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佛教思想特色
達亮
(廣東潮州市《人海燈》編輯部，廣東 潮州 521021)
摘要：蘇東坡的詩詞、文賦、書畫，融彙著儒、釋、道的血液。儒家的“入世”，以儒家精神爲擔綱；道家的“忘世”，以道家精神爲養氣；佛家的“出世”，以佛家精神爲超脫，叁家思想的雜糅，形成了蘇東坡“外儒內禅”的人生觀、藝術觀。在順境與逆境的變更中，在入世與出世的交疊中，在激情與虛幻的轉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蕩中，蘇東坡得到了融彙、整合與統一，從而達到天趣洋溢、生機浩蕩、超然無累、自足圓滿的人生境界，形成其獨具佛教思想的特色。
關鍵詞：蘇東坡；佛教；詩詞；外儒內禅
蘇東坡對佛教態度的一個特點，就是利用佛教的觀念，對人生進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他在對佛教的理解中，理智的追求占有更大的比重。有時候，他覺得自己並沒有完全領會佛說，“佛法浸遠，真僞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觀其臨禍福死生之際，不容僞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真僞之候，見于言語。”對佛，他說自己“難化”，他在《與參寥子二首》中自我檢討說：“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屢起，數爲世務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裏之行相調伏耳。”他給友人寫信中，還說到自己雖然慕佛道，誦《楞伽》，但實無所見。這些當然有謙虛的意味，但也說明他對佛道並非那樣執著、迷信。蘇東坡的學佛，不執著于齋戒、持律、誦經，也不喜歡虛玄之談，而是希望佛教能真正裨益各級各層的現實人生。在佛寺的清幽環境中，焚香靜坐，悟得物我兩忘、身心皆空的道理是他最大的收獲。他曾作《阿彌陀佛頌》：“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他曾對淨土宗信仰産生懷疑與不理解，有些時候曾批評佛教中宣揚的頹廢超世和因果報應觀點。例如他在居喪期間，應惟簡之請作《中和勝相院記》雲：“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因此他認爲佛教某些宣傳是“爲愚夫未達者”所設的“荒唐之說”，“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東坡說的這些主要指的是淨土信仰，這當然是他對淨土信仰實無所見和偏激了。他在《鹽官大悲閣記》中又說：“……至于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這裏批評的則是禅宗無言無相之說。他的這種說法與柳宗元對禅宗的批評相似，也是以理性批駁神秘主義。元佑六年(1091)他所作的《<六一居士集>敘》：“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這是他對儒釋道的偏激與不理解，與後來得益于儒釋道，這就是有力的佐證。
有人說蘇東坡對儒釋道的態度，前後期不同，前期(貶官黃州以前)主異，後期主同。南宋汪應辰說：“東坡初年力辟禅學，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臆度，以文字解說。”今人多用此說，如劉乃昌《論佛老思想對蘇轼文學的影響》也說：“汪氏的說法是有根據的，蘇轼由辟佛老到融合佛老大抵經曆了一個發展過程。”蘇東坡隨著仕途的失意，受釋道影響越來越深是對的，但是，如果說蘇東坡前期才辟佛老，後期則融合佛老，根據似不充分。實則蘇東坡一生在政治上都在辟佛老，而在其它方面都在融合佛老，且早年受佛教影響較深。“借示繡佛，奇妙之極，當由天工神俊，非特尋常女工之精麗者也。凡目瞻禮，一洗塵障，幸矣。”《佛祖統記》卷四十六載：“(轼)及在儋，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爲之贊。”“轼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總之他在融其所認爲可融的，辟其所認爲不可不辟的。
蘇東坡偏重于從政治上反對佛道，他的《子思論》、《荀卿論》、《韓非論》、《韓愈論》，都對所謂異端思想持批判態度。他說：“聖人之所以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他認爲正是老莊的“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造成了法家的“敢爲殘忍而無疑”，結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這都是從異端可亡國的角度講的。如前所述，蘇東坡雖皈依佛學，對佛，他說自己“難化”，即使遠谪萬裏也仍“難化”，在熙甯年間，蘇東坡還曾以佛老之說作爲他反對新法的工具，其實，佛老思想對他的主要作用是作爲政治逆境中的抵禦武器，以尋求精神解脫。再者，蘇東坡折衷了佛門各宗的觀點，而強調了“雖居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換個說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這正是南北朝以來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與宗教的統一。
蘇東坡除從政治上反對佛道以外，而在其它方面卻深受佛道影響。蘇轍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更是道出了蘇東坡一生的精髓，可謂乃兄知音：“(蘇轼)初好賈誼、陸贽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初”、“既而”、“後”等字充分說明了蘇東坡研讀儒釋道典籍有一個過程。爲了應試，蘇東坡兄弟少年時代主要是讀儒家經史。但是如果把“既而讀《莊子》”，“後讀釋氏書”說成是在貶官黃州之後，那就不符合實際了。其實東坡在早年就“讀釋氏書”了。
蘇東坡晚年所作的《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詩中說；“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詩中言明隨父蘇洵讀書，所謂“旁資”，即是除了儒家經典外，同時還接觸了道教和佛教的知識。蘇轍青年時代反對“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的觀點，聲稱自己“百氏之書無所不讀”，這也大體可以代表蘇東坡少年時代的情況。
“早年便懷齊物志”“逍遙齊物追莊周”。蘇東坡8歲入學，啓蒙老師便是天慶觀道士張易簡。
蘇東坡兄弟皆“龆龀好道”，當他晚年被貶海南回首往事時，曾沈痛感慨道：“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他沒有像一般讀書人那樣表現出對功名事業強烈的欲望和迫切的渴求，相反，他時常會有一種無可奈何的苦衷，“轼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因此，蘇東坡思想胎息老莊是毋庸置疑的，無需多加論證。嘉祜二年(1057)他同科進士及第，可謂少年得志，從他的《人峽》詩中可略知一二：“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人仕不久，又發出了“何年謝簪绂，丹砂留迅晷”感歎。蘇東坡應進士試和製科試時就與融合儒釋道的懷琏禅師交遊。
“烏臺詩案”結局雖屬僥幸，蘇東坡幸而死裏逃生，但對他的世界觀影響極大，至少是個驚心動魄的經驗，他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信佛學禅，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即由一個儒家積極人世的人生觀到佛教無物無我心性明靜的人生觀蛻變，用禅學理念來觀察人世間的萬事萬物，使他得到極大解脫。
在六月他寫的別弟詩裏，他說他的生命猶如爬在旋轉中的磨盤上的線蟻，又如旋風中的羽毛。他開始沈思自己的個性，而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甯。他開始學禅，信佛，而把眼睛放在佛教與禅理上，遠離世事的紛擾，尋求內心的安靜，尋找精神的自由。
蘇東坡之好佛，首先是要求靜心。現實世界帶給他無數苦悶與煩惱。在佛教中，他學到擺脫這些煩惱的超然態度，可以在一時間跳出矛盾糾纏之外，從而達到心泰神甯。但在許多情況下，他又並沒有完全超世人佛，而往往只是在解脫“煩惱障”之後對人世冷眼觀察，結果對一切苦難都無所挂礙，無所顧念。他在《海月辯公真贊》中說：“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缁素悅服，予固喜從之遊。”他每見惠辯，清坐相對，即達到形神俱泰的境界。他在《黃州安國寺記》中又說：“道不足以禦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複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日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問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但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他在黃州時每隔一、二天，就要到當地安國寺燒香靜坐，自我反省。這時他進入一種境界，物我兩忘，身心皆空，頭腦完全清淨，而種種人世煩惱都會消除，從內心到外界，進入了自由自在的境地。這裏寫出了他人佛寺習佛時的心情。在佛寺的清幽環境中焚香默坐，悟得物我雙亡、身心皆空的道理，心境上也就安甯了。這是由于內心反省所得到的安慰。這裏他已經是向佛求靜，追求精神上更高層次的安甯了。至于“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幾上，白雲左繞，青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的生活，更是悠然自得，伏一幾而小天下。再有“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恍然問只記得萬裏風月，閑者居之。這是蘇東坡向往的境界。
蘇東坡轉向了宗教，是在黃州時期開始信奉佛教的。貶官黃州以後，蘇東坡受佛老思想影響更深了，有關儒釋道可以相通的言論更多更鮮明了。蘇東坡主張儒釋交輝，在《宸奎閣碑》中他寫到懷琏禅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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