。此外，先后来华的外国僧侣如波颇、那提、菩提流志以及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都曾携带来一些梵本经典。
唐代不仅梵本经典齐全，而且翻译方法也有所创新。唐代以前的译经，一般认为，从“东汉到东晋，所有译出经典，全是直译，没有意译”。直到“后秦姚兴时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大译经典，意译派盛行，佛学因此广泛的流行起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九章《佛经的翻译》)由于初期译经，大都采取直译，因而译出的经典没有文采，十分难读。如安世高的译本“质而不野”(《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世高传》)，“贵本不饰”(同上卷六《大十二门经序》)；支娄迦谶的译本“了不加饰”(同上卷十三《支谶传》)，“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同上卷七《合首楞严经记》)；竺佛朔的译本“弃文存质”(同上卷十三《支谶传》)。所谓“质”、“不存文饰”等等，都是指直译的佛经，文句不顺，词不达意，使人难以读懂。后来大家感到这种直译不很好，所以从秦鸠摩罗什开始，逐渐采用了意译法。意译的经典，在文字表达上比之过去的直译显然要好得多，文句确实比较通顺了。但多多少少与原着的思想有所出入。唐代的玄奘，改变了过去的传统翻译方法，创造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科学的翻译方法，即所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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