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出期。世尊见此，以无尽悲心宣示佛法，欲令众生离苦得乐，教令吾人以慈悲心、平等心、公正心待人接物，以谦逊忍辱心来化解这个世界的厄难。众生一体，自他不二，利人正是利己，杀彼适成自杀。故应明因慎果，断恶修善，如是必得善果，天下太平。诚如释尊所示：“佛所游履，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 佛说无量寿经 》)
可见，净宗文化理念，大有利于世界和平之缔造，并与我国儒家“和为贵”的思想，有异曲同唱之妙。在冷战格局被打破，世界走向多极化的今天，佛教所表现的慈悲、宽容、忍让等精神品格对世界的和平、民族矛盾的缓和作用甚大。净宗平等的理念，对日渐被邪恶强权浸染的社会机体，不啻为一强大的解毒剂。
4、净宗文化与我国道德重建
道德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亦是个体立身成业的基石。道德内蕴二重价值结构，道乃终极价值系统，无形无相，却充塞天地，蕴入人心，为一切行为价值之源；德乃工具价值系统，是道在行为层面的外显。道与德乃是体与用、理与事的关系。可知道德一词含摄着人类的终极关怀与现实的践履。纵观中外文化发展史可知，道德水平的高低与该社会的文明优劣呈正比例相关。我国自古以来，素以道为尊，以德立国。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国人，诚意正心，博施济众，明因慎果，慎独自律。中国传统社会赖此得以良性运转数千年。降至现代，我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无序状况(耳闻目睹以及传媒所载的非道德行为，兹不赘述)。导致我国道德滑坡的原因众多，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少人不信因果，甚或嘲笑因果，认为诚实是傻冒，作恶即能干。由这种心态的支配，一部分人便滑入肆无忌惮、胡作妄为的邪道，即便有法律禁令，也会铤而走险。加之市场经济驱使贪欲的炽盛，更是冲毁着本已脆弱的道德堤坝。亡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者(俗称亡八字)越来越多，道德真空的现实触目惊心。能否重建当代中国道德文化，不仅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而且更关系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存亡盛衰。
针对国人道德心态的败坏，价值观念的颠倒，首须倡明善恶因果报应思想。善恶因果律是儒佛圣人用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善因必产生善果，称为善因善果；恶因必产生恶果，称为恶因恶果。释尊晓谕：“诸天人民蠕动之类，欲为众恶，莫不皆然……不知修善，恶逆无道……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聋盲喑哑，愚痴弊恶，至有尪狂不逮之属。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 (《 佛说无量寿经 》)意谓在这个世界中，天、人、畜生、饿鬼、地狱这五道的因果报应，种子与现行互熏的复杂格局，因果倚伏，了无差讹。作善得福，造恶得祸，祸福相倚，苦乐相继，都是自作自受，没有谁能够代替。善人行善，能够从快乐进入更殊胜的快乐，从智慧开启更深广的智慧；恶人造恶，将会从苦痛恶化为更惨的苦痛，从愚痴滑入更幽暗的愚痴。这些善恶报应的复杂情形，唯有五眼圆明的释尊方能洞悉，并慈悲地加以宣说。自有佛教善恶因果律宣说以来，不知令多少乱臣贼子寒心，多少巨逆豪强落胆。孔子成《 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畏惧什么呢？畏惧身后的恶名。然如果不信前生后世者，这种虚名对其人并无由畏惧而生起的约束力。唯示以人命无常，死后必受报应，不忠不孝之人，化作畜生、饿鬼，乃知用尽奸心诡计，付之一空；他生万苦千愁皆我自造。回思虎斗龙争，争权夺利之谋，不觉冰消瓦解。可见因果报应之抑恶扬善的功用，甚深且巨。
释尊在指明善恶因果真相后，教诲众生应持戒修善，近则获天人之福，远则成就无上菩提。净业行人应当修持净业三福。其第一福乃世间福，内容有四：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十善业：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瞋、十不痴)。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邪恶行径，大多不越出杀盗淫妄四种性罪范围。如果有更多的国人奉持五戒十善，我国的社会道德风气将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如果进而发菩提心，念佛修德，我们这个社会当下即是人间净土。可见，明信因果是我国道德重建的一块必不可少的基石，亦是净宗改善世道人心的贡献所在。印光大师曾数数开示：“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今时若不以因果为救国救民之急务，任汝智巧道德如何高超，皆属虚设。”这些慈悲苦切的佛言祖语，在这道德全面沦陷的现代，不啻警世之木铎，吾人应奉为人生指南。在吾人的内心，真正筑造起因果报应的堤坝，用以疏导贪欲浊水的泛滥，提升个体道德人格，净化人心，和谐社会。
四、净宗与现代自然科学
注重心性超越的净宗文化与倾重物质文明的现代自然科学，就其关注的问题，指向的目标以及思维方式悉有诸多的差异，然在文化的体用层面，二者有交叉渗透的互动效应。净宗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净宗文化对现代科技的道德制衡；二是净宗文化对现代科技的认知启示。这两个层面的互渗，显示出净宗在科技时代独特的深远价值，兹分述如下：
1、净宗文化对现代科技的道德制衡
自古以来，人类为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便会产生诸种科技活动。然在农业社会，科技的发展比较缓慢，且与宗教、人文、政治活动相比，处于边缘地带。近四百年来，科学技术在人类活动的舞台上，日益扮演着主要角色，披上了高贵眩目的外衣，成了世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客观地看，科技的发展确实在许多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某些生活上的便利。科技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乐观主义在当代全球化的高科技浪潮中，有进一步强化之势。
科技在日新月异地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亦日渐彰显，人们在享受高科技便利与高物质消费的同时，亦在吞咽着与之伴生的苦果，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威胁、精神家园的丧失等。诸种事实表明：解决人类生存的苦难，科技并不是最可靠的东西。有识之士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且曾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指责，从来便与对科技的赞颂并存着，只是声音微弱不被人们注意(或潜意识拒斥)罢了。1749年，法国思想家卢梭在《 论科学与艺术 》一书中，指责科学起源于罪恶，且总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虚幻的，效果是危险而有害的，它会使人损失时间，游手好闲，怠惰奢侈，从而引起风尚解体和趣味腐化，破坏德行。卢梭的这种观点，在科技高奏凯旋曲的近现代，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
耐人寻味的是，在科技辉煌的今天，卢梭式的声音，不绝余响。1978年7月在印度波那举行的世界秩序标准规划第14次会议上，由美国世界秩序协会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起草了一份有26名学者签名的报告，题目为《 科学技术的堕落 》。开篇云： “这是一篇对科学技术成为不平等、剥削、压迫世界工具的控诉书。”报告认为：现代社会不少思想、道德、伦理和文化上的混乱，与科技发展过快有关。应当适度限制科技发展以调整思想，使人类有足够的道德理性来正面使用科技，造福人类。
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S·科恩教授认为：在政治领域中，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精英人才统治论带来的危害，可能超过专门知识与专业工作作出的贡献；在社会方面，科学技术的革新不论成败，均对公认的文化生活与人类意识有破坏、瓦解、削弱作用。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偏激，却也能获得某些资料的支持。比如，原子弹自始至终是由科学家下力气付诸实施的。1939年3月18日，约里奥·居里在《 自然 》杂志发表铀核链式裂变反应的文章，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签署致罗斯福的信，揭开了原子时代的序幕。一位新闻记者曾对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采访，奥氏坦率地承认：正是他们这些人在二战末期为美国轰炸广岛提供了技术资料，作为技术专家他为这一行为感到严重的“道义上的不安”。并云：“我们物理学家长期以来就生活在这种精神分裂中。”在和平时期，又是科学家们促进研究毁灭性更大的氢弹。射电天文学的先驱，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马丁·赖尔，在去世前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想寻找一个远离军事应用的研究领域，最后选择了天文学。然而，在晚年，他发现自己开辟的射电探测技术，却为军事带来了最大的利益。他开始怀疑是否他在1946年当一个农民，或许会好些。马丁·赖尔教授提出一个建议：在新的恐怖武器发明出来以前，现在停止基础科学研究可能为时还不晚。这是一位科学家临终前的反省，其言也善，其被接纳也难。
娑婆世界众生的挟裹佛性的聪明才智，能够推进科技的迅猛发展，然因内具贪瞋烦恼，致令道德理性严重滞后，高精尖的科技大多率先用于军事。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的心理多向物质功利倾斜，使物质的发展失去人心的控制力量，心被物所役，道德伦理、因果观念被认为迂腐、保守而抛置一边。调控制衡人心的力量日渐软弱乃至消失。道德与科技的失衡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所以，重构道德理性乃是现代人类的当务之急。
净宗文化从深层次提供当代道德理性建构的基石——三世善恶因果律，从多方面赋予超时空的道德价值，诸如：心净则土净、和谐平等、慈悲忍让、生佛一体、自他不二等。如果净宗文化得以介入现实，或现代人谦恭地接纳净宗文化理念，那么，净宗文化一定能有效地为现代科技发展导航，使之彰显造福人类的正面功能，而最大限度地消解损害人类的负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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