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陵刻经处，影响所及，由谭嗣同而梁启超而章太炎，旁及康有为、杨度等，一时间，佛教思想融会社会新思想，鼓荡社会变革、革命风潮，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取向，作用巨大。追根溯源，源头之一便在于金陵刻经处。

　　1908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学校之一。杨仁山居士为振兴中国佛教而办学，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来此参学。太虚大师这样的中国佛教革新领袖人物即从此脱颖而出。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讲学以刻经，阐教以益世，始愿之宏，垂谟之远，都源于老居士无限深广的悲誓宏愿。杨老居士通过出使英法深入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深刻认识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正是基于振兴中华的宏愿，以流布经教、增益社会为职志，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复兴中国佛教，才产生了如此广泛的、深远的影响。

　　有愿力之宏，便有信心之坚定。杨仁山居士在百事堪哀的当时就深情地展望：“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这种深广的爱国情怀，给金陵刻经处事业增添了异彩。

　　三

　　杨仁山晚年，回忆自已一生的刻经弘法事业，说：“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1911年10月8日下午，杨仁山居士去世。当天上午，他还与同人详论刻经诸务。当听说又觅得古本注释数种，欢喜不已，说：“予幸得闻此书之存也。”遵其“经版所在，遗体所在”之遗嘱，他的弟子门人，在刻经处深柳堂后、经版房前为其建塔安葬，永远守护着金陵刻经处的延续发展。

　　1918年，杨仁山居士墓塔竣工，塔院后墙嵌有沈曾植撰、魏家骅书之塔铭。杨仁山居士一生，“流通功德藏，接续人天师”，“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 ”，功德无量。

　　杨仁山居士的去世，在日本也产生了哀思。当时在日本政治避难的章太炎，发起在东京举行追悼会，立即得到了日本佛教界大德名宿的响应。1911年11月8日，“于东京一桥学士会(馆)，由大内青峦、高楠顺次郎、高岛米峰、妻木直良、南条文雄、村上专精、前田慧云、赤松连城、水野梅晓、岛地大等、章炳麟诸氏发起，为清国仁山杨文会居士举行了追悼会。午后2时开会，高岛氏致开会辞，然后，与会者一同面向安放居士肖像及遗墨的祭坛就座。南条博士诵经之后，由妻木氏代读赤松连城寄来的挽诗，一一上前焚香。接着，有南条博士对故人的怀旧谈，至此，仪式结束。又于别室，水野梅晓氏叙述了当时在清国数次和居士会面的情形，以及释庆淳氏给故人门生教授密教之事。4时左右，散会。与会者27名，章炳麟氏因故缺席，由其门生傅铜代理出席。赤松连城的挽诗如下。挽仁山杨大人：呜呼杨君，宗门之彦。身在金陵，德化远传。尝游泰西，百研千炼。虽则研炼，素质无变。深信真乘，弘通经卷。至老益坚，孜孜不倦。神交多年，未曾识面。通信惠书，不见犹见。嗟君逝矣，何耐悲恋。聊陈微词，以代菲奠。”(日本第三弟子《杨文会居士追悼会》)

　　杨仁山居士去世后的当天晚上，按照杨生前的要求，同人在碑亭巷蒯寿枢住宅开会，讨论组成金陵刻经处董事会，推梅光羲、吴康伯、欧阳柱、狄楚青、叶子贞、梅光远、李翊灼、王雷夏、李晓暾、蒯寿枢、濮伯欣等11人为董事，商议维护金陵刻经处办法，承居士遗意，商定欧阳竟无、陈镜清、陈宜甫三人分负编校、流通、交际之任，共同负责刻经处事业，金陵刻经处事业后继有人。

　　1914年，鲁迅先生以会稽周树人的名字施银金陵刻经处60元，刻印《百喻经》一百部。早在1906年，与杨仁山居士交谊甚厚的著名居士蒯若木(寿枢)，就劝同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学佛。1914年，鲁迅开始认真阅读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是年7月29日，鲁迅“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50元，拟刻《百喻经》”。此后，鲁迅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百喻经》刻印赠送并以之为母祝寿的情况。

　　10月7日，“寄南京刻经处印《百喻经》费10元”。1915年1月11日，“《百喻经》刻印成，午后寄来卅册，分贻许季上10册，季市4册，夏司长、戴芦(舟令)各1册。”12日，“午后赠稻孙《百喻经》1本。”13日，“上午寄二弟《百喻经》6本一包。”15日，“又赠稻孙《百喻经》2册，汪书堂1册。”17日，“午后季自求来……赠以《百喻经》1本。”19日，“赠陈师曾《百喻经》1册。”21日，“晚蒋抑之来，赠以《百喻经》……各1册。”7月20日，“夜以高丽本《百喻经》校刻本一过。”1916年5月10日“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

　　12月3日，鲁迅“归省发程”，从北京南行，向浙江绍兴老家出发， 7日到家，13日“为母亲六十生辰”。这之间，鲁迅携为母珍重准备的寿礼——《百喻经》，一路经过刻印《百喻经》的金陵刻经处所在方所，该是以一种怎样的心境注目金陵刻经处？

　　也许，从此之后，鲁迅乃至鲁迅作品、鲁迅精神，都在以一种自己的方式注视着金陵刻经处以至由金陵刻经处肇始复兴的中国佛教。

　　是啊，鲁迅后来深思苦参 “国民性”问题，“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国民性”人物形象塑造中，早已深深浸透了《百喻经》对人性无明痴暗冥顽的批判精神，慑人心魄，透彻骨髓，甚深复甚深……

　　四

　　“深柳大师以辛亥革命之前二日示寂，先期以金陵刻经处校理刊印之事付嘱(欧阳)竟(无)师，盖并迦叶阿难二尊者之事业而寄诸师一人之身也。” (黄忏华《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内学院之先河》)承续杨仁山居士遗愿，“一代佛学宗师”欧阳竟无继续老居士未竟之业，继续校刻其生前未完成的《瑜伽师地论》后四49卷，广事刻印千年绝学法相唯识典籍，并作叙阐述法相唯识奥义。千年晦暗不明的唯识奥义一经欧阳阐明，便深得有识之士赞叹。他每成一叙，必去上海与沈曾植畅究其义而归。一次，恰值日本佛学家木村太贤来沪，一同就佛学深义进行交流，相谈甚契。章太炎在《支那内学院缘起》中说：“友人欧阳竟无尝受业石埭杨居士，独精《瑜伽师地论》，所学与余同。尝言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宗，其实通局大小殊焉。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

　　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进而聚集人员，大兴研究讲学之风，吸引十方。高视阔步的梁漱溟前来问学后，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大学讲坛，“一日谓全级学生曰，欧阳竟无先生，时之泰岳，吾不如彼，君等学佛，当往从之，吾且先矣。”(王恩洋《追念亲教大师》)参加辛亥革命而对革命党人中之私欲熏心、勾心斗角不满，退出革命，专志学术，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家宗师的熊十力，于北京广济寺向梁漱溟请教佛学时，梁漱溟也劝他去向欧阳竟无问学深造。1920年秋，熊十力辞去天津南开中学教职，来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拜欧阳竟无为师，钻研佛法。

　　研究部人员增多，金陵刻经处内地方不够，欧阳竟无遂于刻经处旁边躬家桥、双塘巷租屋，以便继续从事研究讲学，而经费有限，条件非常艰苦，有时甚至只能一日一餐而已。熊十力只有一套衣服，洗外套时，只能终日卧床御寒；洗内衣时，罩上外套在刻经处院内行走，同人戏称为“空空道人”，大家相视一笑，也不以为意。而欧阳竟无也时而带领弟子门人游鸡鸣寺、扫叶楼、莫愁湖诸名胜，相随逶迤前后，高歌唐人诗句过市，旁若无人，俨然有“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之风。

　　欧阳竟无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摄受引领着一批求道者，在金陵刻经处孜孜研习推阐佛法：“师于同人亲若家人父子，常以豪杰相期许，谓非超群绝伦人，不能堪此淡泊生涯，销声穷巷，钟迹萧斋，治出世间学也。……然师神韵严肃，容止方棱，以叔师道不尊由师不严也。复常勉同人以尊师重道，同人偶有失当，亦诃斥随之，声色俱厉，不稍宽假也。”(黄忏华《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内学院之先河》)

　　欧阳竟无的学问见识、人格魅力及其辩才无碍，倾倒了不少的社会精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学请益。姚妙明、吕澂、黄树因、徐克明、苏心田、黄忏华、陈铭枢、刘抱一、黄子山、熊十力等人，先后相率前来研究部追随欧阳竟无研习佛学。为了将金陵刻经处研究讲学事业发扬光大，欧阳竟无拟将研究部扩大发展创建为支那内学院。1918年，先于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设筹备处，经4年筹备，1922年，于南京公园路正式创立支那内学院。内学院一成立，欧阳便创讲“唯识抉择谈”，吸引了十方善信前来听讲请益。梁启超来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时，也前来听欧阳讲唯识学，后因病中止。1922年11月4日，他致函欧阳，引以为憾：“侍讲席两旬，所以弘我者无量。方翼多聆慈诲，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积劳，病中心藏。医者督责辍课静养，而此间从事结束，非久便当北归。在此当尚有半月以上。自怅善缘短浅，有导师而不克久侍。然此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毕生受用不尽也。归后疗养稍可，当辍百业，以一年之功，专治唯识。或常以书请益，仍乞垂悯见诲。并呈拙稿数篇，能批数语掷下，亦足鼓其精进也。敬上。竟无先生吾师。启超拜。”以梁启超当时在政界、学界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对欧阳却如此殷勤恭敬恳切，可以见到欧阳竟无之学识人格，面向社会，诲人之真，慑人之广，感人之深。从此…

《流布经教利人天－－金陵刻经处140年散记(肖永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