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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工劳作论：僧众中有一部分人，因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认为劳动是一件难为情的事，震师苦口婆心奉劝这些人说：
恳请诸同胞， 莫要怕羞涩，
打开工艺表， 从头细选择。
各行各业，各种工种，总会有一门自己所适应的工作。天地是广阔的，不仅寺庙里可以开厂开店，广大僧众也可以在社会上的工厂和商店里工作，如果在工作中能团结群众，遵守纪律，埋头苦干，帮助别人，以佛教的净化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去影响他人，这就是无言说教，弘法利生，广作佛事的菩萨行愿。师最後总结劳动的好处说：
既不违佛旨， 又能获实益，
坐得船头稳， 任他浪不息。
如果每个僧人都是一位产业的劳动者，扎根于群众之中，广行六度四摄法，任何地方都是佛教鉄打的江山。
三、学佛即是为政。震师认为爱国不分界限，出家学佛必须爱国；为政不必居官，出家学佛亦可为政。晋慧远法师说：释迦之化无所不可，达道固是道源，济俗亦为要务。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成，则十人淳谨：子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宇，编户一千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此明诏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隋文帝誉灵藏律师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是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雄有异，意则不殊。综观古来大德， 一肩云水，鯈然物外，深入民间，洞察群众疾苦，以慈悲喜舍之力，解除困苦。论其所为，皆是急待解决之事项。如·
(一)兴修水利，开山造林，僧传中多得不胜枚举。
(二)修桥筑路，多为僧人发起，或直接参加劳动。在闽粤云贵等省，僧人作此功德甚多
(三)周济行旅，寺庙在三叉路口，造凉亭为往来行人歇脚，施茶水为行人解渴，消除疲劳。
(四)辅助教育，历史上许多大政治家，文学家，出身微寒，无力读书，往往寄身僧寺，甚至连食宿皆由寺僧供给，使其成就学问，—如唐之王播，宋之吕蒙正、富弼、范仲淹，明之李春芳、史可法，清之王文治等人。未遇时运，皆读书于佛寺。
(五)施舍医药，救济灾荒。历代高僧精通医道者甚多，他们到处施行方便，治疗疾病，救济灾难。
近代有那么几位居士，如欧阳渐等，认为僧人只能关在山门之内，每日晨钟暮鼓，不能越雷池半步，竭力反；对僧人参与政治活动。震师针对这些人的思想，引证历史上高僧参与政治活动的实例，予以驳斥。如後魏沙门统法果，官居辅国宜城子忠信侯。梁慧超为寿光殴学士，唐中宗神龙二年造圣善寺成，慧范，慧珍·法藏、大行、会寂，之璧、仁方，崇光，进国九人，加五品并朝散大夫县公。南朝宋文帝时沙门慧琳，诏与颜延之同议朝政，时号黑衣宰相。为什么历史上高僧可以做的事，到了现代反而成为禁区，岂非咄咄怪事。
僧人从政如能做到：一不废道业，公务之余，恒作功课。二不废戒体，不毁戒条。三不依仗手中的权力，鱼肉人民，不营私舞弊。虽身居参政高位，仍复卑以自牧，僧人从政有什么可以非让的。
四、整理僧制：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佛教要不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必将受到天然淘汰，而归于灭亡。整理僧制，应先除三滥：一、滥收徒众，二、滥传戒法，三、滥挂海单。使僧众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具体作法，震师推荐太虚大师的整理僧伽制度三论，即一九一五年发表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一九二七年发表的《僧制今论》、一九三〇年发表的《建僧大纲》。这三本书的要旨，都是阐发如何提高僧人的学识、德行、办事能力。法赖僧传，僧人的素质提高了，佛教前途才有希望。最後震师意味深长地说：“凡属畦衣之志，不必空怀警惕，应从速各各负起责任，共纾患难。勿希望破坏者之赔偿损失，勿依赖一，两位大德之努力撑持，勿坐待龙天鬼神之拥护默佑，唯有急起直追，发愤图强，打破旧有因循观念，结成真正和合僧团，大精进，大勇猛，不受任何恶劣环境所支配，如有高才卓识，不妨贡献於公，倘片善微长，亦当揭橥於众，能如是做去，庶能挽救危亡於万一矣”(见《碧岩文选》二三页)。
三、杰出的佛教史地学者
震师佛教史学的成就，举世瞩目，著有《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续比丘尼传》、《僧伽护国史》、《东渡弘法高僧传》、《入华求法高僧传》、《清代佛教年鉴》、《清代佛教纲要》等专著。值得注意的是震师摹街研究的特点，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如《僧伽护国史》是为唤起僧众抗日救国而写著。僧伽为国民一分子，既受国家保护，就有爱护国家的义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以释迦车尼佛为例，他就是一位爱国模范。他出生在种姓制度发达的时代，贵族对奴隶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他成道後提出众生乎等的主张，沉重地打击了种姓制度。当他的祖国迦昆罗街受到侨萨罗国阿阁世王的侵略时，曾两次等在行军的路上，说服阿阁世停止进攻。吾人既受国家保护，在国家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安能坐视不顾!所以不论为僧为俗，皆有爱护国家的必要。震师针对重男轻女之社会陋习，化了三年的时间撰写《续比丘尼传》六卷。他说：“爱道虽有传人，难登竹帛；高僧独多长史，尽著简编。辛赖宝唱一呼，仅存六十五传，何竟步尘无继，寥落千百余年!夏树芳为众名公立言，彭展木为善女人著录。彼皆各擅其美，光曜不磨，此何独付缺如，机缘有待，华才实愧於赞宁，志窃希於司马。感潜德之不彰，悲斯文之若丧。於是振襟而起，宁计学殖之疏；奋笔直书，浑忘言词之拙。”(见《碧岩文选》)指出从印度到中国对待比丘尼是不公正的，连优婆塞、优婆夷都有专传，为什么比丘尼千百余年无人著传？於是他“振襟而起”，“奋笔直书”，编修高尼传问世。此外，还编写《比丘尼创著集》、《比丘尼表彰集》、《比丘尼轶事丛考》等专著，将高尼的风范，发扬光大。又针对国民党政府及日寇对我佛教寺庙的破坏，编写兴化，泰县等佛教志，予以揭露和诛伐。“入民国後，人事日繁，各社会团体，皆有机关组织，房屋不敷应用，往往利用庙宇，初则口头商借，继则久借不归。从此山门不能镇静，僧居日益以促。加之袈裟之下，时产稗贩，物腐虫生，咎由自取，抱道之士，实不胜其浩叹!”(《兴化佛教通志》卷一)这是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勾结恶僧，霸占寺庙的真实写照。至于日寇每到一地，以扫荡为名，焚毁寺庙的事例，就不计其数。以兴化县佛教寺庙而言，一九三六年以前，大小寺庙共有六百零九昕。七七事变以後，或遭焚荡，或被折毁。寺破僧残，相形日纰。其庙貌能保持完好者，十不及三四。广大僧人目睹国破庙亡，不禁怆然涕下。
震师批评佛教著作家“多详於史传，而略於地志”的倾向时指出：“史传地志，一则重於时间，约竖而言；一则重拎空间，约横而言。其实相为表襄，不可偏废。溯夫法流初润，导源西北，曼衍东南。次後绝河渡江，穿山越岭，迤逦达於全国。盛矣南朝，佛寺四百八十；懿欤隋帝，浮图三十余州。清凉、峨嵋显赫赫之灵踪；九华、普陀彰昭昭之圣绩。天台立教於佛陇，临济开宗於滹沱。永嘉、趟州普以地著，青原、南岳同以山传。乃至标刹竿於烟村水国，吼梵响於城市山林，谚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者，事实诫不可掩。”(见《兴化佛教通志》)众所周知，地理学对佛教史的研究，至关重要。法显、玄奘之印度游记，为当今世界研究西域交通史要籍。而国内名蓝巨刹，棋布星罗，竟无一专著问世，岂非憾事。震师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曾计划编写《中国佛教地名大辞典》，《中国佛教通志》，等，为此化了多年心血，广收散夫，征集资料，颇为可观。不幸日寇入侵，积稿损失殆尽。唯有集中精力编纂《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兴化佛教通志》二书， 付梓流通。希望震师的《兴化佛教通志》的流通，能引起同仁对志书的编写的重视。如各县都能各自为书，由县而省，由省而国，散文考献，愈臻完备。
震师的一生，虽是短暂，然其对佛教教育，文化上的贡献宝是不朽，他的功绩可以与僧肇齐肩，我作为他的法嗣，誓愿在有生之年， 继承震师的事业，为发扬人间佛教思想和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做出不懈努力。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写于上海玉佛寺般若丈室
《试论震华法师的佛学思想》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