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陵刻經處，影響所及，由譚嗣同而梁啓超而章太炎，旁及康有爲、楊度等，一時間，佛教思想融會社會新思想，鼓蕩社會變革、革命風潮，影響了整個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取向，作用巨大。追根溯源，源頭之一便在于金陵刻經處。
1908年，楊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舍，這是中國最早的佛教學校之一。楊仁山居士爲振興中國佛教而辦學，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來此參學。太虛大師這樣的中國佛教革新領袖人物即從此脫穎而出。
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講學以刻經，闡教以益世，始願之宏，垂谟之遠，都源于老居士無限深廣的悲誓宏願。楊老居士通過出使英法深入考察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深刻認識到：“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缺如。……今欲重興釋迦真實教義，當從印度入手，然後遍及全球。庶幾支那聲名文物，爲各國所器重，不至貶爲野蠻之國矣。”正是基于振興中華的宏願，以流布經教、增益社會爲職志，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複興中國佛教，才産生了如此廣泛的、深遠的影響。
有願力之宏，便有信心之堅定。楊仁山居士在百事堪哀的當時就深情地展望：“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這種深廣的愛國情懷，給金陵刻經處事業增添了異彩。
叁
楊仁山晚年，回憶自已一生的刻經弘法事業，說：“鄙人四十年來，屏絕世事，專力于刻經流通，竊以弘法利生爲願。”1911年10月8日下午，楊仁山居士去世。當天上午，他還與同人詳論刻經諸務。當聽說又覓得古本注釋數種，歡喜不已，說：“予幸得聞此書之存也。”遵其“經版所在，遺體所在”之遺囑，他的弟子門人，在刻經處深柳堂後、經版房前爲其建塔安葬，永遠守護著金陵刻經處的延續發展。
1918年，楊仁山居士墓塔竣工，塔院後牆嵌有沈曾植撰、魏家骅書之塔銘。楊仁山居士一生，“流通功德藏，接續人天師”，“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經典至百余萬卷，印刷佛像至十余萬張 ”，功德無量。
楊仁山居士的去世，在日本也産生了哀思。當時在日本政治避難的章太炎，發起在東京舉行追悼會，立即得到了日本佛教界大德名宿的響應。1911年11月8日，“于東京一橋學士會(館)，由大內青巒、高楠順次郎、高島米峰、妻木直良、南條文雄、村上專精、前田慧雲、赤松連城、水野梅曉、島地大等、章炳麟諸氏發起，爲清國仁山楊文會居士舉行了追悼會。午後2時開會，高島氏致開會辭，然後，與會者一同面向安放居士肖像及遺墨的祭壇就座。南條博士誦經之後，由妻木氏代讀赤松連城寄來的挽詩，一一上前焚香。接著，有南條博士對故人的懷舊談，至此，儀式結束。又于別室，水野梅曉氏敘述了當時在清國數次和居士會面的情形，以及釋慶淳氏給故人門生教授密教之事。4時左右，散會。與會者27名，章炳麟氏因故缺席，由其門生傅銅代理出席。赤松連城的挽詩如下。挽仁山楊大人：嗚呼楊君，宗門之彥。身在金陵，德化遠傳。嘗遊泰西，百研千煉。雖則研煉，素質無變。深信真乘，弘通經卷。至老益堅，孜孜不倦。神交多年，未曾識面。通信惠書，不見猶見。嗟君逝矣，何耐悲戀。聊陳微詞，以代菲奠。”(日本第叁弟子《楊文會居士追悼會》)
楊仁山居士去世後的當天晚上，按照楊生前的要求，同人在碑亭巷蒯壽樞住宅開會，討論組成金陵刻經處董事會，推梅光羲、吳康伯、歐陽柱、狄楚青、葉子貞、梅光遠、李翊灼、王雷夏、李曉暾、蒯壽樞、濮伯欣等11人爲董事，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辦法，承居士遺意，商定歐陽竟無、陳鏡清、陳宜甫叁人分負編校、流通、交際之任，共同負責刻經處事業，金陵刻經處事業後繼有人。
1914年，魯迅先生以會稽周樹人的名字施銀金陵刻經處60元，刻印《百喻經》一百部。早在1906年，與楊仁山居士交誼甚厚的著名居士蒯若木(壽樞)，就勸同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學佛。1914年，魯迅開始認真閱讀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是年7月29日，魯迅“托許季上寄金陵刻經處銀50元，擬刻《百喻經》”。此後，魯迅在日記裏詳細記述了《百喻經》刻印贈送並以之爲母祝壽的情況。
10月7日，“寄南京刻經處印《百喻經》費10元”。1915年1月11日，“《百喻經》刻印成，午後寄來卅冊，分贻許季上10冊，季市4冊，夏司長、戴蘆(舟令)各1冊。”12日，“午後贈稻孫《百喻經》1本。”13日，“上午寄二弟《百喻經》6本一包。”15日，“又贈稻孫《百喻經》2冊，汪書堂1冊。”17日，“午後季自求來……贈以《百喻經》1本。”19日，“贈陳師曾《百喻經》1冊。”21日，“晚蔣抑之來，贈以《百喻經》……各1冊。”7月20日，“夜以高麗本《百喻經》校刻本一過。”1916年5月10日“送朱造五《百喻經》一冊。”
12月3日，魯迅“歸省發程”，從北京南行，向浙江紹興老家出發， 7日到家，13日“爲母親六十生辰”。這之間，魯迅攜爲母珍重准備的壽禮——《百喻經》，一路經過刻印《百喻經》的金陵刻經處所在方所，該是以一種怎樣的心境注目金陵刻經處？
也許，從此之後，魯迅乃至魯迅作品、魯迅精神，都在以一種自己的方式注視著金陵刻經處以至由金陵刻經處肇始複興的中國佛教。
是啊，魯迅後來深思苦參 “國民性”問題，“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國民性”人物形象塑造中，早已深深浸透了《百喻經》對人性無明癡暗冥頑的批判精神，懾人心魄，透徹骨髓，甚深複甚深……
四
“深柳大師以辛亥革命之前二日示寂，先期以金陵刻經處校理刊印之事付囑(歐陽)竟(無)師，蓋並迦葉阿難二尊者之事業而寄諸師一人之身也。” (黃忏華《記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內學院之先河》)承續楊仁山居士遺願，“一代佛學宗師”歐陽竟無繼續老居士未竟之業，繼續校刻其生前未完成的《瑜伽師地論》後四49卷，廣事刻印千年絕學法相唯識典籍，並作敘闡述法相唯識奧義。千年晦暗不明的唯識奧義一經歐陽闡明，便深得有識之士贊歎。他每成一敘，必去上海與沈曾植暢究其義而歸。一次，恰值日本佛學家木村太賢來滬，一同就佛學深義進行交流，相談甚契。章太炎在《支那內學院緣起》中說：“友人歐陽竟無嘗受業石埭楊居士，獨精《瑜伽師地論》，所學與余同。嘗言唯識法相，唐以來並爲一宗，其實通局大小殊焉。余初驚怪其言，審思釋然，謂其識足以獨步千祀也。”
歐陽竟無在金陵刻經處研究部進而聚集人員，大興研究講學之風，吸引十方。高視闊步的梁漱溟前來問學後，在舉世矚目的北京大學講壇，“一日謂全級學生曰，歐陽竟無先生，時之泰嶽，吾不如彼，君等學佛，當往從之，吾且先矣。”(王恩洋《追念親教大師》)參加辛亥革命而對革命黨人中之私欲熏心、勾心鬥角不滿，退出革命，專志學術，後來成爲現代新儒家宗師的熊十力，于北京廣濟寺向梁漱溟請教佛學時，梁漱溟也勸他去向歐陽竟無問學深造。1920年秋，熊十力辭去天津南開中學教職，來到南京金陵刻經處研究部，拜歐陽竟無爲師，鑽研佛法。
研究部人員增多，金陵刻經處內地方不夠，歐陽竟無遂于刻經處旁邊躬家橋、雙塘巷租屋，以便繼續從事研究講學，而經費有限，條件非常艱苦，有時甚至只能一日一餐而已。熊十力只有一套衣服，洗外套時，只能終日臥床禦寒；洗內衣時，罩上外套在刻經處院內行走，同人戲稱爲“空空道人”，大家相視一笑，也不以爲意。而歐陽竟無也時而帶領弟子門人遊雞鳴寺、掃葉樓、莫愁湖諸名勝，相隨逶迤前後，高歌唐人詩句過市，旁若無人，俨然有“浴乎沂，風乎舞雩，泳而歸”之風。
歐陽竟無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攝受引領著一批求道者，在金陵刻經處孜孜研習推闡佛法：“師于同人親若家人父子，常以豪傑相期許，謂非超群絕倫人，不能堪此淡泊生涯，銷聲窮巷，鍾迹蕭齋，治出世間學也。……然師神韻嚴肅，容止方棱，以叔師道不尊由師不嚴也。複常勉同人以尊師重道，同人偶有失當，亦诃斥隨之，聲色俱厲，不稍寬假也。”(黃忏華《記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內學院之先河》)
歐陽竟無的學問見識、人格魅力及其辯才無礙，傾倒了不少的社會精英，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來參學請益。姚妙明、呂澂、黃樹因、徐克明、蘇心田、黃忏華、陳銘樞、劉抱一、黃子山、熊十力等人，先後相率前來研究部追隨歐陽竟無研習佛學。爲了將金陵刻經處研究講學事業發揚光大，歐陽竟無擬將研究部擴大發展創建爲支那內學院。1918年，先于金陵刻經處研究部設籌備處，經4年籌備，1922年，于南京公園路正式創立支那內學院。內學院一成立，歐陽便創講“唯識抉擇談”，吸引了十方善信前來聽講請益。梁啓超來南京東南大學講學時，也前來聽歐陽講唯識學，後因病中止。1922年11月4日，他致函歐陽，引以爲憾：“侍講席兩旬，所以弘我者無量。方翼多聆慈誨，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積勞，病中心藏。醫者督責辍課靜養，而此間從事結束，非久便當北歸。在此當尚有半月以上。自怅善緣短淺，有導師而不克久侍。然此兩旬所受之熏，自信當畢生受用不盡也。歸後療養稍可，當辍百業，以一年之功，專治唯識。或常以書請益，仍乞垂憫見誨。並呈拙稿數篇，能批數語擲下，亦足鼓其精進也。敬上。竟無先生吾師。啓超拜。”以梁啓超當時在政界、學界和社會上的巨大影響，對歐陽卻如此殷勤恭敬懇切，可以見到歐陽竟無之學識人格，面向社會，誨人之真，懾人之廣，感人之深。從此…
《流布經教利人天－－金陵刻經處140年散記(肖永明)》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