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住持龙池禅院，此后应请住持天台山通玄寺、嘉兴金粟山广慧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天童山景德寺、金陵大报恩寺等名刹，名闻南北丛林。密云是在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三月至八月住持黄檗寺的，时间不到半年。他的嗣法弟子很多，著名的有长沙府沩山五峰如学、苏州府邓尉山汉月法藏、西蜀夔州双桂破山海明、杭州府径山费隐通容、嘉兴府金粟石车通乘、赣州府宝华朝宗通忍、常州府龙池万如通微、宁波府天童山翁道忞等。有《密云禅师语录》行世。
费隐通容(1593－1661)，号费隐，俗姓何，福建福州人。十四岁出家，先后参学于曹洞宗无明慧经(号寿昌)、湛然圆澄(号云门)以及无异元来(号博山)的门下，皆未契悟，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在绍兴吼山护生庵参谒密云圆悟，从受临济禅法。天启七年(1627)密云住持嘉兴金粟山广慧寺住持时，他受命任西堂首座。崇祯三年(1630)圆悟迁住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他跟随身边。崇祯六年(1633)应请住持黄檗山万福寺，三年后辞职。此后先后住持过温州法通寺、嘉兴金粟山广慧寺、宁波天童寺、松江超果寺、崇德福严寺、杭州径山万寿寺等。嗣法弟子有隐元隆琦等。著有《五灯严统》(1653年)、《五灯严统解惑编》(1654年)、《祖庭钳锤录》、《丛林两序须知》等。 其中《五灯严统》因为将原属青原行思——石头希迁法系的云门宗、法眼宗皆列入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的法系，并且称当时曹洞宗高僧无明慧经、湛然圆澄及其嗣法弟子“未详法嗣”或“未承付嘱”，予以贬斥而不載录，受到曹洞宗激烈批驳和抨击，甚至遭到毁板。
隐元出家后，为兴修黄檗寺决定到京城化缘，因京城戒严不得已暂住绍兴，曾到云门寺参谒曹洞宗湛然圆澄禅师，听他讲《大涅槃经》，碰到从京城回来的时仁法师，向他问“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应当如何解释？然而时仁却回避正面回答，说：“三十年后向汝道。”他认为受到戏弄，感到气愤。然而此事对他影响很大，使他经常思考禅宗讲的佛法既不“依经解义”，又不随意离经妄说的道理，激励他遍参诸方名师。天启六年(1624)在嘉兴金粟山广慧寺参谒密云圆悟和尚，问：“学人初入禅门，未知向甚么做工夫？”密云答：“我这里无工夫可做，要行便行，要住便住，要卧便卧。”又问：“蚊子多卧不得时如何？”密云打他一把掌。他经过七昼夜考虑似有省悟，日夜坐禅参究。在密云门下参学五年，在同参道友中以应对敏捷、善作偈颂知名。崇祯三年(1630)三月密云和尚应请住持黄檗寺，招他随从同往，不久受命南下化缘，八月回归时密云已到宁波。此后，隐元应请住持福清县狮子岩寺，携弟子“刀耕火种”，“种薯蔬为食”，在岩的绝顶修行。崇祯六年(1632)费隐通容应请住持黄檗寺，请隐元为西堂(曾在他寺任住持而今客居本寺者)辅佐他传法。隐元不信仍回狮子岩寺，当地居士儒者夏春元、龚士龙前来问道，论“儒释一贯之旨”。
崇祯十年(1637)，隐元应黄檗寺僧众和护法居士之请，继通容之后住持黄檗寺。翌年，开阅五千余卷的《龙藏》(当为明北藏)，“用酬祖德，以报皇恩”，以连续千日为期。他在寺中为进京求经的中天正圆造塔，并建“梅福庵”供养。福清知县凌镜汭入寺参谒，问：“毕竟如何是不与万法为侣？”他答：“百花丛里过，一叶不沾身。”意为“不与万法为侣”的真如佛性虽显现为万物，又超越于万物。此后，他为了重兴寺院殿堂派出寺僧四处化缘筹资，六年后竣工，寺院焕然一新。崇祯十七年(1644)隐元请同学亘信出任黄檗寺住持，自己前往嘉兴金粟寺探望费隐禅师，被任为前堂首座，不久应请赴崇德县(在今浙江桐乡县)住持福岩寺。
此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动。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接着，清军入关，攻入北京，清世祖即皇帝位，建元顺治。李自成被迫率兵撤出北京西至山、陕，翌年兵败被杀。清朝派重兵南下陆续占领江南大部地区，清顺治三年(1646)攻占福宁、福州、泉州、漳州等福建很多地方。清兵所到之处对汉人野蛮屠杀、掠夺和焚毁房屋。自明朝被推翻至顺治十六年(1659)为止，先后有在南京即位的福王弘光帝、在浙江的“监国”鲁王、在福州即位的唐王隆武帝、在广东肇庆即位的桂王永历帝等明朝的残余势力，组织武装进行抗清斗争，皆以失败告终。郑成功(1624－1662)，父郑芝龙，曾拥戴在福州即位的隆武帝政权，隆武二年(1646)在其父降清后起兵反清，后拥戴永历帝政权，长期以厦门(先后称中左、思明)、金门等地为据点开展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从1653至1657年利用清廷提出“和议”的时机联合南明残部攻复浙江、江苏和福建沿海很多失地，甚至有兴师北伐之举。1661年郑成功率兵从荷兰殖民者占领下收复台湾，翌年在台湾病逝。康熙二年(1663)清兵最后平定福建。 隐元东渡及刚到日本时与家乡的联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在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二月清兵迅速南下之际，隐元南归，经过福州时应请到诸寺说法，又应当地士绅之请住持长乐县龙泉寺，远近前来问道或请他说法者絡繹不絕。当时清兵已逼近福州福清一带，黄檗寺僧人及护法居士紧急会商，决定請隐元立即回来住持寺院。隐元在顺治三年(1646)正月底回黄檗寺。此年九月清兵在汀州(今福建长汀)将唐王隆武帝及近臣等杀害。清兵攻破福州，残杀城中居民十之八、九，翌年三月攻陷福清海口、镇东二城，杀居民数千人。隐元率众前往海口、龙江两地修水陆法会超度亡灵，并作偈五首哀挽，其中有“故国英贤何处去，唯余孤月照空城”；“两城人物今何在，一阵悲风起骷髅”；“愧无道力资君福，聊借金风剪业花”等句 ，反映了他对明亡和民众惨遭清兵屠杀而自己无力救助的悲愤心情。在战乱日益加剧的年月，他带领弟子“清淡自守”，挑担入市卖柴以维持寺院日用。顺治九年腊月初八(已进入1652年)，隐元在开戒仪式宣读疏文至“开戒于洪武十年，善述于成祖昭世，列圣恩深，今皇德生”时，不禁“伤感涕泣，不能仰众”，可见他对明朝的眷恋深情。他还为拥戴南明政权参加抗清活动的殉节死难的士大夫林化熙、黄道周、钱肃乐等人写挽诗或祭文，经办葬礼，表示自己对他们的钦敬和赞叹之情。 当时一些不甘心做清朝顺民的儒者士大夫有的出家为僧。隐元赴日前剃度三山儒者欧全甫出家，授法名性幽，字独往，让他修《黄檗山志》八卷；又剃度海宁儒者姚兴出家，授法名性日，字独耀，让他担任身边的记室(书记)。
三、应邀赴日传法
清顺治八年(1651)，日本长崎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莆田凤山寺也嬾性圭任东渡担任崇福寺首座，然而不幸途中遇难丧身大海。消息传来，隐元含悲著偈哀悼。
从清顺治九年(壬辰岁，1652)四月至第二年(癸巳)十一月，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和在家信众(檀越)连续托商船主甚至派专使给隐元送信和礼物，请他东渡传法，然而隐元开始以年老等为由一再复信婉绝，直到收到逸然派弟子古石送来第四次邀请信(《第四请启》)，被对方的至诚深为感动，才复信表示同意东渡传法，偈称：“三请*轮能不退，千秋道振在斯时”。 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六十三岁，前后住持黄檗寺达十七年，五月在将寺院传付弟子慧门如沛住持之后，辞别前来挽留的僧俗信众后，与弟子多人踏上南下东渡的日程，途中应请入莆田凤山寺、泉州开元寺暂住说法，六月到达中左(今厦门)。
当时中左是拥戴南明桂王永历帝积极开展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的重要基地。他对隐元到来表示欢迎，还特地送上斋金供养，后拨船护送。隐元在中左时，已为郑成功收编的郑彩与诸将前来参谒。《普照年谱》记载：“六月初三至中左，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供养。建国郑公暨诸勋镇絡繹参谒，师以平等慈接之，各尽欢心而去。……二十一日，藩主备舟护送。”其中的“藩主”即郑成功，因他在顺治三年(1646)从隆武帝受封“忠孝伯”，顺治六年(1639)从永历帝受封“延平公”，后受封“延平郡王”；《黄檗隐元禅师年谱》称之为“国姓公”，是因为他曾从隆武帝受赐朱姓。“建国公”即郑彩，原为郑芝龙部将，郑降清后与其弟郑联在浙、闽沿海抗清，迎明宗室鲁王监国入闽，受封“建国公”，后被郑成功收编。现存郑成功致隐元的一封信提到此事，其中说：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只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陈智超等编《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隐元所收中土来信之六》)
可见，在隐元滞留中左的近二十天中，郑成功对隐元十分钦敬，曾当面听隐元宣说禅法，虽拨船护送然而他没有前往告别，希望隐元到日本后看传法情况再决定是否长住，如果情况不理想就早回国。
隐元向前来送行的僧俗弟子告别，在《江头别诸子偈》中表示：“暂离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净是归期。” 表示他只是暂离故土，到“碧天云净”时还要回来。然而何为“碧天云净”？也许意味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也许他对复明还存在希望。
当年七月初五船到达以“多船、多僧、多瑞雪”著称的长崎，逸然率僧俗信众把隐元一行请进兴福…
《隐元东渡和日本黄檗宗》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