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成與改革創新

——略論太虛大師佛教改革的內涵

釋海藏

　　　內容提要：近代以來，中國無論在文化，還是在政治、經濟上都落伍于西方，于是向西方尋求真理，解救民族危機的思潮雲湧。太虛大師針對當時社會和佛教的狀況，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和佛教叁大革命，從理論、製度、經濟叁方面來改革佛教、教化社會。太虛大師的佛教與時俱進的思想，無疑對現在的佛教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太虛大師 人生佛教 叁大革命 文化守成 改革創新

　　一、前 言

　　 隨著世界多極格局的形成，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清醒地意識到現代國際競爭不僅是政治與經濟的競爭，也是文化的競爭，因而開始重視傳統文化。

　　 可是近代以來，中國落伍于西方了，這種落伍既表現在文化上，也體現在經濟和政治上。從鴉片戰爭開始，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許多有識之士第一次感到，中華民族其實已經落伍了。因而提出向西方尋求真理，來解救民族危機。根據現在的研究，近代人們的認識經曆了由技術到製度，再到文化思考的遞進過程。起初大家只感到技術不如人，因而有“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洋務運動；進而認識到製度不足，于是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直至“五四”又認識到文化的落伍，于是有了新文化運動。然而，不論是對物質，還是製度和文化的思考，從根本上說，都是圍繞中西文化的關系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而展開的。近代的“中體西用論”、“五四”的“文化本位論”和“全盤西化論”，正是代表了從近代到“五四”有識之士對中西文化關系的認識和態度。一部中國近代史正是一部中國人不斷尋求富民強國、振興中華的曆史。

　　 社會落伍了，處于這個社會的佛教同樣岌岌可危。太虛大師(1890—1947)爲使佛教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提出教理、教製、教産叁大革命的主張，建立以人生佛教爲中心理論的新型的佛教發展範式轉換，第一次提出從思想基礎、製度建設和經濟模式叁方面，來推動中國佛教改良運動，以求中國佛教的再次重興，負起洪範社會大衆的使命。

　　 現在，我們追究這段曆史沒落和太虛大師佛教改革的原因，爲現代社會佛教的發展尋求新的發展範式。我們必須以冷靜和理智的態度探究這段曆史上中國沒落的深層次原因，希望從根本上尋找到原因，並透過太虛大師悲心度世的層面挖掘他因對當時社會冷靜的思考而提出的叁大革命和人生佛教的內在動機，爲我們現代佛教發展尋找一條光明之路。

　　 二、曆史追溯——社會落伍的內在原因

　　 按黃仁宇先生的觀點中國近五百年曆史爲一元論，清承明製，即追溯近代社會沒落的原因要從明清說起。明清時代在鴉片戰爭之前，社會相對穩定，都出現了盛世階段。而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轉向落後的變化也恰恰發生在明清之際。歐洲主要國家完成了由資本主義萌芽到實現資本主義革命和産業革命的飛躍，相續進入近代工業文明的軌道。史學界一般認爲，明末中國社會曾經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但只是昙花一現。中國社會在明清之際並沒有出現質的轉變。究其原因，可從以下兩個方面探討：

　　 (一)、文化危機的加深

　　 開始于宋、鼎盛于元明的宋明理學，到明末就已進入衰敝期了。雖有陽明心學的出現和明末實學思潮的崛起。但隨著明朝的滅亡，這種重視民本思想、注重實事事功、提倡思想獨立的思潮沒有機會適應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中國社會改良的機遇在改朝換代的曆史浪潮中消失了。至于清朝與其說是尊奉理學，不如說在摧殘理學更爲貼切。因爲理學講究華夷之辨、忠君愛國和重視氣節等等，清王朝從不提及，更不可能鼓勵。與此同時，漢學因受政府的扶持而日益興盛，文化的畸形發展，阻礙了中國文化的推陳出新。

　　 (二)、政治製度、經濟的保守

　　 明清的社會架構是政治上高度集權，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特別是洪武型的財政更是貫穿明清兩朝。

　　 什麼是“洪武型”的財政

　　簡言之，爲缺乏眼光，無想象力。一味節省，以農村內的經濟爲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産，忽視供應行銷以及質量上的增進。過度注重短時間的平等，不顧投資爲來日著想。

　　 洪武注重本地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賦率很低，但納稅人要集體向政府擔任差役。政府衙門上至書手、下至守門工役都由民間無條件征來。這種政府的政策，幾百年間把國家當作一個有許多農村拼成的大集團，迫使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數量上的擴充，缺乏質量上的突破。

　　 此時，中國不僅在政治、經濟上開始落後于世界，而且文化成就也不如古人，科技領域更不可能出現突出的發明創造。社會基于思想基礎、製度建設和經濟模式的改革迫在眉睫。太虛大師的教理、教製、教産叁大革命，恰好針對思想基礎、製度建設和經濟模式叁個方面，恐怕我們不能說是曆史的巧合，而是太虛大師集東西方思想、製度的精華給苦難的社會開出的一劑良方吧。

　　 叁、太虛大師改革的內涵

　　 反觀當時的佛教界，由于經典的散失與宗派法脈傳承的斷絕，許多寺院出現義學不振和戒律廢弛的局面，不少出家人整天忙于超度死人、趕經忏或經營廟産。在信衆方面，由于信仰被摻人民間鬼神迷信，一般民間佛道不辨、神佛不分，更不用說具備佛教的正知正見。太虛大師將當時的佛教情形總結爲四點：

　　 一、神異的：民衆中對于佛教信仰崇拜的，他們大抵看佛教是很神怪奇異的東西。例如圖書集成，即將佛教編在神異典中。既看佛教是很神異的，故看代表佛法的和尚也是如此，就以濟公活佛、瘋僧等種種神通爲崇仰；又以爲和尚是在山打·坐而修靜功的，或有念經度鬼等能力，及有看相、算命、蔔課、懂地理各種本事，曉人未曉的過去未來事件，故對于佛教與和尚都看做是很神怪靈異的。由此而信仰佛教，佛教的真相即因之被蒙蔽了。

　　 二、奸盜的：在別有肺肝或盲目反對的人，對佛教懷著憎惡的意思，而對于代表佛教的和尚，遂以爲都是奸邪、盜騙的東西，例如現在的火燒紅蓮寺等等的電影之類。對于佛教作這一種的看法，那麼、佛教的真相就愈加看不見了。

　　 叁、閑隱的：有許多人望著佛教和代表佛教的和尚，生羨慕心，即看做佛教是清閑隱遁而可羨慕的，故此以爲佛教是清淨寂滅而和尚是無所事事的。由此，致有一類人，都謂待我把家務世事了過之後，乃可來做佛教徒的誤認。

　　 四、朽棄的：又有存著輕蔑心理的一般群衆，以爲佛教是世界最沒用的東西；而代表佛教的僧尼，都是窮苦沒有飯吃或父母算定是苦命的孩子而送出家。如此，等于社會淘汰下來的一堆垃圾，故對于佛教徒是可哀愍憐恤的，因而布施等等。

　　 由上觀之，即由中國人民看作佛教是神怪、奸盜、閑隱、朽棄等，把佛教底真相蒙蔽。

　　 隨著西方科學的傳人，社會上一般的人對佛教的印象已是迷信落後、消極避世，只重死人、鬼神，不關心現實等等。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當時的佛教可以說是岌岌可危，改革勢在必行了。

　　 可是晚清的知識階層對于佛教的態度是所謂“應用佛教”的立場，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是跟他們的政治改革意向相關的。他們對佛教的興趣開始並不在于佛教本身，而是佛教中那些可以诠釋某些政治功能的因素，因此，佛教被理解和解釋爲更傾向于此世，而不是超世的。因此，他們對佛教的理解是片面的。試圖將佛教與現實社會緊密結合起來，發揮佛教經世致用的效能，從現在看，最好的角度就是研究太虛大師佛教改革的思想了。

　　 (一)、“革命”一詞新解

　　 按照《辭源》的解釋，所謂“革命”：“實施變革以應天命。古代認爲帝王受命于天，因稱朝代更替爲革命。……今謂社會政治、經濟之大變革爲革命。”而太虛大師解釋“革命”一詞卻說：

　　 凡事物之格去故而鼎取新者，皆可賦予革命之名。若所謂宗教革命、文學革命、經濟革命、心理革命等。

　　 太虛大師更廣泛地應用革命一詞。太虛大師認爲，佛教的革命方法，是從心理革命開始，由心理而生理，由生理而物理，以至于世界改造，使惡濁的世界成爲安樂的世界。因此，“革命當從革心起”，“革命是果，革心是因”。世界上雖有宗教革命、文學革命、經濟革命、心理革命等等，從佛教角度都是惑業苦所感，最終都墮于循環之因。“真正徹底之革命，除佛法以外無他事，惟佛法能真正徹底而革命也。”在太虛大師看來，真正徹底的革命只有大乘佛法：

　　 佛法之于衆生，有因循者，人天乘是；有半因循半革命者，聲聞、緣覺二乘是；而大乘則唯是革命而非因循。故大乘法，粗觀之，似與世間政教學術諸善法相同；細按之，則大乘法乃經過重重革命，達于革命徹底之後——謂大涅槳，乃建立爲法界緣起，以彰事事無礙。其革命之工具，即“二空觀”是也。

　　 大乘革命要經曆四個階段，即：一、革衆生不定聚之命人正定聚；二、革衆生異生之命人大乘聖位，叁、革衆生五乘之命人唯一大乘；四、革衆生命人如來位。這是由發菩提心，經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更起加行，人真見道，最終圓成大涅架和大菩提的漫長的實踐曆程。最終結果，是轉識成智，世界與人生的徹底淨化，這才是真正徹底的自由，真正徹底的革命。

　　 (二)、人生佛教的意旨

　　 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的意旨，是以佛教自利利他、饒益有情的宗旨去改進社會和造福人類，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爲此，太虛大師提出了“人圓佛即成”的口號。他說：“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間生活，而導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成佛就在現實的人生中，就在個人日常行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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