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成与改革创新
——略论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内涵
释海藏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国无论在文化，还是在政治、经济上都落伍于西方，于是向西方寻求真理，解救民族危机的思潮云涌。太虚大师针对当时社会和佛教的状况，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和佛教三大革命，从理论、制度、经济三方面来改革佛教、教化社会。太虚大师的佛教与时俱进的思想，无疑对现在的佛教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太虚大师 人生佛教 三大革命 文化守成 改革创新
一、前 言
随着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国际竞争不仅是政治与经济的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因而开始重视传统文化。
可是近代以来，中国落伍于西方了，这种落伍既表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许多有识之士第一次感到，中华民族其实已经落伍了。因而提出向西方寻求真理，来解救民族危机。根据现在的研究，近代人们的认识经历了由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思考的递进过程。起初大家只感到技术不如人，因而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进而认识到制度不足，于是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直至“五四”又认识到文化的落伍，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然而，不论是对物质，还是制度和文化的思考，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中西文化的关系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而展开的。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五四”的“文化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正是代表了从近代到“五四”有识之士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一部中国近代史正是一部中国人不断寻求富民强国、振兴中华的历史。
社会落伍了，处于这个社会的佛教同样岌岌可危。太虚大师(1890—1947)为使佛教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建立以人生佛教为中心理论的新型的佛教发展范式转换，第一次提出从思想基础、制度建设和经济模式三方面，来推动中国佛教改良运动，以求中国佛教的再次重兴，负起洪范社会大众的使命。
现在，我们追究这段历史没落和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原因，为现代社会佛教的发展寻求新的发展范式。我们必须以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探究这段历史上中国没落的深层次原因，希望从根本上寻找到原因，并透过太虚大师悲心度世的层面挖掘他因对当时社会冷静的思考而提出的三大革命和人生佛教的内在动机，为我们现代佛教发展寻找一条光明之路。
二、历史追溯——社会落伍的内在原因
按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清承明制，即追溯近代社会没落的原因要从明清说起。明清时代在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相对稳定，都出现了盛世阶段。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变化也恰恰发生在明清之际。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由资本主义萌芽到实现资本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跃，相续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的轨道。史学界一般认为，明末中国社会曾经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只是昙花一现。中国社会在明清之际并没有出现质的转变。究其原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一)、文化危机的加深
开始于宋、鼎盛于元明的宋明理学，到明末就已进入衰敝期了。虽有阳明心学的出现和明末实学思潮的崛起。但随着明朝的灭亡，这种重视民本思想、注重实事事功、提倡思想独立的思潮没有机会适应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中国社会改良的机遇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浪潮中消失了。至于清朝与其说是尊奉理学，不如说在摧残理学更为贴切。因为理学讲究华夷之辨、忠君爱国和重视气节等等，清王朝从不提及，更不可能鼓励。与此同时，汉学因受政府的扶持而日益兴盛，文化的畸形发展，阻碍了中国文化的推陈出新。
(二)、政治制度、经济的保守
明清的社会架构是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特别是洪武型的财政更是贯穿明清两朝。
什么是“洪武型”的财政
简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以及质量上的增进。过度注重短时间的平等，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
洪武注重本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赋率很低，但纳税人要集体向政府担任差役。政府衙门上至书手、下至守门工役都由民间无条件征来。这种政府的政策，几百年间把国家当作一个有许多农村拼成的大集团，迫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数量上的扩充，缺乏质量上的突破。
此时，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开始落后于世界，而且文化成就也不如古人，科技领域更不可能出现突出的发明创造。社会基于思想基础、制度建设和经济模式的改革迫在眉睫。太虚大师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恰好针对思想基础、制度建设和经济模式三个方面，恐怕我们不能说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太虚大师集东西方思想、制度的精华给苦难的社会开出的一剂良方吧。
三、太虚大师改革的内涵
反观当时的佛教界，由于经典的散失与宗派法脉传承的断绝，许多寺院出现义学不振和戒律废弛的局面，不少出家人整天忙于超度死人、赶经忏或经营庙产。在信众方面，由于信仰被掺人民间鬼神迷信，一般民间佛道不辨、神佛不分，更不用说具备佛教的正知正见。太虚大师将当时的佛教情形总结为四点：
一、神异的：民众中对于佛教信仰崇拜的，他们大抵看佛教是很神怪奇异的东西。例如图书集成，即将佛教编在神异典中。既看佛教是很神异的，故看代表佛法的和尚也是如此，就以济公活佛、疯僧等种种神通为崇仰；又以为和尚是在山打·坐而修静功的，或有念经度鬼等能力，及有看相、算命、卜课、懂地理各种本事，晓人未晓的过去未来事件，故对于佛教与和尚都看做是很神怪灵异的。由此而信仰佛教，佛教的真相即因之被蒙蔽了。
二、奸盗的：在别有肺肝或盲目反对的人，对佛教怀着憎恶的意思，而对于代表佛教的和尚，遂以为都是奸邪、盗骗的东西，例如现在的火烧红莲寺等等的电影之类。对于佛教作这一种的看法，那么、佛教的真相就愈加看不见了。
三、闲隐的：有许多人望着佛教和代表佛教的和尚，生羡慕心，即看做佛教是清闲隐遁而可羡慕的，故此以为佛教是清净寂灭而和尚是无所事事的。由此，致有一类人，都谓待我把家务世事了过之后，乃可来做佛教徒的误认。
四、朽弃的：又有存着轻蔑心理的一般群众，以为佛教是世界最没用的东西；而代表佛教的僧尼，都是穷苦没有饭吃或父母算定是苦命的孩子而送出家。如此，等于社会淘汰下来的一堆垃圾，故对于佛教徒是可哀愍怜恤的，因而布施等等。
由上观之，即由中国人民看作佛教是神怪、奸盗、闲隐、朽弃等，把佛教底真相蒙蔽。
随着西方科学的传人，社会上一般的人对佛教的印象已是迷信落后、消极避世，只重死人、鬼神，不关心现实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当时的佛教可以说是岌岌可危，改革势在必行了。
可是晚清的知识阶层对于佛教的态度是所谓“应用佛教”的立场，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是跟他们的政治改革意向相关的。他们对佛教的兴趣开始并不在于佛教本身，而是佛教中那些可以诠释某些政治功能的因素，因此，佛教被理解和解释为更倾向于此世，而不是超世的。因此，他们对佛教的理解是片面的。试图将佛教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发挥佛教经世致用的效能，从现在看，最好的角度就是研究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思想了。
(一)、“革命”一词新解
按照《辞源》的解释，所谓“革命”：“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因称朝代更替为革命。……今谓社会政治、经济之大变革为革命。”而太虚大师解释“革命”一词却说：
凡事物之格去故而鼎取新者，皆可赋予革命之名。若所谓宗教革命、文学革命、经济革命、心理革命等。
太虚大师更广泛地应用革命一词。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的革命方法，是从心理革命开始，由心理而生理，由生理而物理，以至于世界改造，使恶浊的世界成为安乐的世界。因此，“革命当从革心起”，“革命是果，革心是因”。世界上虽有宗教革命、文学革命、经济革命、心理革命等等，从佛教角度都是惑业苦所感，最终都堕于循环之因。“真正彻底之革命，除佛法以外无他事，惟佛法能真正彻底而革命也。”在太虚大师看来，真正彻底的革命只有大乘佛法：
佛法之于众生，有因循者，人天乘是；有半因循半革命者，声闻、缘觉二乘是；而大乘则唯是革命而非因循。故大乘法，粗观之，似与世间政教学术诸善法相同；细按之，则大乘法乃经过重重革命，达于革命彻底之后——谓大涅桨，乃建立为法界缘起，以彰事事无碍。其革命之工具，即“二空观”是也。
大乘革命要经历四个阶段，即：一、革众生不定聚之命人正定聚；二、革众生异生之命人大乘圣位，三、革众生五乘之命人唯一大乘；四、革众生命人如来位。这是由发菩提心，经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更起加行，人真见道，最终圆成大涅架和大菩提的漫长的实践历程。最终结果，是转识成智，世界与人生的彻底净化，这才是真正彻底的自由，真正彻底的革命。
(二)、人生佛教的意旨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意旨，是以佛教自利利他、饶益有情的宗旨去改进社会和造福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为此，太虚大师提出了“人圆佛即成”的口号。他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成佛就在现实的人生中，就在个人日常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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