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士之聰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爲蠻夷下俚之說。琏獨指與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又在《祭龍井辯才文》說：“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禅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他稱贊懷琏禅師能調和儒與佛、老，指出佛教各宗派間應取兼容態度，其實儒、佛、道各家也應持兼容並包、事理圓融、二者都不偏廢。元祜年間他說：“道家者流，本于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于《周易》“不思不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爲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爲福田”；谪貶嶺南時，他也說：“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儒釋不謀而同”。元豐叁年(1080)閏九月十九日，他在《答畢仲舉》中說到自己學佛的立場：“佛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仆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禅，自以爲至矣，而鄙仆所言爲淺陋。仆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仆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仆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于佛書者果何耶
爲出生死、超叁乘，遂作佛乎
抑尚與仆輩俯仰也
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生活在儒、佛、道叁教合流時代的蘇東坡，“《楞嚴》在床頭，妙偈時仰讀”，他的思想帶有鮮明的儒釋道雜糅的特點。尤其是在他貶居黃州以後很注意捋取衆長，爲我所用，借以應付當時複雜多變的政治社會環境。值得注意的是蘇東坡對佛老思想的接受持一種分析的態度。他學佛的目的，並不是爲了窮究其義理，以期“出生死，超叁乘”，而是“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是“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認爲融合儒釋道叁家可以“遇物而應，施則無窮”。他學佛的目的是“靜而達”、“以待外物之變”，這是他生命達觀的表現。他是要攫取佛老思想的內在精神以充實、完美自己的思想境界。佛老思想對蘇東坡文學創作的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不僅時時體現于作品的表現主題，而且對作品藝術風格的形成也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他與範鎮論佛法信與不信之說，也表明了自己學佛的立場，有一定的明心見性之見解。“範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範公雲：“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日：“公亦安能然哉
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日寒，則服熱藥，日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至于佛而必待見耶!””由此得之，東坡學佛一方面不喜歡那些玄虛之談，而希望在身心上真能得益。他所說的“淺陋”，正是與現實人生有關聯處。他顯然不相信佛教真能讓人出世作佛，而希望它對俯仰人世的平凡人有益。
蘇東坡信佛學佛，是將佛作爲覺悟者、覺行圓滿者來崇拜的。而“叁世”的轉生，“六道”的輪回，不過是“粗淺假說”。正如畢仲舉來信所說，讀經、參禅、信佛也不過是爲了“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而已，達到這個目的就“乃爲至足”。畢仲舉的話，蘇東坡十分贊賞，其實也代表了蘇東坡學佛習禅的目的。
佛學修養使蘇東坡得益，蘇轍說他谪居海南時“日蒣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即使到了晚年，詩文中亦不見衰憊之氣，這表現出一種氣節。他在儋州寫《觀棋》說：“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複爾耳。”勝和敗的差別，像其他事物的差別一樣，是客觀的存在；但蘇東坡的否定，卻使他在屢次遭貶中保持樂觀不屈的精神，保持對生活、對風土人情的熱愛。“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在他的書簡中，他說自己：“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他對個人榮辱看得如此淡泊，能如此隨遇而安，正出于對心性獨立與自由的理解。又說，在貶地“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飯便吃，便過一生也得”。“試問：“嶺南應不好
”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把貶地或者當作自己的故鄉，或者當作風景勝地；他曾把自己比喻爲避居香山的樂天，並說自己是“閉閻燒香一病僧”，將貶官生活當成持戒修道的僧侶生活。這種超然避世的態度顯然表現出與現實苦難相對抗的心理和保持自心定力的努力。
中國文人有一個較普遍的現象，那就是以儒學爲本，佛道爲用，得志時企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失意時便“且放白鹿青崖間”，李白是這樣，王安石也是這樣，王維更甚，一生都在半官半隱。儒道釋叁家思想的兼融貫通，是宋代學人的一般思想趨勢，在蘇東坡身上無法完成這種思想定式。佛老思想成爲蘇東坡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處世哲學。佛老思想原以清靜無爲，超然物外爲旨歸，但在蘇東坡身上，卻發生了複雜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貴賤、毀譽、得失視作毫無區別的東西，有逃避現實的消極傾向；另一方面，又幫助他觀察問題，處理世事比較通達，在這種曠達態度的背後，堅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著追求。綜其一生，他以儒學的重視現實的精神和倫理觀念指導自己的出仕和從政，又以佛道的“了達無疑”和“齊物”“喪我”來養性、處窮和應變。他以莊子“醉裏天全”作爲避禍手段：“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而當佛家思想成爲他觀照事物的理論基礎時，他的思想便有一個質的飛躍，佛當年告訴弟子阿難：“阿難若于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蘇東坡便有所悟，意識到“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這就是蘇東坡的“外儒內禅”的統一，所以他依于道，逃于禅，推演周易，喜歡陶淵明，卻終其一生並不歸隱。
在宋朝，對佛、道的向往，將佛、道二經與文藝結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並不是飄逸潇灑的蘇東坡，而是嚴謹固執的王安石。如果說王安石對佛、道是一種敬仰，敬仰佛道的節操、經義、生活方式，而蘇東坡卻是一種欣賞，欣賞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爲擔綱，以佛家精神爲超脫，以道家精神爲養氣，這叁句話，雖然有點籠統，但也能說出蘇東坡對叁家的態度。在順境與逆境的變更中，在人世與出世的交疊中，在激情與虛幻的轉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蕩中，蘇東坡得到了融彙、整合與統一，從而達到天趣洋溢、生機浩蕩、超然無累、自足圓滿的人生境界。
《蘇東坡的佛教思想特色》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