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法理论，并导归于佛心；在方法上，禅法是“远离愦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宴默，舌拄上颚，心注一境”，而禅宗之禅则是“泯绝无寄”、“直显心性”，“不断不修，任运自在”。修习禅法之人大多“栖心禅诵，毕命枯槁”，而禅宗之禅则“杀活纵夺”，不拘动静。在组织上，禅法的兴衰，全系在修行者一人身上，印度禅法传入中国至隋末几百年间，几乎全是个人的修持行为，没有形成教团或宗派这一稳定的组织形式，也没能考虑如何将禅法固化下来融入世间教化。这就是南北朝时中国禅法虽盛，而终于无传的根本原因。所以，不论是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还是佛陀禅师，一大批印度、西域的禅法传授者，他们的禅法，到唐代已无传承可言。
第一部分 4.禅宗的源头及历程
达摩一系的禅法则不然，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两代传承而进入唐代，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先后在鄂赣皖交界处的湖北黄梅双峰山建立道场，聚众开法，才使自己有了立足之地。
达摩、慧可、僧璨三代，生活在南北朝末期和隋朝短暂统一战乱频仍的动荡时期。北方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进而又演变为北齐和北周，并出现了北周武帝灭佛这样的佛教大灾难。北周灭北齐而统一了北部中国，灭佛的法难自然也遍及了整个北方，直到隋文帝代周而立方止。南方则经历了梁陈之间的大战乱。这次战乱，摧毁了南朝梁武帝经营了近五十年的繁荣，残破的江南，甚至不如二百六十年前的西晋末年。陈朝短暂且衰弱，并没有给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带来多大的机遇。隋文帝的英明几乎可以与唐太宗相比，但隋炀帝的昏聩，又把整个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动荡时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达摩大师虽长期居于嵩山，面壁九年，身边却没有几位弟子。二祖慧可更处于战乱之际，且受到其他教派的打压，甚至没有一处可供立足的寺庙，只好四处流离，百余岁高龄时，被诬致死。三祖僧璨汲取二祖的教训，舍北而就南，长期隐于安徽舒州的皖公山。只有四祖道信生逢治世，得以在双峰山落脚建寺，聚众开法，常有众五百余人。《历代法宝记》中说：“……信大师大作佛事，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四方龙象尽受归依，经三十余年。”这一盛况，的确是其前辈难以企及的。四祖门下弟子，除五祖弘忍、牛头融外，据《续高僧传》载，还有玄爽、法显、善伏等。据圭峰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载，还有黄梅朗、舒州法藏及法净等，俱为一时之俊秀。道信在双峰山开法长达三十年，影响及于朝野。唐太宗“向师道味，欲瞻风采，诏赴京师，上表逊谢，前后三返”，贞观十七年唐太宗第四次下诏：“如果不起，即取首来。”四祖“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异之，回以状闻，帝弥加叹慕，就赐珍缯，以遂其志”。唐太宗的征召与褒奖，表明四祖“东山法门”的兴盛与稳固。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四祖圆寂于双峰山，五祖弘忍承袭其位，继续在双峰山开法，后来将道场迁到东面十余里的冯墓山。
东山法门在五祖的经营下，达摩禅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扬，乃至名动京洛。《楞伽师资记》载：“又缘京洛道俗称叹蕲州东山多有得果人，故曰东山法门也。”《历代法宝记》说：“后四十余年，接引道俗，四方龙象，归依奔凑。”《楞伽人法志》说：“时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逾千计。”《传法宝纪》所说则更为辉煌：“令望所归……十余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论及当时禅法，举天下的确没有超过东山法门的了。五祖弘忍于高宗咸亨五年圆寂，其后十大弟子，如神秀开法于荆州玉泉寺，玄赜开法于安州寿山寺，智诜开法于蜀中资州，法如开法于潞州，智德开法于扬州，惠藏开法于莘州，玄约开法于随州，义方开法于越州，此外还有襄州通、邺州法、江宁持、蕲州显等。而六祖慧能开法于广东韶州，更显示了禅宗内大变革的启动。这样，东山法门分布的范围，北至山西，南至广东，东至浙江，西至四川，几乎涵盖了大唐帝国大半经济文化重要区域。老安、神秀、智诜等先后被武则天诏入洛阳，并迎入宫廷供养，神秀还得到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崇高荣誉。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广东韶州开法前后，东山法门在国内的盛况。
从南北朝以来两百多年的佛教发展形势看，东山法门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可以说是佛教的奇迹。东晋以来，先是鸠摩罗什所倡的三论之学兴盛于关中，随即风靡江南；接踵而来的是《维摩》、《法华》、《涅槃》、《成实》等经论的广为传习，师说竞起，而此时南朝的禅师则寥若晨星。梁末陈初，真谛三藏翻译了印度瑜伽学派的典籍《摄大乘论》、《俱舍论》等，在隋统一后也广为弘布。在北方，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翻译《十地经论》，北魏宣武帝亲自笔受，继而在北方形成地论学派，声势浩大。与地论学派有关的毗昙学也在北方得到了弘扬。南北朝佛教总的特点是南方崇义理，北方尚禅数。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实、昙相，再传弟子静端等，皆以“九次调心”的禅法名重于世。而佛陀禅师是少林寺的开山祖师，传授“四念处”禅法，有弟子慧光、道房等。慧光是地论学派和四分律学派的领袖，其弟子法上任僧统数十年，实执北方佛教之牛耳。道房弟子僧稠在北魏时先后受到孝明、孝武二帝的尊崇，佛陀禅师赞叹他说：“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进入北齐，僧稠更受到文宣帝高洋的尊崇，被迎入宫中供养，高洋拜其为师，并自请为“外护檀越”。高洋还在邺都之南为僧稠建云门寺，并“敕国内诸州，别置禅肆，令达解念慧者(通禅法者)就而教授”。高洋还下令将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以供僧，欲令天下僧人归宗僧稠的禅法，但因僧稠的反对而作罢。佛陀、慧光、僧稠三代的辉煌，岂是达摩和二祖可比。但北周武帝破齐，随之灭佛，僧稠一系于是土崩瓦解。
第一部分 5.六祖曹溪法门的建立
差不多同时，在江南，南岳慧思成功地将大乘中观佛法与禅法融为一体，并将教法传与智者大师。在智者大师的努力下，天台教观更趋成熟，于是创立天台宗。稍后，吉藏大师在传统深厚的三论学派的基础上确立了三论宗的地位。唐初玄奘大师归国，唯识学立即风靡全国，不久便形成了唯识宗。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法藏大师在地论师学说的基础上，承袭杜顺、智俨的师说而建立了华严宗。善导大师及净土宗在广大的僧俗中更是信受奉持……
翻开中国佛教史的这一页，就可以看到禅宗其时处境可谓艰险，且强手环视。于是更可以感受到达摩、二祖、三祖的艰辛以及四祖、五祖创立东山法门的不易。
二、六祖曹溪法门的建立和禅宗的南北竞流
唐代的统一与繁荣，使此前南北分流、众师异说的佛教有了交流融会的基础，虽然没有大一统的局面出现，但各宗各派都力图融会全部佛法，以使自己登于顶峰。天台、华严二宗的判教，就是试图在经论浩瀚、义理纷繁、师说各异的佛教发展历史中确立自己存在的依据和优势，并由此建立了宏大的理论体系。《庄子·天下篇》中曾提出过“道术之裂”这一命题，可以说佛教内各种学说和宗派都是道术之裂，但它们又都致力于对大道的回归——谁最接近于道，谁的生命力和发展力就最强。
百年来，不少高僧和学者都把达摩到六祖的禅法看作一个转变的过程，且是印度禅到中国禅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如来禅到祖师禅的转变过程。其过程和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印度佛教本身，就存在着从小乘部派佛法、大乘中观和瑜伽佛法到后来密乘佛法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派佛法又呈现并存的态势。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前期，几百年时间里，中国僧侣必然有一个从接受到熟悉，从熟悉到理解，从理解到选择整理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在两汉之间佛教初传到玄奘大师归国这六百年。这个学习过程完成之后，中国佛教必然会进入一个发挥和再创造的辉煌时期。而天台宗，则早在玄奘大师归国前，就成功地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在佛教的三乘教法里，不论印度的或中国的，不论何宗何派，也不论是初期阶段还是成熟阶段，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都是此岸和彼岸、生死和涅槃、烦恼和菩提这一终极问题，在方法上，则是渐修和顿悟的问题。自东晋末年道生提出顿悟以来，顿渐之争便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热点，顿悟之说虽渐为人们接受，但其理论体系的成熟以及成为僧人们自觉修持的方法，却需要经历好几代人，从达摩祖师的《楞伽》传心到六祖提倡《金刚经》的演变，透露了其中的消息，并且这一过程和当时整个中国的佛教理论发展同步。《楞伽经》内容博大，是印度佛教瑜伽系统的重要经典，其中一部分开示了“自心所见”、“自心所现”的“自内证”法门。这个法门多分谈渐，少分谈顿，总的是顿渐俱摄。所以，从二祖慧可到五祖弘忍所遗法语，顿渐并行的多种法门是一脉相承的，这在盛唐北宗文献《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中是清晰可见的。把顿悟法门提到尊崇的首要地位并大力提倡的，当然是六祖慧能大师。六祖之前，道生和天台宗的慧思、智者大师等虽倡导顿悟，但同时也强调渐修，只有六祖慧能大师把顿悟作为宗眼、宗风，作为自己传授的根本法门，并作了精彩的表述，又创立有相应的接人方法和手段，这才使真正意义上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南宗，得到了确立。
六祖到黄梅时，五祖门下人才济济，神秀、法如、老安、玄赜、智诜等皆为法门龙象，名播于外。在六祖到黄梅之前，五祖对神秀等是满意的，如赞神秀说：“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并“命之洗足，引之并坐”。对法如，是“密有传宣，明一如所承”；对玄赜，是“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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