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布经教利人天
－－金陵刻经处140年散记
肖永明
江南佳丽地，六朝古都南京繁华竞富的市中心，有一极清净的去处，这便是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看云起潮落，红尘扰攘之中，金陵刻经处闹中取静，历140年风雨历程，一路走到了今天。
2006年9月22日，秋风劲爽度江天，海会云集聚金陵，各方大德长老、檀越信施来到金陵刻经处，共同纪念金陵刻经处创立140周年，庆祝金陵刻经处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祝祷赞颂，法喜充满。光风霁月，天欢地喜之中，金陵刻经处140年风雨历程，一幕一幕，一点一点，都在向我们演音说法……
一
1866年，“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奋起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沈曾植《杨居士塔铭》)从此，中国近现代佛教波推浪涌，开始了全面复兴。
晚清中国佛教衰敝，学佛信众几乎一经难求。 1865年，杨仁山初至南京。此前病后阅读佛典《大乘起信论》而对佛法发生兴趣、产生信仰的杨仁山居士，来到南京便进而搜求佛典，但也仅购得经书数种。
1866年，杨仁山携全家移居南京，参与经过10年战火后的城市恢复工作，主持江宁工程。战火过后的南京，佛教文物典籍损毁殆尽，甚至连最常见的佛经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等也难以觅到。他的同事王梅叔，深研佛学，两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切磋，对此佛法衰敝、经书难觅的境况，深感痛惜。他又与魏刚己、赵惠甫、刘开生、张浦斋、曹镜初等交游，共同讨论弘法事业，认为在末法时代，只有佛教经典广为流传，才能共沾法益，光大佛法，普济众生，便发起创办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成立后，首刊《净土四经》，开始了印经以弘法、弘法以利生的事业。杨仁山居士发勤勇心，约志同道合者10人，草订章程，募刻佛藏。刻经经费除发起人按月认捐外，派人外出劝募。刻经处初创时期，设写手1人，刻手7人，主僧1人，香火2人。杨仁山“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
杨仁山身兼数职，颇妨碍学佛，1873年，遂屏去杂务，专志居家读经。1874 年，依据《造像量度经》，审定章法，延请著名画家张益、张国瑞和名刻工潘文法，绘刻释迦牟尼佛像、西方极乐世界图、十八臂、四十八臂观音像。又寻得周璕画慈悲观音像、简诏画灵山法会图等精美佛画，摹绘刊印流通。杨仁山泛舟游历苏浙，礼阿育王寺佛舍利，朝普陀山梵音洞，听闻苏州洞庭西山有古寺，想必有旧经古籍，便又前往搜寻，无所得，而旅资短缺，几不能归。时家计也发生困难，即复就江宁筹防局工作。1875年，去汉口经营盐局工程。
1878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法，在英国博物馆见到国内遍寻不得的我国古本佛经，异常感慨，刻经弘法的决心更加坚定。1881年6月30日，在伦敦日人末松谦澄寓所，杨仁山见到了在牛津大学研究梵文的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第二天晚上又约见于中国公使馆，“奇谈颇多”。杨仁山与南条文雄相互探讨佛学，相契甚深，结道谊之交。南条文雄赠与杨仁山梵文本《大云轮请雨经》，从此，他们经常互赠经书，往来切磋。杨仁山归国后，还时常托南条在日本购书，前后共购得中国隋唐古德遗著300种左右，其中不少在中国早已经失传。
当年杨仁山托南条文雄购得的经书，至今尚有190种860册完好保存在金陵刻经处深柳堂。古本复存，睹之令人思绪幽幽。而南条文雄在其《赠书始末》中对他们往复搜求赠与佛典的详细记述，更是让人感慨系之。杨仁山内弟苏少坡赴日本时，带去了杨仁山给南条文雄的信和求购书目，杨在信中说：“因舍亲苏少坡赴贵国之便，特以奉赠《身心语》……唐以前佚书，贵国间有存者，弟欲觅晋时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另开于后，如可觅得，祈代购数种。倘寺内尊藏之本，不能购买，可属苏君钞稿寄回，不胜盼祷！” 南条文雄应杨仁山之请，广为搜求，得到赤松连城等的襄助：“10月17日，余在西京向赤松连城谈及的事情，希望借他藏书寄给杨氏抄写。11月20日，赤松师寄来书籍，后又收到寄赠书籍7部，因此连同这些书寄给苏氏，让他转送杨文会。”千里迢迢，几经辗转，收到南条送来的佛典以后，杨仁山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承赤松连城君赠书8册，感谢无极。万里同风，作法门文字交，诚千古胜缘也。虽未能把臂倾谈，而展玩手写之本，不啻睹面亲承矣。”
对于前前后后多年来，通过南条文雄寻回诸多隋唐古德逸书，杨仁山不禁感慨万千，致信南条：“比年以来，承代购经籍，千有余册，上至梁隋，以至唐宋，贵国著述，罗列满架，诚千载一时也！非阁下及东海君大力经营，何能裒集法宝如此之宏广耶？”杨仁山不辞艰辛，广事搜求，集腋成裘，随募随刻，艰难而复精进，感人至深。
当时，日本藏经书院正在编印《续藏经》，也需要日本国内未见之经籍章疏及密教典籍。应日本方面请求，杨仁山又在我国国内多方搜求，前后供给藏经书院、南条文雄等佛典数十种。日本《续藏经》编纂中野达慧在《日本续藏经编纂印行缘起》中说：“先是介南条博士，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未几又得与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谛法门之交，雁鱼往来，不知几十回。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检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予每接一书，欢喜顶受，如获赵璧，礼拜薰诵，不忍释手，虽蠹简断篇，靡弗收录焉。” 杨仁山还在经济上赞助《续藏经》，《续藏经》的“随喜助缘芳名录”甚至以仁山居士为首。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日本藏经书院编辑《续藏经》，事虽别行而复相应，展开了跨国间的合作互助，令人感慨。
正是本着复兴整个中国佛教的宏誓悲愿，四处寻觅，上下求索，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具有了可以标举时代的风范。
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高立义，以弘法布教为目标，所印经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审，更加便于学人读解；使经义得到更加清晰呈现，义学振兴有据。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严简择，对文义浅俗、迷信附会之书及伪经伪论严格简别，从经籍源头上杜绝了相似佛法的泛滥，保证了佛教正法的弘扬。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广涵盖，不拘一宗一派，特别是杨仁山居士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中国宋元以后失传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种，择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论宗、唯识学等宗派得以旧义复明、宗旨重光、绝学恢复，近代中国佛教也从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复兴之路。金陵刻经处高立义、严简择、广涵盖，刻印经籍，流布经教，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可靠的经典依据，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得以复兴的基础。
二
1897年，杨仁山筑室于金陵城北延龄巷。新居院落占地六亩多，有房屋60多间。杨仁山的起居室在院落的西部。起居室的前面有池塘，四周植柳，取唐人诗意，命名为“深柳堂”，学者因以“深柳大师”称居士。此处是杨仁山校勘经典、著述授学的地方。堂分三间，东间是卧室，中间是会客室，西间是书房。是年夏天，杨母孙氏卒，三年服阕，仁山对三个儿子说：“我自28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亦已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议矣。汝等均已年壮，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毋以世事累我。” 1901年，他命其三子立了“分家笔据”，将住宅房屋60多间并宅基地六亩多，悉数捐给了金陵刻经处，永作刻经、藏版、流通之所，而历年刻经所欠3810两银债务，则由三房分担偿还。这种为法奉献精神，令人感叹赞叹!
杨仁山居士筑室延龄巷，舍室为法，金陵刻经处有了永久场所，刻经弘法事业更好地开展，影响日隆。
1896年，谭嗣同在南京候补江苏知府，不愿与腐败官府周旋，闻知南京城内有杨仁山先生“新学旧学兼通”，便欣然来到金陵刻经处，向杨仁山居士执弟子礼，研习佛学、新学，著成其代表作《仁学》，以佛教理念镕铸新学，提倡变法维新，轰动一时，肇始了佛学对当时社会思潮乃至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谭嗣同离宁赴京参与戊戌变法，将其一套红木桌椅送与杨仁山，并将杨仁山一子带去北京求学，以答谢师恩。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引颈就戮，决志为法捐躯，杨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义，谭嗣同以献身变法为己之使命，而侍奉孝养其父为其使命相催促，将其赶离了危险境地。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教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辩难(《东原籍》)。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龚、魏为新学家所推奖，故新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宗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杨仁山居士之创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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