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间佛教思想的具体实践
(一)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寺院的恢复
赵朴初曾说“对于一个宗教来说，最重要的外缘当然是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 佛教必须要契理对机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佛教生存的政策环境是人间佛教要面对的最大的机。文革后，针对文革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恶果，赵朴初充分利用他各种参政议政的有利条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推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政策、理论和工作，坦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他参加中共中央为征求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意见召开的座谈会，就有关宗教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建议，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第35条所采纳，成为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他积极从宗教理论上廓清文革后部分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左”的思想。1981年，针对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他发表长篇文章，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对著名的“宗教鸦片论”给以具体分析，重申了中央关于宗教的五性论，为宗教理论的创新开了先河。他提出佛道教寺观“在政府行政领导下由僧道人员管理”的体制，被采纳落实。他多次就有关宗教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政策性问题发表的见解和意见，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宗教事务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党和政府所重视和采纳，丰富了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贡献了力量。他说：
我提“人间佛教”实际就是从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角度提的，这在佛教教义上有根据。……协调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佛教徒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光强调一方面不行，这与佛教思想是一致的。今天这样提，是为了更好地鼓励佛教徒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还指出：“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圆融宗教。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说明了他维护宗教界的利益是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来推进的，做到了维护宗教界利益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
“文革”后期，赵朴初居士就致函周总理、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人，要求开放急需的佛教活动场所，在周总理和中央党政领导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宁波天童寺、南京灵谷寺等若干寺院较早地得到修复和开放。在1980年第四届全国佛代会上，他提出协助党和政府恢复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消除“文革”严重后果的任务；1981年初，赵朴初居士亲赴闽、浙、沪、宁等地考察，推动了福建泉州开元寺等一些寺院交归佛教界管理。
为了解决佛教急需的活动场所，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批准开放了142座第一批全国重点佛教寺院。经他多次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反映情况，直接推动了全国一大批寺院交还佛教界管理使用，例如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贵阳弘福寺、苏州西园寺、寒山寺、南通狼山广教寺、扬州大明寺、西安慈恩寺、洛阳白马寺、四川大足圣寿寺、广州光孝寺、开封大相国寺、沈阳长安寺等等。他指出：
寺观是僧道主持和管理的佛教徒、道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这是寺观的基本属性。寺观职能的多元化，都是从宗教活动场所这一基本职能派生出来的。离开了宗教活动场所这一基本职能，寺观的其他职能就丧失了立足点，就发挥不出它的特殊的社会效益。
很显然，赵朴初这么做，不是为了佛教界的一已之私，而是总揽全局，从国家和人民的大局利益来考虑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赵朴初千方百计推动分布于全国各地一大批佛教寺院归还佛教界，为新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使人间佛教思想的落实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二)论证和强调“佛教是文化”
针对部分人认为“佛教是迷信”的观念，1979年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赵朴初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所，反复对“佛教是文化”进行论述和强调，他常常以毛泽东、范文澜和钱学森肯定佛教是文化的事迹来引证，他说：“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 他还专门撰写文章，列举多种历史事实，充分论证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的积极影响和重大作用、说明佛教文化是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是文化”的有力论断与强调，为消除一部分人认为“佛教是迷信”的错误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文革之后中国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发扬、为人间佛教思想倡导和实践，找到了正当和合法的理论依据。如果不从思想观念上澄清佛教是迷信还是文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无法在实际工作中顺利恢复和发展中国佛教，更无法谈及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所以，“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是赵朴初在文革后的特殊时期对中国佛教和人间佛教重大的理论贡献。
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又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宣扬佛教的文化性，使佛教从文革的废墟中尽快恢复起来，为法炬重辉提供物质保障和舆论空间，这不能不说是赵朴初居士积极努力地落实人间佛教理念，报效国家、服务当代社会、利乐广大佛教信众的另一种形式的实践。现在中国大陆佛教界享有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佛教信众众多、佛教寺院遍及城乡、佛教事业朝气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是与赵朴初当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率领全国佛教界协助党和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系列努力分不开的。
(三)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
1、高度重视佛教人才培养
人才是一切事业之本。对中国佛教界人才缺乏的状况，赵朴初早有深刻认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强调佛教徒必须重视学习，努力学习，以适应时代和众生的需要，“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契理契机地弘扬佛法” 。他指出：“培养人才，绍隆佛种，是全国佛教徒历来的愿望，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佛教事业的要求” ；特别强调：“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务之急，首在培养人才。” 在赵朴初的努力运筹下，在中央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关怀、支持下，1956年一所以现代方式培养僧才的佛教学府——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至文革开始而停办的这一段不长的时间，共培养出四百余名爱国爱教、具有相当佛学水平的汉藏僧伽人材。“文革”后，正是这批人才中的幸存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中国佛教事业恢复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文革”后，在赵朴初居士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恢复办学，1982年11月起改二年的学制，为四年制本科，后来又开办了研究生班。从1980年12月起直至他逝世，赵朴初一直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高度重视学院的各项建设，还特别聘请日本、韩国等国际国内著名佛教学者为中国佛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佛学院从恢复以来，已有十五届本科学僧和十届研究生共五百余人毕业。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相继成立。随后，四川尼众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岭东佛学院、福建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云门佛学院、湖南佛学院、甘肃佛学院等一大批地方佛教院校相继开办或恢复，现今全国初具规模的初、中级佛教院校达三十余所。并且，将长期教育(佛教院校)与短期培训(执事进修班)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先后在北京、九华山等地举办了汉传佛教寺院执事进修班。他积极推动藏传佛教地区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开办佛学院。改革开放后，经他促成，有近百位法师、居士先后赴日本、斯里兰卡、泰国、韩国、缅甸、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留学深造，有多位获博士学位并回国工作。
赵朴初于1986年和1992年两次主持召开了佛教院校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办学经验，研究推动佛教教育事业发展和佛教人才培养的办法和措施。1986年的会议提出了全国佛教院校“建立高、中、初三级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佛教教育体系” 的目标和 “全面规划，适当调整，保证重点，协调发展” 的方针。在1992年的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初大声疾呼：“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表现出他对佛教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视。这次会议还制订了佛教院校“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 的办学宗旨，明确了佛教院校修与学的关系。这两次重要的会议极大推动了佛教人才的培养。当前，在全国各大寺院和各级佛教协会主持工作的许多法师，大多是在赵朴初居士关怀下毕业于以中国佛学院为主的众多佛教院校。
2、发展佛教文化事业
赵朴初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与中国佛教协会同人协同创办现代佛学社，发行《现代佛学》月刊，还积极组织召开佛教经书出版流通工作座谈会，指导北京三时学会翻译佛教经典，整理佛教各种史料和开展佛教学术研究，高度重视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和印刷、流通佛教经籍的工作，积极推动对房山石经进行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工作。文革后，在赵朴初居士推动下，创办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法音》杂志社以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杂志和学术刊物《佛学研究》，发起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重印《乾隆版大藏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佛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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