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譯經組織，完善而又周密，分工明確且逐步成爲定製。據《翻譯名義集》卷叁、《宋高僧傳》卷叁和《佛祖統紀》卷四十叁等記載，譯經組織主要有以下人員組成：
(一)譯主。即譯場主持人，在譯經時手執梵本，坐于譯場的中間正位，面朝外，口宣梵語，大聲宣讀。
(二)證義。又稱證梵義，譯經時坐在譯主的左面，與譯主評量已譯出的梵文意義與梵文經卷原文有何不同，以便酌量修正，不使發生理解上的錯誤。
(叁)證文。亦稱證梵本，譯經時坐在譯主的右面，聽譯主高聲誦讀梵文，以檢驗誦讀中有無差誤。
(四)書字。又稱度語、譯語或傳語等。系根據梵文原本寫成中文，但仍是梵音。
(五)筆受。又稱執筆，即翻梵音爲中國語言。
(六)綴文。又稱次文，負責調理文詞，把梵文的倒裝句等重新組織成符合漢語習慣的句子，使成句義。
(七)參譯。又稱證譯，參核漢梵兩種文字，使之完全相合，不出語意上的錯誤。
(八)刊定。別稱校勘、總勘、铨定。刊削冗長、重複的句子成爲簡練的句子，定取句義。
(九)潤文。又名潤色，位于譯主的對面，負責潤色文辭。
(十)梵呗。用高聲念經的調子將新譯的經唱誦一遍，以檢驗其是否順口順耳，美妙動聽。
(十一)監護大使。由皇帝欽命大臣，監閱譯經。
此外，有的譯場還設有“證禅義”一職，專門評量有關“禅法”的含義。唐代中斯所設，沙門大通曾充任此職。
唐代所譯經典，綜合了衆人的才智，它是集體勞動的結晶，因而質量較高。唐以後，宋明雖仍有佛典的翻譯，但成績平平，遠不如唐代那樣昌盛。
叁、中國僧人爲譯主 帝王爲譯經作序
我國的佛典翻譯，自東漢起到唐代爲止的七百年間，從事翻譯的多達百余人。在唐代以前，雖也有中國人參加佛典翻譯，但譯主絕大多數爲外國人，據不完全統計，唐以前中國僧人獨立進行翻譯的，有帛法祖、竺佛念、智猛、道泰、法盛、昙曜、居士沮渠京聲等人，但他們所譯經典都不是很多。其他如法顯、智嚴、寶雲等，大都是與他人合作翻譯。至于道安、慧遠等，雖對佛典翻譯有巨大貢獻，但大都是組織他人翻譯，自己並未躬與譯事。而道生、僧〖FJF〗NDE43〖FJJ〗、僧肇、法欽等，也只是參加助譯，沒有獨立自任譯主。因此，唐代以前，我國的佛典翻譯，基本上是由外來沙門執牛耳。由于譯主多爲外國沙門，他們一般都不通漢語，所以必須要有中國僧人作助譯，而中國僧人一般又不通梵文。即使有極少數外國僧人也懂得一點漢語，在翻譯中還是會碰到一定的困難，所以翻譯出來的經文總是不能令人滿意。如鸠摩羅什，據說是精通梵語，兼娴漢語，爲佛典翻譯界第一流宗匠。但他翻譯的《大智度論》，僧〖FJF〗NDE43〖FJJ〗還是說他“于秦語大格，唯識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出叁藏記集》卷十《大智釋論序》)。又如僧伽跋澄“久遊中土，善娴漢言”(《高僧傳》卷一《僧伽跋澄傳》)，但他所譯《婆須蜜論》，僧伽提婆經過反複研究，認爲它“多有乖失”(同上《僧伽提婆傳》)。所以道宣曾說：“前代以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回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亂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
真正由中國人自任譯主、組織譯場進行佛典翻譯的，是唐代的玄奘和義淨。他們二人先後遊學印度，入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學習大小乘佛教，然後各自攜帶大量的梵本經、律、論回國。由于他們都精通梵文，故能自任譯主，無需他人轉梵爲漢，翻譯質量大大提高。
玄奘在那爛陀寺詳爲研究梵書，終于洞達其辭，並能清晰典雅地運用，使得那爛陀寺的印度佛教學者也大加贊服。後來他又在印度用梵語著《會宗論》3000頌、《製惡見論》1600頌和《叁身論》300頌(均未譯爲漢文)。回國以後，據說又曾將老子《道德經》和《大乘起信論》譯爲梵文，可見他梵文造詣之深。正是由于玄奘不僅精通梵文以及古印度的方言俗語，而且對于大小乘經論的義理無不洞達，所以他能自任譯主，在翻譯中得心應手。道宣在敘述玄奘翻譯時的情景說：“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玩。”(同上)又說：“世有奘公，獨高聯類，往返振動，備盡觀方，百有余國，君臣谒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故唐朝後譯不屑故人。”(《續高僧傳》卷四)
義淨亦精通梵文，故和玄奘一樣能自任譯主。所譯經典，也是超類拔群。唐中宗在其所製《大唐中興叁藏聖教序》中談到義淨的翻譯時曾說：“古來翻譯之者，莫不先出梵文，後資漢譯。摭詞方憑于學者，诠義別禀于僧徒。今茲法師不如是矣，既娴五天竺語，又詳二谛幽宗。譯義綴文，鹹由于己出：指詞定理，匪假于旁求。超漢代之摩騰，跨秦年之羅什。”從而稱頌他是“梵宇之棟梁”，“法門之龍象”(影印《宋碛砂藏經》第136冊)。
唐代不僅有玄奘、義淨那樣既精通梵文又洞達佛教義理的中國人自任譯主，而且新譯出來的經論，常由帝王禦製聖教序，標于經首。唐代以前，爲經、論作序的，大都是佛教僧人。偶爾也有一些王公大臣爲經論作序，但很少有帝王親爲製序的。見于佛教史籍記載的，只有大梁皇帝曾作《注解大品經序》(《出叁藏記集》卷八)。唐代情況就不同，一些高僧大德譯出的經論，常有帝王爲之作聖教序。唐代佛典翻譯家比較著名的有玄奘、義淨、實叉難陀、菩提流志、善無畏、金剛智、不空、般若等，世稱唐代八大翻譯家。在這八大翻譯家中，有六人所譯的經論，皇帝爲之作經序。
唐玄奘在譯出經、論後，唐太宗于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爲之作《大唐叁藏聖教序》，皇太子李治也爲之作《叁藏聖教記》，後來，太宗又命皇太子爲玄奘所譯《大菩薩藏經》作後序。
義淨譯出經、論後，先有武則天爲製《大周新翻叁藏聖教序》，令標經首；後有唐中宗爲作《大唐中興叁藏聖教序》，頌揚義淨的翻譯成就。
實叉難陀在東都大內大遍空寺翻譯《華嚴經》時，“天後(武則天)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品名”(《開元釋教錄》卷九《實叉難陀傳》)。其所作序名《大方廣佛華嚴經序》。此外，武則天還曾爲之作《大乘入楞伽經序》。
菩提流志譯出經、論後，唐睿宗爲之“禦筆製序，標于經首”(同上《菩提流志傳》)，即《大寶積經序》。
不空在譯出經、論後，唐代宗先後爲之作《仁王護國般若經序》和《密嚴經序》。
般若在譯出經典後，唐德宗爲之作《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序》。
此外，地婆诃羅(日照)譯出經典後，也有“天後親敷睿藻，製序標首”(同上《地婆诃羅傳》)，名爲《大唐新譯叁藏聖教序》。
四、完整的梵本 創新的翻譯
初期來我國譯經的西域僧人，大都沒有梵文原本經典，僅憑其記憶背誦而已。梁啓超曾說：“印土僧徒，夙貴呗誦，所治經典，類能記，最初〖FJF〗NC231〖FJJ〗譯，率憑口傳。”因此他認爲，“安清、支谶、安玄、康僧會諸傳，皆言其諷出某經或誦出某經，其是否挾有原本，蓋不可考”(《佛學研究十八篇》，《佛典之翻譯》)。這一論斷，有它一定的道理。因爲在古印度，佛教一開始確定是憑師徒口傳而流行的。法顯在《佛國記》中說：“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涉乃至中天竺。”這是法顯當時在印度見到的實際情況。至于梁啓超說，“羅什所譯諸書，恐亦皆無原本”(同上)，這說法則可以進一步研究。因爲佛教史書記載，羅什譯《大品般若》時，就“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兩譯異音，交辯文旨”(《出叁藏記集》卷八，僧〖FJF〗NDE43〖FJJ〗《大品經序》)。總之，初期譯經，大都沒有梵本，僅憑譯人口誦，這是應該可以肯定的。後來譯經事業不斷發展，不僅來華的外國僧人常常帶來梵本經典，而且出現了一批西行求法者。他們也赍回不少梵本，于是逐漸有了手執梵本、口宣漢言那種譯經方式。但是，在唐代以前，憑以翻譯的梵本，仍是很不完整的。隋代僧就曾說：“致來梵本，部夾弗全，略至略翻，廣來廣譯。”(《曆代叁寶記》卷十二引《新合大集經序》)唐代譯經則梵本齊全，僅玄奘和義淨二人從印度攜回的梵文原本經典，數量就超過以往的任何朝代。其中玄奘攜回的梵本大小乘佛教經、律、論共657部，義淨攜回的梵本經、律、論約400部。此外，先後來華的外國僧侶如波頗、那提、菩提流志以及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都曾攜帶來一些梵本經典。
唐代不僅梵本經典齊全，而且翻譯方法也有所創新。唐代以前的譯經，一般認爲，從“東漢到東晉，所有譯出經典，全是直譯，沒有意譯”。直到“後秦姚興時鸠摩羅什來到長安，大譯經典，意譯派盛行，佛學因此廣泛的流行起來”(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九章《佛經的翻譯》)由于初期譯經，大都采取直譯，因而譯出的經典沒有文采，十分難讀。如安世高的譯本“質而不野”(《出叁藏記集》卷十叁《安世高傳》)，“貴本不飾”(同上卷六《大十二門經序》)；支婁迦谶的譯本“了不加飾”(同上卷十叁《支谶傳》)，“貴尚實中，不存文飾”(同上卷七《合首楞嚴經記》)；竺佛朔的譯本“棄文存質”(同上卷十叁《支谶傳》)。所謂“質”、“不存文飾”等等，都是指直譯的佛經，文句不順，詞不達意，使人難以讀懂。後來大家感到這種直譯不很好，所以從秦鸠摩羅什開始，逐漸采用了意譯法。意譯的經典，在文字表達上比之過去的直譯顯然要好得多，文句確實比較通順了。但多多少少與原著的思想有所出入。唐代的玄奘，改變了過去的傳統翻譯方法，創造了一種比較嚴謹的、科學的翻譯方法，即所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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