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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工勞作論：僧衆中有一部分人，因受剝削階級思想影響，認爲勞動是一件難爲情的事，震師苦口婆心奉勸這些人說：
懇請諸同胞， 莫要怕羞澀，
打開工藝表， 從頭細選擇。
各行各業，各種工種，總會有一門自己所適應的工作。天地是廣闊的，不僅寺廟裏可以開廠開店，廣大僧衆也可以在社會上的工廠和商店裏工作，如果在工作中能團結群衆，遵守紀律，埋頭苦幹，幫助別人，以佛教的淨化身口意叁業的行爲，去影響他人，這就是無言說教，弘法利生，廣作佛事的菩薩行願。師最後總結勞動的好處說：
既不違佛旨， 又能獲實益，
坐得船頭穩， 任他浪不息。
如果每個僧人都是一位産業的勞動者，紮根于群衆之中，廣行六度四攝法，任何地方都是佛教鉄打的江山。
叁、學佛即是爲政。震師認爲愛國不分界限，出家學佛必須愛國；爲政不必居官，出家學佛亦可爲政。晉慧遠法師說：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達道固是道源，濟俗亦爲要務。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成，則十人淳謹：子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一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去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于國，此明诏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隋文帝譽靈藏律師說：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雄有異，意則不殊。綜觀古來大德， 一肩雲水，鯈然物外，深入民間，洞察群衆疾苦，以慈悲喜舍之力，解除困苦。論其所爲，皆是急待解決之事項。如·
(一)興修水利，開山造林，僧傳中多得不勝枚舉。
(二)修橋築路，多爲僧人發起，或直接參加勞動。在閩粵雲貴等省，僧人作此功德甚多
(叁)周濟行旅，寺廟在叁叉路口，造涼亭爲往來行人歇腳，施茶水爲行人解渴，消除疲勞。
(四)輔助教育，曆史上許多大政治家，文學家，出身微寒，無力讀書，往往寄身僧寺，甚至連食宿皆由寺僧供給，使其成就學問，—如唐之王播，宋之呂蒙正、富弼、範仲淹，明之李春芳、史可法，清之王文治等人。未遇時運，皆讀書于佛寺。
(五)施舍醫藥，救濟災荒。曆代高僧精通醫道者甚多，他們到處施行方便，治療疾病，救濟災難。
近代有那麼幾位居士，如歐陽漸等，認爲僧人只能關在山門之內，每日晨鍾暮鼓，不能越雷池半步，竭力反；對僧人參與政治活動。震師針對這些人的思想，引證曆史上高僧參與政治活動的實例，予以駁斥。如後魏沙門統法果，官居輔國宜城子忠信侯。梁慧超爲壽光毆學士，唐中宗神龍二年造聖善寺成，慧範，慧珍·法藏、大行、會寂，之璧、仁方，崇光，進國九人，加五品並朝散大夫縣公。南朝宋文帝時沙門慧琳，诏與顔延之同議朝政，時號黑衣宰相。爲什麼曆史上高僧可以做的事，到了現代反而成爲禁區，豈非咄咄怪事。
僧人從政如能做到：一不廢道業，公務之余，恒作功課。二不廢戒體，不毀戒條。叁不依仗手中的權力，魚肉人民，不營私舞弊。雖身居參政高位，仍複卑以自牧，僧人從政有什麼可以非讓的。
四、整理僧製：社會在發展，人類在進步，佛教要不隨著時代的步伐前進，必將受到天然淘汰，而歸于滅亡。整理僧製，應先除叁濫：一、濫收徒衆，二、濫傳戒法，叁、濫挂海單。使僧衆提高質量，減少數量。具體作法，震師推薦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製度叁論，即一九一五年發表的《整理僧伽製度論》、一九二七年發表的《僧製今論》、一九叁〇年發表的《建僧大綱》。這叁本書的要旨，都是闡發如何提高僧人的學識、德行、辦事能力。法賴僧傳，僧人的素質提高了，佛教前途才有希望。最後震師意味深長地說：“凡屬畦衣之志，不必空懷警惕，應從速各各負起責任，共纾患難。勿希望破壞者之賠償損失，勿依賴一，兩位大德之努力撐持，勿坐待龍天鬼神之擁護默佑，唯有急起直追，發憤圖強，打破舊有因循觀念，結成真正和合僧團，大精進，大勇猛，不受任何惡劣環境所支配，如有高才卓識，不妨貢獻於公，倘片善微長，亦當揭橥於衆，能如是做去，庶能挽救危亡於萬一矣”(見《碧岩文選》二叁頁)。
叁、傑出的佛教史地學者
震師佛教史學的成就，舉世矚目，著有《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續比丘尼傳》、《僧伽護國史》、《東渡弘法高僧傳》、《入華求法高僧傳》、《清代佛教年鑒》、《清代佛教綱要》等專著。值得注意的是震師摹街研究的特點，是爲現實政治服務的。如《僧伽護國史》是爲喚起僧衆抗日救國而寫著。僧伽爲國民一分子，既受國家保護，就有愛護國家的義務，這是天經地義的。以釋迦車尼佛爲例，他就是一位愛國模範。他出生在種姓製度發達的時代，貴族對奴隸實行殘酷的剝削與壓迫。他成道後提出衆生乎等的主張，沈重地打擊了種姓製度。當他的祖國迦昆羅街受到僑薩羅國阿閣世王的侵略時，曾兩次等在行軍的路上，說服阿閣世停止進攻。吾人既受國家保護，在國家處于危亡的緊急關頭，安能坐視不顧!所以不論爲僧爲俗，皆有愛護國家的必要。震師針對重男輕女之社會陋習，化了叁年的時間撰寫《續比丘尼傳》六卷。他說：“愛道雖有傳人，難登竹帛；高僧獨多長史，盡著簡編。辛賴寶唱一呼，僅存六十五傳，何竟步塵無繼，寥落千百余年!夏樹芳爲衆名公立言，彭展木爲善女人著錄。彼皆各擅其美，光曜不磨，此何獨付缺如，機緣有待，華才實愧於贊甯，志竊希於司馬。感潛德之不彰，悲斯文之若喪。於是振襟而起，甯計學殖之疏；奮筆直書，渾忘言詞之拙。”(見《碧岩文選》)指出從印度到中國對待比丘尼是不公正的，連優婆塞、優婆夷都有專傳，爲什麼比丘尼千百余年無人著傳？於是他“振襟而起”，“奮筆直書”，編修高尼傳問世。此外，還編寫《比丘尼創著集》、《比丘尼表彰集》、《比丘尼轶事叢考》等專著，將高尼的風範，發揚光大。又針對國民黨政府及日寇對我佛教寺廟的破壞，編寫興化，泰縣等佛教志，予以揭露和誅伐。“入民國後，人事日繁，各社會團體，皆有機關組織，房屋不敷應用，往往利用廟宇，初則口頭商借，繼則久借不歸。從此山門不能鎮靜，僧居日益以促。加之袈裟之下，時産稗販，物腐蟲生，咎由自取，抱道之士，實不勝其浩歎!”(《興化佛教通志》卷一)這是對國民黨貪官汙吏勾結惡僧，霸占寺廟的真實寫照。至于日寇每到一地，以掃蕩爲名，焚毀寺廟的事例，就不計其數。以興化縣佛教寺廟而言，一九叁六年以前，大小寺廟共有六百零九昕。七七事變以後，或遭焚蕩，或被折毀。寺破僧殘，相形日纰。其廟貌能保持完好者，十不及叁四。廣大僧人目睹國破廟亡，不禁怆然涕下。
震師批評佛教著作家“多詳於史傳，而略於地志”的傾向時指出：“史傳地志，一則重於時間，約豎而言；一則重拎空間，約橫而言。其實相爲表襄，不可偏廢。溯夫法流初潤，導源西北，曼衍東南。次後絕河渡江，穿山越嶺，迤逦達於全國。盛矣南朝，佛寺四百八十；懿欤隋帝，浮圖叁十余州。清涼、峨嵋顯赫赫之靈蹤；九華、普陀彰昭昭之聖績。天臺立教於佛隴，臨濟開宗於滹沱。永嘉、趟州普以地著，青原、南嶽同以山傳。乃至標刹竿於煙村水國，吼梵響於城市山林，諺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者，事實誡不可掩。”(見《興化佛教通志》)衆所周知，地理學對佛教史的研究，至關重要。法顯、玄奘之印度遊記，爲當今世界研究西域交通史要籍。而國內名藍巨刹，棋布星羅，竟無一專著問世，豈非憾事。震師爲了填補這個空白，曾計劃編寫《中國佛教地名大辭典》，《中國佛教通志》，等，爲此化了多年心血，廣收散夫，征集資料，頗爲可觀。不幸日寇入侵，積稿損失殆盡。唯有集中精力編纂《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興化佛教通志》二書， 付梓流通。希望震師的《興化佛教通志》的流通，能引起同仁對志書的編寫的重視。如各縣都能各自爲書，由縣而省，由省而國，散文考獻，愈臻完備。
震師的一生，雖是短暫，然其對佛教教育，文化上的貢獻寶是不朽，他的功績可以與僧肇齊肩，我作爲他的法嗣，誓願在有生之年， 繼承震師的事業，爲發揚人間佛教思想和中國佛教叁大優良傳統做出不懈努力。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寫于上海玉佛寺般若丈室
《試論震華法師的佛學思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