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間佛教思想的具體實踐
(一)積極協助黨和政府全面正確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進寺院的恢複
趙樸初曾說“對于一個宗教來說，最重要的外緣當然是政府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 佛教必須要契理對機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而佛教生存的政策環境是人間佛教要面對的最大的機。文革後，針對文革在宗教方面産生的惡果，趙樸初充分利用他各種參政議政的有利條件，以高度負責的精神，積極推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並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政策、理論和工作，坦誠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和建議。他參加中共中央爲征求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意見召開的座談會，就有關宗教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要求宗教信徒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的建議，被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第35條所采納，成爲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導原則。他積極從宗教理論上廓清文革後部分人在宗教問題上的“左”的思想。1981年，針對貫徹落實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難，他發表長篇文章，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論勇氣，對著名的“宗教鴉片論”給以具體分析，重申了中央關于宗教的五性論，爲宗教理論的創新開了先河。他提出佛道教寺觀“在政府行政領導下由僧道人員管理”的體製，被采納落實。他多次就有關宗教的一系列重大理論、政策性問題發表的見解和意見，形成了一個較爲完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理宗教事務的思想理論體系，爲黨和政府所重視和采納，豐富了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爲黨和政府的宗教工作貢獻了力量。他說：
我提“人間佛教”實際就是從使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相協調的角度提的，這在佛教教義上有根據。……協調有兩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貫徹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佛教徒要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光強調一方面不行，這與佛教思想是一致的。今天這樣提，是爲了更好地鼓勵佛教徒爲社會主義服務。
他還指出：“宗教要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要圓融宗教。這是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說明了他維護宗教界的利益是站在維護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來推進的，做到了維護宗教界利益與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有機統一。
“文革”後期，趙樸初居士就致函周總理、中央統戰部的領導人，要求開放急需的佛教活動場所，在周總理和中央黨政領導部門的關心支持下，浙江天臺山國清寺、甯波天童寺、南京靈谷寺等若幹寺院較早地得到修複和開放。在1980年第四屆全國佛代會上，他提出協助黨和政府恢複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消除“文革”嚴重後果的任務；1981年初，趙樸初居士親赴閩、浙、滬、甯等地考察，推動了福建泉州開元寺等一些寺院交歸佛教界管理。
爲了解決佛教急需的活動場所，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于1983年批准開放了142座第一批全國重點佛教寺院。經他多次向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反映情況，直接推動了全國一大批寺院交還佛教界管理使用，例如上海龍華寺、北京法源寺、貴陽弘福寺、蘇州西園寺、寒山寺、南通狼山廣教寺、揚州大明寺、西安慈恩寺、洛陽白馬寺、四川大足聖壽寺、廣州光孝寺、開封大相國寺、沈陽長安寺等等。他指出：
寺觀是僧道主持和管理的佛教徒、道教徒進行宗教活動的主要場所，這是寺觀的基本屬性。寺觀職能的多元化，都是從宗教活動場所這一基本職能派生出來的。離開了宗教活動場所這一基本職能，寺觀的其他職能就喪失了立足點，就發揮不出它的特殊的社會效益。
很顯然，趙樸初這麼做，不是爲了佛教界的一已之私，而是總攬全局，從國家和人民的大局利益來考慮問題和提出問題的。趙樸初千方百計推動分布于全國各地一大批佛教寺院歸還佛教界，爲新時期佛教事業的發展和複興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使人間佛教思想的落實有了可靠的物質保障。
(二)論證和強調“佛教是文化”
針對部分人認爲“佛教是迷信”的觀念，1979年以來相當長的時間裏，趙樸初在多篇文章和多個場所，反複對“佛教是文化”進行論述和強調，他常常以毛澤東、範文瀾和錢學森肯定佛教是文化的事迹來引證，他說：“這叁個人，一是偉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曆史學家，一是當代的大科學家，所見相同，都承認佛教是文化。” 他還專門撰寫文章，列舉多種曆史事實，充分論證佛教對中國文化發生的積極影響和重大作用、說明佛教文化是優秀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是文化”的有力論斷與強調，爲消除一部分人認爲“佛教是迷信”的錯誤觀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爲文革之後中國佛教的生存與發展、爲中國佛教優良傳統的發揚、爲人間佛教思想倡導和實踐，找到了正當和合法的理論依據。如果不從思想觀念上澄清佛教是迷信還是文化的重大理論問題，就無法在實際工作中順利恢複和發展中國佛教，更無法談及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所以，“佛教是文化”的論斷，是趙樸初在文革後的特殊時期對中國佛教和人間佛教重大的理論貢獻。
擁護黨和政府的領導，同時又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積極協助黨和政府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維護佛教界的合法權益，宣揚佛教的文化性，使佛教從文革的廢墟中盡快恢複起來，爲法炬重輝提供物質保障和輿論空間，這不能不說是趙樸初居士積極努力地落實人間佛教理念，報效國家、服務當代社會、利樂廣大佛教信衆的另一種形式的實踐。現在中國大陸佛教界享有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佛教信衆衆多、佛教寺院遍及城鄉、佛教事業朝氣蓬勃發展的生動局面，是與趙樸初當年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率領全國佛教界協助黨和政府，積極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系列努力分不開的。
(叁)推動佛教事業健康發展
1、高度重視佛教人才培養
人才是一切事業之本。對中國佛教界人才缺乏的狀況，趙樸初早有深刻認識。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就強調佛教徒必須重視學習，努力學習，以適應時代和衆生的需要，“只有進行學習，我們才能契理契機地弘揚佛法” 。他指出：“培養人才，紹隆佛種，是全國佛教徒曆來的願望，尤其是今天我們的佛教事業的要求” ；特別強調：“爲了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當務之急，首在培養人才。” 在趙樸初的努力運籌下，在中央領導人和政府主管部門的關懷、支持下，1956年一所以現代方式培養僧才的佛教學府——中國佛教的最高學府——中國佛學院正式成立。至文革開始而停辦的這一段不長的時間，共培養出四百余名愛國愛教、具有相當佛學水平的漢藏僧伽人材。“文革”後，正是這批人才中的幸存者，承前啓後、繼往開來，成爲中國佛教事業恢複和發展的中堅力量。
“文革”後，在趙樸初居士的積極推動下，中國佛學院于1980年恢複辦學，1982年11月起改二年的學製，爲四年製本科，後來又開辦了研究生班。從1980年12月起直至他逝世，趙樸初一直擔任中國佛學院院長，高度重視學院的各項建設，還特別聘請日本、韓國等國際國內著名佛教學者爲中國佛學院名譽教授。中國佛學院從恢複以來，已有十五屆本科學僧和十屆研究生共五百余人畢業。在他的主持下，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棲霞山分院相繼成立。隨後，四川尼衆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嶺東佛學院、福建佛學院、普陀山佛學院、九華山佛學院、上海佛學院、雲門佛學院、湖南佛學院、甘肅佛學院等一大批地方佛教院校相繼開辦或恢複，現今全國初具規模的初、中級佛教院校達叁十余所。並且，將長期教育(佛教院校)與短期培訓(執事進修班)兩種形式結合起來，先後在北京、九華山等地舉辦了漢傳佛教寺院執事進修班。他積極推動藏傳佛教地區和雲南上座部佛教地區開辦佛學院。改革開放後，經他促成，有近百位法師、居士先後赴日本、斯裏蘭卡、泰國、韓國、緬甸、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留學深造，有多位獲博士學位並回國工作。
趙樸初于1986年和1992年兩次主持召開了佛教院校教育工作會議，總結交流各地辦學經驗，研究推動佛教教育事業發展和佛教人才培養的辦法和措施。1986年的會議提出了全國佛教院校“建立高、中、初叁級既相銜接，又各有側重的佛教教育體系” 的目標和 “全面規劃，適當調整，保證重點，協調發展” 的方針。在1992年的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趙樸初大聲疾呼：“當前和今後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叁還是培養人才”。 表現出他對佛教人才培養的極端重視。這次會議還製訂了佛教院校“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 的辦學宗旨，明確了佛教院校修與學的關系。這兩次重要的會議極大推動了佛教人才的培養。當前，在全國各大寺院和各級佛教協會主持工作的許多法師，大多是在趙樸初居士關懷下畢業于以中國佛學院爲主的衆多佛教院校。
2、發展佛教文化事業
趙樸初在佛教文化事業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他就與中國佛教協會同人協同創辦現代佛學社，發行《現代佛學》月刊，還積極組織召開佛教經書出版流通工作座談會，指導北京叁時學會翻譯佛教經典，整理佛教各種史料和開展佛教學術研究，高度重視金陵刻經處的恢複和印刷、流通佛教經籍的工作，積極推動對房山石經進行調查、發掘、整理和拓印工作。文革後，在趙樸初居士推動下，創辦了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法音》雜志社以及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雜志和學術刊物《佛學研究》，發起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重印《乾隆版大藏經》、爲《中國大百科全書》編纂佛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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