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寺。长崎二位行政长官(“长崎奉行”)前来参谒。随隐元同到日本的弟子有30多人，其中有的后来回到国内，留在日本的著名弟子有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言性闻、独湛性莹、独吼性狮、南源性派、唯一道实等人；嗣后来者有木庵性瑫、即非如一等人。
当时是日本后光明天皇承应三年(1654)，主持幕府军政的是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他在德川家光之弟保科正之、大老井伊直孝、酒井忠胜、老中松平信纲等重臣的辅佐下十分重视文教事业。
隐元到长崎的第二天便举行住持东明山兴福禅寺的开堂仪式。按照中国禅宗传统拈香祝圣做法，连续拈香三次，向皇帝、州府及自己的师父祝寿祝福和报法乳之恩。然而隐元在这一场合，连续拈香五次，分别祝“今上皇帝(天皇)圣寿无疆，伏愿皇图与佛国巩固，帝道共祖道齐彰”；大将军(幕府将军)“威镇天下，德被蒼生”；长崎檀越(此特指行政长官)“仁政如青天白日，德相如古柏苍松”；兴福寺外护居士长者“般若现前，照见本来无一物”；兴福寺僧众“传临济正宗如龙如虎”；为在余杭径山传法的师父费隐通容“酬法乳之恩”。在当年元旦特地上堂祝圣说法，说：
唯祈四海无虞，处处村歌社舞，人人咸乐尧天，是以阴阳和，瑞物生；师资和，学业成；君臣和，天下平；父子和，家门兴。而我格外衲僧，慕忠义之国，乐太和之风，以道教人，无往而不化；以德先人，何莫而不从，一言契会，万里同风。
隐元在明历元年(1655)三月应请住持长崎圣寿山崇福禅寺，十一月又应请到摄津(在今大阪)住持慈云山普门寺，在上堂仪式拈香祝圣和日常说法也说了类似上述词语，也以忠孝慈悲教化信众。可以认为，隐元对日本的社会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他通过拈香祝圣和上堂说法，表明自己对日本虽尊奉天皇为全国最高首领然而实权归幕府将军把持的政治体制，对佛教传播须在地方政府保护和管理之下的制度是认可的，并且在弘传禅宗“即心即佛”、“明心见性成佛”的基本宗旨的同时，还向官民、僧俗宣示彼此协调和谐和忠孝仁慈等伦理思想，可以消除官府对他一行到来的戒心，并能赢得广大民众的好感和支持。隐元在住持摄律普门寺后，尽管“硕德高士闻风而至者”很多，然而仍引起一些人的猜忌，如《普照年谱》所说：“四方道俗，疑信相半”。当时日本佛教界既有天台、真言诸宗，还有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各宗内部又有不同派别，出现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隐元对此泰然处之。确实，这种现象并不反映主流。隐元来到日本传法的消息迅速传向四方，亲自前来或通过书信向他问道求法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人。
在隐元传法和建立宇治黄檗寺过程中，曾得到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中不少禅僧的热心帮助，其中著名的有属于妙心寺灵云派龙安寺的龙溪宗潜(后改性潜)、龙华院的竺印祖门，还有妙心寺仙寿院的秃翁妙周、大雄院的万拙知善、慧照院的大春元贞、大坂大仙寺的湛月绍圆、广岛禅林寺的虚棂了廓等人。龙溪和秃翁出于振兴妙心寺的意愿，不顾妙心寺开山祖师关山慧玄遵照花园法皇旨意制定的“一流”相承的寺规，曾打算让刚到长崎的隐元到妙心寺担任住持，然而由于遭到妙心寺主流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不得已请隐元住持原由龙溪住持的摄津普门寺。
隐元到日本后与福清黄檗寺和其师费隐通容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在住持兴福寺的第二年七月派人回国给费隐送信，解释日本长崎方面原请也嬾性圭，然而因遭遇海难未能实现；他因为他们的“恳请再四”所感动，才同意东渡，似乎是“子债父还”。费隐为“吾道东矣”感到高兴。隐元原无长留日本的打算，出国前曾答应黄檗寺僧俗信众三年后回山，因此在他入住摄津普门寺后的两年间连续收到黄檗寺及其师费隐通容的书信，催促他践行三年回山之约。隐元一再向龙潜表示要回国，然而皆因受到执意挽留而未能成行。(《普照年谱》)
四、黄檗山万福禅寺的创立
龙溪宗潜为了使隐元在日本能展开弘法活动，亲自到江户幕府进行斡旋和沟通。万治元年(1658)九月，按照幕府的安排，隐元在龙溪陪同下到江户传法，住入天泽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十一月，德川家纲接见隐元，赐赠袈裟和金。隐元皆用来举办放生法会，为日本国民祈福。在这期间，他受到担任幕府担任重大职务的大老酒井忠胜(后出家名空印，1587－1662)、老中稻叶正则(1623－1696) 等人的信敬。酒井忠胜请隐元到长安寺为其父酒井忠利去世三十五周年举行“远忌”法会，并拈香向他问法。稻叶正则新建成养源寺，请隐元前去主持奉安佛像仪式。隐元回到普门后，曾应请到京都等地参观了很多名寺，对日本佛教有了更多了解。隐元在日本的名声日著，向他求法问道者也越来越多。
万治二年(1659)六月，幕府将军德川家纲下令允准隐元在京都择地建寺传法。隐元选择在京都南边的太和山(宇治郡大和田庄)建寺，在幕府的直接过问和支持下，宽文元年(1661)八月寺初步建成。隐元为不忘本，以福清黄檗寺之名命名，寺额为“黄檗山万福禅寺”。从此有“西黄檗”(“古黄檗”)和“东黄檗”(“新黄檗”)之称。隐元在携弟子进山居住之后继续扩建，建成以法堂为中心，左右建有方丈室、开山寿塔、禅堂、钟楼、浴室等建筑的庄严恢宏的寺院。隐元认为日本寺院造像“不甚如法”，特请福建的名匠范道生负责造像，又命担任监院的弟子大眉性善督造韦陀、伽蓝祖师、监斋等像，因而寺院造像精美，并且保持明代造像的风格。宽文三年(1663)正月十五日，龙溪宗潜奉德川家纲之命请隐元在黄檗举行隆重的“祝国开堂”仪式，德川家纲亲自临席。隐元拈香为皇帝(天皇)、大将军、“主国太宰、辅弼功勋”(幕府大老、老中等重臣)、“主京尊官、法护长者”(在京都臣僚)等祝寿祝福，其中祝将军“不令而化”，“不言而彰”，祝幕府重臣“德政明如青天，护民如保赤子”……， 这些看似是搬弄套话，然而在当时对维护以德川氏为首的幕府体制，营造上下和谐的社会气氛是有积极意义的。
德川家纲(《普照年谱》称为国主)施赠黄檗寺僧粮四百石，隐元书偈致谢，其中有“灵苖秀发三冬实，一众饱参祝圣人”之句。此后，德川家纲还施赠隐元白金二万两及来自西域的木材为扩建黄檗寺用。后水尾太上法皇曾召龙溪入宫问法，对他表示敬信，特地托他请隐元开示禅门“法要”。隐元答之以“别无言说，惟放下身心，觑破无位真人(按：喻指自性)，自彻自悟”等宗旨，得到后水尾法皇的赞赏和敬重，从此与隐元有文字交往并多次给予赏赐。法皇还赐舍利宝塔，隐元特建舍利殿供养。这为隐元和黄檗寺开展传法活动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隐元在七十六岁应参观奈良诸寺时，据載“四众追随参礼者日以万计”，说明他在日本佛教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隐元自宽文四年(1664)九月辞众退居于寺内的松隐堂，命弟子木庵性瑫担任住持。然而他每天仍要接待四方前来参谒问法者，并且书写大量回应问道者的书偈。宽文十三年(1673)三月隐元开始患病，各界前来慰问者络绎不绝。隐元写好遗书及偈颂，又写信给福清黄檗寺僧众及护法居士，嘱咐他们“护念祖庭”。水尾法皇也派使者慰问，并特赐“大光普照国师”之号，听说隐元病重不起，叹曰：“师者，国之宝也。倘世寿可续，朕愿以身代之。”四月三日，隐元写下遗偈：“西来楖栗(按：当为蒺藜，喻指禅法)起雄风，幻出檗山不宰功，今日身心俱放下，顿超法界一真空。”然后去世，年八十二岁。
五、隐元的弟子和黄檗宗的发展
黄檗寺的建立，标志着在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外黄檗宗正式成立。通过隐元及其后继弟子的努力，黄檗宗迅速发展，并且逐渐融入日本佛教界和社会。
隐元门下拥有文才和经营才干的弟子很多，《普照年谱》的最后載有嗣法弟子23人：无得海宁、玄生海珠、西岩明光、慧门如沛、也嬾性圭、良冶性乐、中柱性砥、木庵性瑫、虚白性愿、即非如一、心盘真桥、三非广彻、广超弘宣、良照性杲、常熙兴焰、慧林性机、龙溪性潜、独湛性莹、大眉性善、独昭性圆、南源性派、独吼性狮、独本性源。 其中也嬾性圭已经死于海难，无得海宁、玄生海珠、西岩明光、慧门如沛等人没有到日本，龙溪性潜、独昭性圆、独本性源三人是日本人。实际上，隐元的弟子绝不止23人，例如编写《黄檗隐元禅师年谱》(出生至六十四岁)的独耀性日，为此年谱写序的独往性幽以及以善诗文、书法和医道著称的独立性易、编撰《隐元禅师续录》的性尊等人也是他的弟子 。
木庵性瑫(1611－1684)，木庵是字，性瑫是法名，俗姓吴，中国福建泉州晋江人，年十九剃度出家，明崇祯八年(1635)在鼓山永觉元贤门下受具足戒，参学曹洞宗。后先后参学宁波鄞县天童寺临济宗僧密云圆悟、嘉兴金粟山广慧寺费隐通容禅师，曾长期修持看话禅。清顺治五年(1647)到临清黄檗寺参谒隐元，并从嗣法，后任首座，顺治十一年(1654)应请住持永春县象山慧明寺，翌年应已在长崎崇福寺的隐元招请赴日，先应请住持长崎福济寺，在宇治黄檗寺建成后来到隐元身边。宽文三年(1663)冬，黄檗寺僧众达500多人，隐元命木庵与即非如一分任两堂首座辅佐他传法。第二年隐元退位，命木庵继为第二世住持。木庵在幕府支持下继续扩建寺院，建大雄宝殿、韦陀殿和禅悦堂等，宽文十年(1670)受赐紫衣，又应江户端山居士(小仓领主青木重兼)之请住持新建的瑞圣寺。延宝二年(1674)，木庵在再住瑞圣寺期间，主持盛大三坛授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仪式，按中国佛教的融大小乘戒法为一体的戒规授戒，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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