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因此，人生佛教的鮮明特點就是落實到現實生活中具體人格的培養和完成上。太虛大師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表明了人生佛教的這一特質：

　　 墮世年複年，忽滿四十八，衆苦方沸騰，遍救懷明達。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

　　 至于人生佛教的目的和效果，太虛大師則總結爲四點：

　　 一、人生改善：一般佛經皆說到此義，即人民五戒之行，輪王十善之化。改善人間，即是目的；人生改善成功，即是效果。二、後世增勝：依業果流轉而修行者，每希望後世增勝，即希望將來比現在之人做得好。……唯此並不限于人間，乃可由人增進而至于欲色無色等天。叁、生死解脫：此因看到後世增勝仍不免于叁界輪回，若不修到生死徹底之解脫，終必流轉；依于此種目的所獲得之效果，即爲羅漢。四、法界圓明：此爲大乘特有者，二乘聖者雖了生死，然有所知障，不知一切法實相；縱略知法空，亦不究竟，故于一切法不能圓滿通達而仍有障礙。此即二乘未得法界圓明之缺點，亦即菩薩成佛之特點也。法界，即一切法；圓明，即離了所知障所成之智。此智即一切種智。或無上菩提，或妙覺佛果。複次、法界者，即是法華所謂“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圓明者，亦即所謂“佛之知見”。如是大乘以通達法界爲目的而圓滿明證後，即爲大乘特有之效果。

　　 由此我們看到，太虛大師“人圓佛既成”的主張並不是孤立的，對于佛教在現代社會如何契機契理地將佛弟子逐步引向究竟一乘的菩薩道的整體思考。就是從五戒十善的五乘共法(人乘、天乘)，到發出離心了脫生死的叁乘共法(聲聞乘、緣覺乘)，最終至發菩提心、自利利他的不共菩薩乘。而人生佛教最終的重點還在于在生活中發菩提心、實踐菩薩道。

　　 衆所周知，佛教發展到隋唐以後逐漸爲中國文化吸收，首先出現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到宋朝以後佛教則成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融合與中國文化之中。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只是基于五乘佛教的基礎上，讓佛弟子有一個次第的進修過程。只是將這一思想高度濃縮，試圖改良成爲更適合社會、人生的實踐過程。太虛大師沒有改變佛教的宗旨，只是做了一些思想上的變動以及因適應社會而帶來的方法上的變化。可以說，太虛大師在思想體系上仍舊是一種文化守成，是一種批判的接受，而不是徹底的分離。

　　 (叁)、叁大革命

　　 清末的“廟産興學”、辛亥革命中勒令寺僧充軍出資，才有八指頭陀敬安創“中華佛教總會”致力于保産興學運動，開佛教革新之先聲。但主觀上佛教內部僧綱不振、戒律頹廢和只重經忏，即使沒有外界因素，佛教的改革也勢在必行。一九一叁年二月，太虛大師在寄禅和尚追悼會上，針對當時社會背景、佛教叢林存在的積弊，提出了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的佛教叁大革命。

　　1、教理革命

　　 太虛大師的教理革命，從某種程度上，是對一代佛教的重新判教：

　　 天臺、賢首、叁論、唯識、禅、淨、律、密這大乘八宗，其境是平等的，其果都以成佛爲究竟，也是平等的。不過在行上，諸宗各有差別的設施。……故各宗有各宗的方便殊勝施設，這樣來判攝一切佛法，與古德的判教，完全不同了。……諸宗既是平等，亦各有其殊勝點，不能偏廢，更不能說此優彼劣，彼高此下。

　　 這是太虛大師第二期對佛法的判釋，不過後來有做了一些變化：

　　 在民國十二叁年後，我對佛法的見解，就萌發了第叁期，……與前第二期迥然不同。第一期的見解，可以說是承襲古德的，第二期的見解，是攝小歸大八宗平等。因爲佛是唯一的，所以佛所說的法，當然也就是一味了。……到佛滅後，佛的教法，就不再是一味，……分成大、小、密叁個時期，……叁個系統：巴利、漢文、藏文，是叁期叁系。

　　 太虛大師第叁期的判攝，是在二期“八宗平等”的基礎上，以“叁期叁系”來統攝，“今判叁依叁趣，乃就叁個時代的機宜的大概而言”，分爲“一、依聲聞行果趣發起大乘心的正法時期”，“二、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叁、依人乘行果趣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由此提出“人生佛教，即由人乘進趣大乘的佛法。”

　　 教理革命的重點，是通過對佛法的判攝，消弭義理上的分歧，以“人生佛教”的理念試圖將一盤散沙的佛教重新凝聚起來，恢複佛教的“六合精神”，把中國佛教“漸從“寺僧佛教”解放成“社會各階層民衆佛教””。

　　2、教製革命

　　 太虛大師在《我的改進佛教運動略史》中說：

　　 辛亥革命成功，中國既成立了共和立憲的國家，僧伽製度也不得不依據佛製，加以適時的改變，使成爲今後中國社會需要的僧寺，這就是我作僧伽製度的動機。

　　 可以看出，太虛大師隨著曆史的演變，依據佛製來整理僧伽製度的。

　　 太虛大師教製革命的內容，概而言之，主要有叁個方面：

　　 首先，確立寺院産權屬于寺院，即實行政教分離的集體産權製度：

　　 凡佛教範圍內之財産、居宅，得完全由佛教統一機關之佛教總會公有而保護之，以興辦教育、慈善、布教等事業；除佛教統一機關之外，無論何項機關，或團體、或私人，均不能侵占而幹涉之。

　　 其次，對內確立寺産爲“十方僧物”，即爲十方僧衆共有，打破法派、剃度派系私授的流弊。

　　 同時，太虛大師也認識到“外乞食以資色身”的僧製已經不適合當時的現實了，主張學習禅宗不作不食的傳統，“務人工以安色身，則貴簡樸；修佛學以嚴法身，則貴真至，故其精神即不求乞之沙門行杜多行也。”

　　 第二、是建立六合的僧團，使僧團成爲現代民主製度的典範和弘揚佛法的中心；並主張以選賢的方式選舉主持，以期打破法系和剃度派系把持寺院的局面。

　　 第叁、是僧伽教育製度的建立。太虛大師認爲近世佛教衰微的主要原因，是僧衆素質低下。正如楊仁山所言，常住叁、四百僧衆的金山寺，竟沒有一人能寫出叁百字的通達書信。因此，僧人的教育迫在眉睫。太虛大師借鑒當時教育體系，設置了僧伽教育製度，即出家僧衆必須通過一系列的系統學習才能勝任佛教弘法工作。學僧製分律儀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及觀行參學處四級，共修學十二年，最終獲得大士學位。學僧教育製度圖示如下：

　　 創建處所 修學年限 機關人數 應得學位

　　 律儀院 沙彌半年 每省一所 上士位

　　 比丘半年 約四千人

　　 普通教理院 四年 每叁省一所 學士位

　　 約五千人

　　 高等教理院 叁年 全國一所 博士位

　　 八百人

　　 觀行參學處 叁年 二百人 大士位

　　 僧伽教育製度的真正目的不僅在于傳授僧人佛學知識，更要養成研修佛法、弘揚佛法的品質，培養健全的僧格，“生而應世，能弘法利生，改造社會”，“承擔各種濟人利世的事業，改良人群的風格，促進人類的道德，救度人的災難，消弭人的禍害，將佛法發展成爲全社會、全國民的佛法。”

　　3、教産革命

　　 教産，其實就是寺院財産。這其中也包含了護産和興學兩個方面，不過這裏更強調的是經濟運營模式罷了。總之，要使佛教寺院的財産，成爲十方僧衆共有，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産的私有、私占惡習，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才，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應該實行集産製度，而非向來的宗法製度。

　　 在社會變革的大環境中，寺院經濟模式的轉型刻不容緩。太虛大師指出：

　　 在全面的國民經濟政策建設之下，佛教寺僧的經濟建設，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我們知道，今後的中國社會，是每個人民自力更生的社會，就是說勞動與享受均勻。要想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坐享其成，恐爲今後社會所不許，且自己亦不過意。

　　 太虛大師根據全國寺院的類型，分別想到了開發寺院經濟的辦法：

　　 一、山鄉寺僧，應就原有山場田地，在縣區聯合爲林場、農場或農林場之開辦。二、城市寺僧，可就寺地所宜，集辦罐頭筍菜及僧衣鞋帽，或圖書館、印刷等工廠商店。叁、應民衆需求而服務的經忏，應由佛教會訂立法規，整理運用，以增經濟收入，同時改善風俗。

　　 太虛大師根據當時世界的叁種經濟形式，即自由的放任經濟、集體的計劃經濟、民主的計劃經濟，論斷中國將要走上民主的計劃經濟，並認定這種經濟形式將決定現階段的寺院經濟建設，據此爲寺院經濟製度製訂更長遠的方案：

　　 中國民主計劃經濟下的僧寺經濟建議：1、要由佛教會調查登記全國僧寺的不動産，與其他事業的收益品數；2、編訂生産及分配消費之總計劃；3、各省分會、各縣支會、各大寺得製出局部計劃，提供中國佛教會審核參考，並指導修正；4、招集僧寺遊資，辦一“佛教銀行”，爲全國僧寺經濟之金融樞機；5、各支會或各大寺、各省分會集辦林場，農場，及發揚教化的印刷工廠與書局等工商業。

　　 太虛大師的教産革命的實質是，根據當時社會的情形，建立新的寺院經濟製度，最有效地利用全國寺院的經濟資源，爲佛教的穩步發展提供強大的經濟基礎。

　　 四、結 語

　　 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和佛教革命舉措，是想通過建立以寺院爲主體的新型佛教，而非佛教的世俗化。民國十六年前後，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一些受過教育的僧衆也極力鼓吹佛教革命，只有空論而無系統的組織行動。有人甚而背離佛教的精神，完全走上世俗化的道路。也有人以爲佛教已積重難返，沒有出路，因而意志消沈，失去信心。太虛大師針對此曾說：

　　 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抛棄有二千年曆史的爲背景的僧寺，若抛棄了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社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抛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

　　 因此，太虛大師的佛教革命，是針對當時積弊的佛教而言的改革，而人生佛教的內涵也是挖掘佛教本有的思想提純出來的濟世良方；至于教製、教産革命，是太虛大師借鑒了當時西方先進的管理理念所做的改革。只是在積弊積弱、思想保守的佛教僧衆看來，太過超前，顯得驚世駭俗罷了。

　　 我們現在可以斷言，對傳統的狂熱偏執，對現實的視而不見，不但守不住傳統，反而有累于傳統的延續。太虛大師的叁大改革，剛好針對當時社會思想基礎、製度建設和經濟模式叁個方面急需深層次的改革提出的。這種冷眼觀世界、前瞻性的思考在當時革命風潮興起的社會裏，也是極其少見的。

　　 就總體而言，太虛大師的佛教革命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正如太虛大師所說，佛教革一是由于“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二是由于本身“理論有余而實行不足，啓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等弱點。但太虛大師所做的可貴探索爲我們前進指明了方向。套用現代經濟學的說法，太虛大師所采用的正是優于“先整治，後發展”的“邊整治，邊發展”的模式。盡管太虛大師的種種舉措，現在還有很多爭議，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再用那些失去認同價值的意識形態行話去談論變化中的現實政治，顯然不再能夠解決問題了。面對時代造成的這種思想困境，……解決辦法是必須專注于事實所表明的問題的本身，而不應糾纏于空洞的觀念。”

　　 佛教發展到現在，又有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未來的事情不好預測。但鑒古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帶來的真理性往往深藏于對往昔曆史的回顧和追問當中。

《文化守成與改革創新——略論太虛大師佛教改革的內涵(釋海藏)》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