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佛教思想特色
达亮
(广东潮州市《人海灯》编辑部，广东 潮州 521021)
摘要：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书画，融汇着儒、释、道的血液。儒家的“入世”，以儒家精神为担纲；道家的“忘世”，以道家精神为养气；佛家的“出世”，以佛家精神为超脱，三家思想的杂糅，形成了苏东坡“外儒内禅”的人生观、艺术观。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叠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汇、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圆满的人生境界，形成其独具佛教思想的特色。
关键词：苏东坡；佛教；诗词；外儒内禅
苏东坡对佛教态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佛教的观念，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他在对佛教的理解中，理智的追求占有更大的比重。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领会佛说，“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观其临祸福死生之际，不容伪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真伪之候，见于言语。”对佛，他说自己“难化”，他在《与参寥子二首》中自我检讨说：“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屡起，数为世务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他给友人写信中，还说到自己虽然慕佛道，诵《楞伽》，但实无所见。这些当然有谦虚的意味，但也说明他对佛道并非那样执着、迷信。苏东坡的学佛，不执着于斋戒、持律、诵经，也不喜欢虚玄之谈，而是希望佛教能真正裨益各级各层的现实人生。在佛寺的清幽环境中，焚香静坐，悟得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道理是他最大的收获。他曾作《阿弥陀佛颂》：“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我与佛同。”他曾对净土宗信仰产生怀疑与不理解，有些时候曾批评佛教中宣扬的颓废超世和因果报应观点。例如他在居丧期间，应惟简之请作《中和胜相院记》云：“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因此他认为佛教某些宣传是“为愚夫未达者”所设的“荒唐之说”，“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东坡说的这些主要指的是净土信仰，这当然是他对净土信仰实无所见和偏激了。他在《盐官大悲阁记》中又说：“……至于为佛者亦然。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这里批评的则是禅宗无言无相之说。他的这种说法与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相似，也是以理性批驳神秘主义。元佑六年(1091)他所作的《<六一居士集>叙》：“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这是他对儒释道的偏激与不理解，与后来得益于儒释道，这就是有力的佐证。
有人说苏东坡对儒释道的态度，前后期不同，前期(贬官黄州以前)主异，后期主同。南宋汪应辰说：“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其后读释氏书，见其汗漫而无极，……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释氏之说，尽欲以智虑臆度，以文字解说。”今人多用此说，如刘乃昌《论佛老思想对苏轼文学的影响》也说：“汪氏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苏轼由辟佛老到融合佛老大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苏东坡随着仕途的失意，受释道影响越来越深是对的，但是，如果说苏东坡前期才辟佛老，后期则融合佛老，根据似不充分。实则苏东坡一生在政治上都在辟佛老，而在其它方面都在融合佛老，且早年受佛教影响较深。“借示绣佛，奇妙之极，当由天工神俊，非特寻常女工之精丽者也。凡目瞻礼，一洗尘障，幸矣。”《佛祖统记》卷四十六载：“(轼)及在儋，得蜀人张氏画十八阿罗汉，遂为之赞。”“轼家藏十八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总之他在融其所认为可融的，辟其所认为不可不辟的。
苏东坡偏重于从政治上反对佛道，他的《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韩愈论》，都对所谓异端思想持批判态度。他说：“圣人之所以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他认为正是老庄的“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造成了法家的“敢为残忍而无疑”，结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这都是从异端可亡国的角度讲的。如前所述，苏东坡虽皈依佛学，对佛，他说自己“难化”，即使远谪万里也仍“难化”，在熙宁年间，苏东坡还曾以佛老之说作为他反对新法的工具，其实，佛老思想对他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政治逆境中的抵御武器，以寻求精神解脱。再者，苏东坡折衷了佛门各宗的观点，而强调了“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换个说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正是南北朝以来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与宗教的统一。
苏东坡除从政治上反对佛道以外，而在其它方面却深受佛道影响。苏辙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更是道出了苏东坡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初”、“既而”、“后”等字充分说明了苏东坡研读儒释道典籍有一个过程。为了应试，苏东坡兄弟少年时代主要是读儒家经史。但是如果把“既而读《庄子》”，“后读释氏书”说成是在贬官黄州之后，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其实东坡在早年就“读释氏书”了。
苏东坡晚年所作的《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中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诗中言明随父苏洵读书，所谓“旁资”，即是除了儒家经典外，同时还接触了道教和佛教的知识。苏辙青年时代反对“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的观点，声称自己“百氏之书无所不读”，这也大体可以代表苏东坡少年时代的情况。
“早年便怀齐物志”“逍遥齐物追庄周”。苏东坡8岁入学，启蒙老师便是天庆观道士张易简。
苏东坡兄弟皆“龆龀好道”，当他晚年被贬海南回首往事时，曾沉痛感慨道：“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他没有像一般读书人那样表现出对功名事业强烈的欲望和迫切的渴求，相反，他时常会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苦衷，“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因此，苏东坡思想胎息老庄是毋庸置疑的，无需多加论证。嘉祜二年(1057)他同科进士及第，可谓少年得志，从他的《人峡》诗中可略知一二：“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人仕不久，又发出了“何年谢簪绂，丹砂留迅晷”感叹。苏东坡应进士试和制科试时就与融合儒释道的怀琏禅师交游。
“乌台诗案”结局虽属侥幸，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但对他的世界观影响极大，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信佛学禅，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即由一个儒家积极人世的人生观到佛教无物无我心性明静的人生观蜕变，用禅学理念来观察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使他得到极大解脱。
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开始学禅，信佛，而把眼睛放在佛教与禅理上，远离世事的纷扰，寻求内心的安静，寻找精神的自由。
苏东坡之好佛，首先是要求静心。现实世界带给他无数苦闷与烦恼。在佛教中，他学到摆脱这些烦恼的超然态度，可以在一时间跳出矛盾纠缠之外，从而达到心泰神宁。但在许多情况下，他又并没有完全超世人佛，而往往只是在解脱“烦恼障”之后对人世冷眼观察，结果对一切苦难都无所挂碍，无所顾念。他在《海月辩公真赞》中说：“予通守钱塘时，海月大师惠辩者，实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予固喜从之游。”他每见惠辩，清坐相对，即达到形神俱泰的境界。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又说：“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日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问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但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他在黄州时每隔一、二天，就要到当地安国寺烧香静坐，自我反省。这时他进入一种境界，物我两忘，身心皆空，头脑完全清净，而种种人世烦恼都会消除，从内心到外界，进入了自由自在的境地。这里写出了他人佛寺习佛时的心情。在佛寺的清幽环境中焚香默坐，悟得物我双亡、身心皆空的道理，心境上也就安宁了。这是由于内心反省所得到的安慰。这里他已经是向佛求静，追求精神上更高层次的安宁了。至于“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的生活，更是悠然自得，伏一几而小天下。再有“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恍然问只记得万里风月，闲者居之。这是苏东坡向往的境界。
苏东坡转向了宗教，是在黄州时期开始信奉佛教的。贬官黄州以后，苏东坡受佛老思想影响更深了，有关儒释道可以相通的言论更多更鲜明了。苏东坡主张儒释交辉，在《宸奎阁碑》中他写到怀琏禅师：“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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