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布經教利人天
－－金陵刻經處140年散記
肖永明
江南佳麗地，六朝古都南京繁華競富的市中心，有一極清淨的去處，這便是著名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看雲起潮落，紅塵擾攘之中，金陵刻經處鬧中取靜，曆140年風雨曆程，一路走到了今天。
2006年9月22日，秋風勁爽度江天，海會雲集聚金陵，各方大德長老、檀越信施來到金陵刻經處，共同紀念金陵刻經處創立140周年，慶祝金陵刻經處傳統木刻雕版印刷技藝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項目”，祝禱贊頌，法喜充滿。光風霁月，天歡地喜之中，金陵刻經處140年風雨曆程，一幕一幕，一點一點，都在向我們演音說法……
一
1866年，“近代中國佛教複興之父”楊仁山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奮起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沈曾植《楊居士塔銘》)從此，中國近現代佛教波推浪湧，開始了全面複興。
晚清中國佛教衰敝，學佛信衆幾乎一經難求。 1865年，楊仁山初至南京。此前病後閱讀佛典《大乘起信論》而對佛法發生興趣、産生信仰的楊仁山居士，來到南京便進而搜求佛典，但也僅購得經書數種。
1866年，楊仁山攜全家移居南京，參與經過10年戰火後的城市恢複工作，主持江甯工程。戰火過後的南京，佛教文物典籍損毀殆盡，甚至連最常見的佛經如《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等也難以覓到。他的同事王梅叔，深研佛學，兩人志同道合，經常在一起切磋，對此佛法衰敝、經書難覓的境況，深感痛惜。他又與魏剛己、趙惠甫、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等交遊，共同討論弘法事業，認爲在末法時代，只有佛教經典廣爲流傳，才能共沾法益，光大佛法，普濟衆生，便發起創辦金陵刻經處。
金陵刻經處成立後，首刊《淨土四經》，開始了印經以弘法、弘法以利生的事業。楊仁山居士發勤勇心，約志同道合者10人，草訂章程，募刻佛藏。刻經經費除發起人按月認捐外，派人外出勸募。刻經處初創時期，設寫手1人，刻手7人，主僧1人，香火2人。楊仁山“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
楊仁山身兼數職，頗妨礙學佛，1873年，遂屏去雜務，專志居家讀經。1874 年，依據《造像量度經》，審定章法，延請著名畫家張益、張國瑞和名刻工潘文法，繪刻釋迦牟尼佛像、西方極樂世界圖、十八臂、四十八臂觀音像。又尋得周璕畫慈悲觀音像、簡诏畫靈山法會圖等精美佛畫，摹繪刊印流通。楊仁山泛舟遊曆蘇浙，禮阿育王寺佛舍利，朝普陀山梵音洞，聽聞蘇州洞庭西山有古寺，想必有舊經古籍，便又前往搜尋，無所得，而旅資短缺，幾不能歸。時家計也發生困難，即複就江甯籌防局工作。1875年，去漢口經營鹽局工程。
1878年，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法，在英國博物館見到國內遍尋不得的我國古本佛經，異常感慨，刻經弘法的決心更加堅定。1881年6月30日，在倫敦日人末松謙澄寓所，楊仁山見到了在牛津大學研究梵文的日本真宗學者南條文雄，第二天晚上又約見于中國公使館，“奇談頗多”。楊仁山與南條文雄相互探討佛學，相契甚深，結道誼之交。南條文雄贈與楊仁山梵文本《大雲輪請雨經》，從此，他們經常互贈經書，往來切磋。楊仁山歸國後，還時常托南條在日本購書，前後共購得中國隋唐古德遺著300種左右，其中不少在中國早已經失傳。
當年楊仁山托南條文雄購得的經書，至今尚有190種860冊完好保存在金陵刻經處深柳堂。古本複存，睹之令人思緒幽幽。而南條文雄在其《贈書始末》中對他們往複搜求贈與佛典的詳細記述，更是讓人感慨系之。楊仁山內弟蘇少坡赴日本時，帶去了楊仁山給南條文雄的信和求購書目，楊在信中說：“因舍親蘇少坡赴貴國之便，特以奉贈《身心語》……唐以前佚書，貴國間有存者，弟欲覓晉時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另開于後，如可覓得，祈代購數種。倘寺內尊藏之本，不能購買，可屬蘇君鈔稿寄回，不勝盼禱！” 南條文雄應楊仁山之請，廣爲搜求，得到赤松連城等的襄助：“10月17日，余在西京向赤松連城談及的事情，希望借他藏書寄給楊氏抄寫。11月20日，赤松師寄來書籍，後又收到寄贈書籍7部，因此連同這些書寄給蘇氏，讓他轉送楊文會。”千裏迢迢，幾經輾轉，收到南條送來的佛典以後，楊仁山表示了深深的謝意：“承赤松連城君贈書8冊，感謝無極。萬裏同風，作法門文字交，誠千古勝緣也。雖未能把臂傾談，而展玩手寫之本，不啻睹面親承矣。”
對于前前後後多年來，通過南條文雄尋回諸多隋唐古德逸書，楊仁山不禁感慨萬千，致信南條：“比年以來，承代購經籍，千有余冊，上至梁隋，以至唐宋，貴國著述，羅列滿架，誠千載一時也！非閣下及東海君大力經營，何能裒集法寶如此之宏廣耶？”楊仁山不辭艱辛，廣事搜求，集腋成裘，隨募隨刻，艱難而複精進，感人至深。
當時，日本藏經書院正在編印《續藏經》，也需要日本國內未見之經籍章疏及密教典籍。應日本方面請求，楊仁山又在我國國內多方搜求，前後供給藏經書院、南條文雄等佛典數十種。日本《續藏經》編纂中野達慧在《日本續藏經編纂印行緣起》中說：“先是介南條博士，請金陵仁山楊君搜訪秘籍，未幾又得與浙甯蘆山寺式定禅師谛法門之交，雁魚往來，不知幾十回。二公皆嘉此舉，或親自檢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錄未收之書，而見寄送者，前後數十次，幸而多獲明清兩朝之佛典。予每接一書，歡喜頂受，如獲趙璧，禮拜薰誦，不忍釋手，雖蠹簡斷篇，靡弗收錄焉。” 楊仁山還在經濟上贊助《續藏經》，《續藏經》的“隨喜助緣芳名錄”甚至以仁山居士爲首。金陵刻經處的刻經和日本藏經書院編輯《續藏經》，事雖別行而複相應，展開了跨國間的合作互助，令人感慨。
正是本著複興整個中國佛教的宏誓悲願，四處尋覓，上下求索，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具有了可以標舉時代的風範。
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高立義，以弘法布教爲目標，所印經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審，更加便于學人讀解；使經義得到更加清晰呈現，義學振興有據。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嚴簡擇，對文義淺俗、迷信附會之書及僞經僞論嚴格簡別，從經籍源頭上杜絕了相似佛法的泛濫，保證了佛教正法的弘揚。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廣涵蓋，不拘一宗一派，特別是楊仁山居士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尋回中國宋元以後失傳的隋唐古德著述叁百多種，擇其精要刻印流通，使叁論宗、唯識學等宗派得以舊義複明、宗旨重光、絕學恢複，近代中國佛教也從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複興之路。金陵刻經處高立義、嚴簡擇、廣涵蓋，刻印經籍，流布經教，爲近代中國佛教的複興，提供了可靠的經典依據，也是近代中國佛教得以複興的基礎。
二
1897年，楊仁山築室于金陵城北延齡巷。新居院落占地六畝多，有房屋60多間。楊仁山的起居室在院落的西部。起居室的前面有池塘，四周植柳，取唐人詩意，命名爲“深柳堂”，學者因以“深柳大師”稱居士。此處是楊仁山校勘經典、著述授學的地方。堂分叁間，東間是臥室，中間是會客室，西間是書房。是年夏天，楊母孫氏卒，叁年服阕，仁山對叁個兒子說：“我自28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獲如願，今老母壽終，自身亦已衰邁，不複能持出家律議矣。汝等均已年壯，生齒日繁，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爲十方公産，以後毋以世事累我。” 1901年，他命其叁子立了“分家筆據”，將住宅房屋60多間並宅基地六畝多，悉數捐給了金陵刻經處，永作刻經、藏版、流通之所，而曆年刻經所欠3810兩銀債務，則由叁房分擔償還。這種爲法奉獻精神，令人感歎贊歎!
楊仁山居士築室延齡巷，舍室爲法，金陵刻經處有了永久場所，刻經弘法事業更好地開展，影響日隆。
1896年，譚嗣同在南京候補江蘇知府，不願與腐敗官府周旋，聞知南京城內有楊仁山先生“新學舊學兼通”，便欣然來到金陵刻經處，向楊仁山居士執弟子禮，研習佛學、新學，著成其代表作《仁學》，以佛教理念镕鑄新學，提倡變法維新，轟動一時，肇始了佛學對當時社會思潮乃至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譚嗣同離甯赴京參與戊戌變法，將其一套紅木桌椅送與楊仁山，並將楊仁山一子帶去北京求學，以答謝師恩。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引頸就戮，決志爲法捐軀，楊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義，譚嗣同以獻身變法爲己之使命，而侍奉孝養其父爲其使命相催促，將其趕離了危險境地。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學。前清佛教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與思想界無關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頗治相宗，然非其專好。至乾隆時，則有彭紹升、羅有高笃志信仰。紹升嘗與戴震往複辯難(《東原籍》)。其後龔自珍受佛學于紹升(《定庵文集》有《知歸子贊》，知歸子即紹升)，晚受菩薩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薩戒，易名承貫，著《無量壽經會譯》等書。龔、魏爲新學家所推獎，故新學家多兼治佛學。石埭楊文會，少曾佐曾國藩幕府，複隨曾紀澤使英，夙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爲事。至宣統叁年武漢革命之前一日圓寂。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譚嗣同從之遊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學》，尤常鞭策其友梁啓超。啓超不能深造，顧亦好焉，其所著論往往推挹宗教。康有爲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進退佛說，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
楊仁山居士之創辦金…
《流布經教利人天－－金陵刻經處140年散記(肖永明)》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