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与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又在《祭龙井辩才文》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称赞怀琏禅师能调和儒与佛、老，指出佛教各宗派间应取兼容态度，其实儒、佛、道各家也应持兼容并包、事理圆融、二者都不偏废。元祜年间他说：“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不思不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臣闻舜禹之心，以奉先为孝本；释老之道，以损己为福田”；谪贬岭南时，他也说：“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儒释不谋而同”。元丰三年(1080)闰九月十九日，他在《答毕仲举》中说到自己学佛的立场：“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
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
抑尚与仆辈俯仰也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生活在儒、佛、道三教合流时代的苏东坡，“《楞严》在床头，妙偈时仰读”，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儒释道杂糅的特点。尤其是在他贬居黄州以后很注意捋取众长，为我所用，借以应付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对佛老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他学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穷究其义理，以期“出生死，超三乘”，而是“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是“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然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认为融合儒释道三家可以“遇物而应，施则无穷”。他学佛的目的是“静而达”、“以待外物之变”，这是他生命达观的表现。他是要攫取佛老思想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美自己的思想境界。佛老思想对苏东坡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仅时时体现于作品的表现主题，而且对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他与范镇论佛法信与不信之说，也表明了自己学佛的立场，有一定的明心见性之见解。“范蜀公不信佛说，大苏公尝与公论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说。范公云：“镇平生事，非目所见者，未尝信。”苏公日：“公亦安能然哉
设公有疾，令医切脉，医日寒，则服热药，日热，则饵寒药。公何尝见脉而信之如此，何独至于佛而必待见耶!””由此得之，东坡学佛一方面不喜欢那些玄虚之谈，而希望在身心上真能得益。他所说的“浅陋”，正是与现实人生有关联处。他显然不相信佛教真能让人出世作佛，而希望它对俯仰人世的平凡人有益。
苏东坡信佛学佛，是将佛作为觉悟者、觉行圆满者来崇拜的。而“三世”的转生，“六道”的轮回，不过是“粗浅假说”。正如毕仲举来信所说，读经、参禅、信佛也不过是为了“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而已，达到这个目的就“乃为至足”。毕仲举的话，苏东坡十分赞赏，其实也代表了苏东坡学佛习禅的目的。
佛学修养使苏东坡得益，苏辙说他谪居海南时“日蒣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即使到了晚年，诗文中亦不见衰惫之气，这表现出一种气节。他在儋州写《观棋》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胜和败的差别，像其他事物的差别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但苏东坡的否定，却使他在屡次遭贬中保持乐观不屈的精神，保持对生活、对风土人情的热爱。“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在他的书简中，他说自己：“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对个人荣辱看得如此淡泊，能如此随遇而安，正出于对心性独立与自由的理解。又说，在贬地“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把贬地或者当作自己的故乡，或者当作风景胜地；他曾把自己比喻为避居香山的乐天，并说自己是“闭阎烧香一病僧”，将贬官生活当成持戒修道的僧侣生活。这种超然避世的态度显然表现出与现实苦难相对抗的心理和保持自心定力的努力。
中国文人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儒学为本，佛道为用，得志时企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失意时便“且放白鹿青崖间”，李白是这样，王安石也是这样，王维更甚，一生都在半官半隐。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兼融贯通，是宋代学人的一般思想趋势，在苏东坡身上无法完成这种思想定式。佛老思想成为苏东坡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原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东坡身上，却发生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贵贱、毁誉、得失视作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又帮助他观察问题，处理世事比较通达，在这种旷达态度的背后，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综其一生，他以儒学的重视现实的精神和伦理观念指导自己的出仕和从政，又以佛道的“了达无疑”和“齐物”“丧我”来养性、处穷和应变。他以庄子“醉里天全”作为避祸手段：“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坠车终无伤，庄叟不吾欺”，而当佛家思想成为他观照事物的理论基础时，他的思想便有一个质的飞跃，佛当年告诉弟子阿难：“阿难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苏东坡便有所悟，意识到“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这就是苏东坡的“外儒内禅”的统一，所以他依于道，逃于禅，推演周易，喜欢陶渊明，却终其一生并不归隐。
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而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为担纲，以佛家精神为超脱，以道家精神为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人世与出世的交叠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汇、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圆满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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