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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格鲁派传承简介——兼释部分对格鲁派的误解▪P2

  ..续本文上一页模范人天、使如来圣教久住的美誉却遍传十方。

  公元1419年藏历十月廿五日,宗喀巴大师圆满完成了他在人世间的利生事业,于甘丹寺示现圆寂。这一天也是宗喀巴大师的诞辰纪念日,它成为全西藏和蒙古以及其他地区藏传佛教的宗教节日一一燃灯节。藏区的十月是个少风的时节,每到二十五日的夜晚,人们就会在户外的山地、平原以及屋顶、窗前伴随着回荡在天地间的“无缘大悲颂” (无缘悲藏观自在,无垢智王微妙音,尽摧魔军秘密主,雪岭智严宗喀巴,启白善慧名称足),燃起一盏盏明灯。缅怀在雪域西藏圆满重现如来正法的第二导师一一宗喀巴大师及其终身倡导和躬身实践的理想一一“深信唯有佛圣教,乃是众生善乐本,纵失身命不弃舍,以大志力持正法”!二 格鲁派传承的形成宗喀巴大师训育的弟子可谓英才辈出,经他们及其再传弟子的不懈努力,格鲁派传承最西藏佛教格鲁派传承简介终形成并遍及藏区。1416年,大师弟子嘉样曲杰(妙音法王)建立哲蚌寺。1419年大师另一弟子强钦曲杰(大慈法王)建立色拉寺。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是格鲁派最重要的道场和最高学府,且均在拉萨附近,被称为“拉萨三大寺”,她们也是西藏最大的寺院。1440年喜饶僧格(智慧狮子)在拉萨创建举麦扎仓(下密院)。1474年喜饶僧格及根敦珠(僧成,宗大师首要弟子之一,其转世即历代达赖喇嘛)尊者的门徒贡噶敦珠(闻喜成就)设立举多扎仓(上密院)。举多、举麦两扎仓是格鲁派传播金刚乘教法的最高学府。三大寺和上、下密院堪称古印度那烂陀寺、超岩寺等佛教大学及其千年学术、修持传统在雪域西藏的复兴。1437年强钦曲杰在藏东康区建成昌都寺。

  后藏地区于1447年由根敦珠尊者在日喀则附近建立札什伦布寺,该寺以后的寺主是宗大师首要弟子之一克珠杰(贤哲尊)尊者的转世化身一一历代班禅喇嘛。西藏东北部的安多地区不仅是至尊宗喀巴的故乡,还是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1575年三世达赖喇嘛在法王宗喀巴的出生地建立了塔尔寺。1710年一世嘉木样协巴(妙音笑)尊者在安多创建拉卜楞寺(位于今甘肃夏河县境内),该寺培育了许多优秀学者。

  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及前述拉萨三大寺是格鲁派六大寺院。

  三 格鲁派传承的殊胜

  格鲁派传承极为重视对佛法的如理闻思,为此建立了严密、系统的教育制度。每座格鲁派寺院几乎都是一座规模不等的佛教学校。寺院按学僧的程度,将其编成不同年级,首先对学僧进行严格的逻辑训练,随后指导学僧深入彻底地对佛典进行系统研习,同时教育和训练学僧以讲解、辩论、着述的方式宏扬佛法,并且也鼓励学僧掌握有益于利世济生的大小五明即包括医学、天文学、历算学、戏剧等世俗知识和技能在内的广泛学术领域,这也同样是继承了古印度那烂陀寺等佛教大学培养佛教最高级学者一一班枳达(意为“善知识”,对应于西藏的“格西”)的教育传统。因而格鲁派传承以其卓越的学术水平培育了无数杰出的通材式学者和论师,如四世班禅喇嘛、五世达赖喇嘛等。各大格鲁派寺院中的扎仓(学院)都采用各自推崇的学者所造不同论着为教材,如色拉寺的谢巴扎仓特别重视四世班禅喇嘛的论着,而哲蚌寺的郭莽扎仓则主要学习一世嘉木样协巴尊者的著作。然而机会均等、公正无私的格西学位晋升考试要求学僧所必须精通的五部大论是一致的:《释量论》(因明学)、《现观庄严论》(般若学)、《戒经》(律学)、《人中论》(中观学)、《俱舍论》(对法学)。

  在修持上,格鲁派传承绝非象某些人传说的那样一一没有并且也不重视一生成佛的教授,其实格鲁派拥有全部甚深密法教授,如那若六法等,更有至尊曼殊室利菩萨传授的“大手印”等不共教授,只是禀承印藏大德古风,不滥传与不当之人(如学法动机不纯,企图利用密法谋求个人的名闻利养或懒惰懈怠、妄想寻求捷径等等),以防败坏佛法,而是强调结合出离心、菩提心、清净见,依菩提道次第按闻、思、修的顺序完整修习显密全部佛法,尤其强调切实遵守戒律,避免了重密轻显、呵戒为小、逾越次第、妄自尊大等通病。同其他传承一样,格鲁派的修持以圆满佛果为最终目的,但更为强调以五道十地的进升等菩提道上的真实成就作为衡量修持的标尺,而不是以神通作为修持的中心和成就的标准。尤为可贵的是,格鲁派的显密教授都经过宗喀巴大师等法门巨匠如理抉择,皆有可靠的经论依据,消除了由于盲目强调前人实修经验而造成的错谬。

  另一方面,由于格鲁派具足广大闻思全部教理的殊胜,最初无论显密均作细致的闻思,因而在座上修习所闻思义时,有较多的正理抉择方便。而闻思越广,慧力就越强,修习也就越有力、越易于导致自心的转变。所以格鲁派在实修上堪称成佛左券稳操在手,也正因此格鲁派孕育了许多大成就者:如一生成佛的温萨巴尊者和本世纪重振格鲁派宗风、现身证得与胜乐金刚无二无别的颇邦喀大师等等,完全不象某些人想当然的那样一一格鲁派是不重实修只重学术的“论辩式佛教”。

  在佛法主人的责任感策励下住持和弘扬佛法更是格鲁派一贯的宗风。由于对显密教法都作过细致、完整的如理闻思,又受到过良好的讲、辩、着训练,格鲁派大德往往拥有敏锐清晰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力,并且辩才无碍。种种生动形象的譬喻和幽默开朗的性格都是格鲁派大德阐扬正理、接引修学者的最佳武器。善修菩提心、不崇尚神异及连珠妙语使格鲁派大德在生活中显得更为轻松自在、平易近人,因此更容易被普通人接受作为学修的榜样和究竟的善友。凡此种种使格鲁派在弘法利生方面具有更多的方便善巧和成就。同样由于对修习菩提心的强调,使得格鲁派大德在住持和弘扬佛法上具有极为强烈的献身精神。如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却旺扎巴(法王名称)为躬行菩萨行,常年与处于社会最底层、为人憎恶的乞丐为伍,从物质和精神上利益他们,引导他们走上解脱之道。

  格鲁派在从事佛教事业方面有着周密的组织、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如格鲁派各大寺院的堪布(即方丈、住持)除个别特殊因缘,必须是拥有格西学位的僧人。格鲁派最高级学者和领袖即法王宗喀巴大师法位的继承者一一甘丹寺法座的受持者甘丹池巴(甘丹寺座主,首任甘丹池巴即为宗喀巴大师)的产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甘丹池巴从获得格西拉然巴(即一等格西,正月传召法会时,面对三大寺全体僧众答辩通过而获得)学位并担任过举多或举麦扎仓堪布(相当于住持,获得格西拉然巴学位后进人此二扎仓研修金刚乘教法,品学皆优者可考取此职)、显密圆通的芯苔中产生,任期为七年,无特殊情况不得连任。任何僧人只要具备资格都有同等的出任机会,因而达此法位的过程是完全公正的,正如一则西藏谚语所述一一“谁家慈母之爱儿,若持如量功德聚,甘丹法座为彼设”。迄1998年为止,格鲁派已有一百届甘丹池巴。格鲁派的寺院组织管理制度由于严格依据戒律,同时尊重现实情况,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因此一如其学术和修持水平,堪称首屈一指。

  无疑格鲁派传承在印度以外地区最成功地继承、重现并发扬光大了古印度纯正、圆满的佛教。

  四 格鲁派传承的入世功业

  十七世纪,五世达赖喇嘛成为领导西藏政权的第一位格鲁派领袖,从此格鲁派开始在西藏政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到十八世纪中叶,格鲁派便成为团结西藏民众和各教派的主要力量。

  有人认为格鲁派和格鲁派大德热衷政治,其实这纯属一种误会。在格鲁派执政以前,萨迦派和噶举派等教派都曾先后执政,因而参与政治绝非格鲁派的专利。格鲁派大德同以前其他教派的许多大德一样,参与政治活动完全是出于对众生无尽慈爱和悲悯的菩提心,并非是为个人谋取利益。当然在以僧人身份参与政治的人当中也难免混杂着争名逐利者,但绝非主流。格鲁派强调出离心,同时也特别强调大乘佛教的菩提心,因此格鲁派大德并不以“不过问政治”为出家人的清高、超脱,把这种无奈或不负责任作为美德来加以炫耀。相反,许多西藏佛教格鲁派传承简介本已深具出离心的格鲁派大德在菩提心的策力下,一旦社会和人民需要,就会毅然放弃隐居山林、舍事专修的生活,投身世俗社会,勇敢地护持政治,积极参与经济、教育、公益等各项社会活动,以实践菩萨行,履行做为菩萨行者对众生的责任。另一方面,这些大德在开创人世功业的同时,始终能保持内心的恬淡知足,不为烦恼尘埃所染。历史上的四世班禅大师、章嘉国师和现代的十世班禅大师、雍增赤江仁波且都是这类大德的典范。面对他人的不理解和毁谤以及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风云变幻和艰辛困苦,多年深厚的修

  持使大德们能泰然处之,并以独道的智慧游刃有余。引导众生获得现世暂时的安乐,并以此作为引导众生走上解脱轮回、获得永久安乐之道的方便,这才是格鲁派大德问政及开创其它人世功业的本怀。

  需要指出的是,格鲁派并非由于执政才得以兴盛。早在格鲁派领袖步人西藏政治舞台之前很久,格鲁派就由于其教法的圆满无误和僧人的持戒精严、学修兼备而深深博得了西藏各教派僧俗民众的尊重和信仰。也正是由于民众的尊重、信仰和支持,格鲁派的影响才日渐增长,最终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教派。这在藏汉史籍上都有明确记载。因此认为格鲁派兴旺发达的原因是掌握了西藏政权,实在是因果错置。此外格鲁派并未由于成为主流教派、主导了政权就失去了佛陀、宗喀巴大师等圣

  者的宗教宽容精神,去仿效以往的某些宗教和教派,利用政权的力量大肆迫害宗教上的异己(格鲁派就曾深受其害),而是始终尊重并帮助其他教派,尤其对各教派学修确有成就的大德更是给予特别礼遇,敬如师长,与本教派大德一视同仁,从不歧视和制造障碍。如五世达赖喇嘛就曾帮助宁玛派从事了整理伏藏、创设寺院等一系列事业;而格鲁派对宗喀巴大师的上师仁达哇大师所属的萨迦派更是一向优礼有加,直至今日在格鲁派大德中仍流传着“萨迦派是格鲁派的父亲”的说法;此外在昔日注重礼仪的西藏,格鲁派所主导的政府使噶举派的最高领袖一一DB法王享有许多与格鲁派领袖一致的仪仗和礼遇。至于象清朝乾隆年间勾结外寇入侵后藏的噶举派的夏玛巴呼图克图以及民国年间流亡汉地的宁玛派诺那呼图克图等人,则完全是由于政治上(包括武装对抗等活动)的原因而成为当时西藏政权的敌人,而导致他们不受欢迎的那些原因在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政治生活中都不足为怪,当然碰巧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士所反对的政权的主导者属于格鲁派,而他们自己则属于其他教派。因此将这些事件归之于宗教迫害实在无从谈起。这在历史学上是有明确证据的,无庸赘述。

  五 格鲁派传承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

  格鲁派在藏区以外特别是蒙古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三世达赖喇嘛曾两度访问蒙古,帮助蒙古人民消除了杀人殉葬、血祭等长期以来难以克服的陋习,使佛教开始深入蒙古各阶层人民的心中,不再只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四世达赖喇嘛则出生于蒙古,格鲁派和蒙古人民的纽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甘珠尔》(经藏)在1628至1629年间翻译成蒙文。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系蒙文,清政府授予蒙藏部分具有非凡地位和影响力的高僧的转世化身的称号,意为“寿者”)于1635年出生,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建立了日窝格易寺,并驻锡库伦(即今日的乌兰巴托)。

  此时格鲁派的影响力正遍及蒙古,他和他的转世化身便成为蒙古的精神领袖。1717至1720年间,蒙文《甘珠尔》在北京编印完成,随后在蒙古广泛流通。1724至1729年间, 《丹珠尔》 (论藏)也翻译成蒙文并排印完毕。在这段时间对于格鲁派在蒙古的传播最具影响力的是乾隆皇帝的国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比多杰(游戏金刚)。先后有大批蒙古学僧到西藏留学,从中产生了许多着名学者,使格鲁派教法在蒙古得到更为有力的宏传。蒙古佛教与其他地区的佛教相比,最大的特色在于其传承是纯粹的格鲁派,而没有任何其他教派的传承。尽管本世纪蒙古佛教一度遭遇魔难,但由于佛法深

  人人心,使几代人在佛教徒横遭杀戮、寺院被毁、僧团被迫转入地下、人民备受欺凌的黑暗日子里,依靠心中的三宝渡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迎来了佛法的重光,并在深具菩提心和殊胜智慧的大德的护持下逐步走向复兴。

  1408年明成祖朱棣迎请宗喀巴大师弟子强钦曲杰到汉地宏法是格鲁派在汉地传播的开始。格鲁派曾在明朝的皇室贵族及极少数普通僧俗中有所传播。清代,尽管有皇室的信仰和护持,但碍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格鲁派在汉地的传播基本局限于少数满族贵族,汉族士大夫绝少信仰实践者,民间更没有多大影响。民国年间,北京北海菩提学会和密藏院等团体的设立,白普仁尊者、九世班禅大师、安钦金刚持、阿旺堪布等蒙藏大德来汉地的弘化,使格鲁派开始在汉地较有组织地传播,在社会上也造成了一些影响,但主要对象仍以上流社会和少数知识分子为主。这一时期有一批有志学僧远赴西藏学法,返回汉地后译讲经论,推动了格鲁派在汉地的传播,其中最有成就者,首推法尊法师和观空法师。特别是法尊法师系统译介了大量格鲁派重要典籍,如《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为格鲁派在汉地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厥伟。此外能海法师借鉴西藏格鲁派寺院管理及教育制度,在汉地创寺育僧,不失为一伟大尝试。近年来,大陆和港台佛教人士逐渐增进了对格鲁派的认识,如《菩提道次第广论》在佛教界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而热心正法的人壬也开展了部分活动,另一方面来汉地传播格鲁派教法的西藏大德也在增多,如十世班禅大师在北京创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尽管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格鲁派在汉地广泛传播的机缘正逐步成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格鲁派传承伴随着无数富于献身精神的佛子正士们不畏艰辛的宏法布教而走向全世界,分布在五大洲的佛法中心(Dharma Centre)正将甘丹胜利法幢建立在千千万万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男女的心中,宗喀巴大师清净教法的摩尼宝光正照耀着东方和西方,引导佛教走向又一个二千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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