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苦行精修的心血结晶。是永不磨灭的法身舍利。从此往后，直至圆寂，又是一个三十年间，这种结晶和舍利，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广化众生。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法师52岁，这个时间，是他自利利人的分界。在这以前，他专门自修。他的性格，他的作风，完全可以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直到他自己认为此事(出家根本大事)已经有把握了，已经稳妥了，他才肯把精力转移向外，随宜施化，利益他人。(专门自修和向外施化，是约主要倾向说。即自修时也随缘施化；施化时也更是自修。不可作绝对的理解。)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法师在遗着中曾有数处自述。现在引其一处自述说：“二十余年(按此指：自1893年光绪十九年，33岁，由北京到普陀山法雨寺时起，至1918年，民国七年、58岁；共25年间)印光二字，未曾一露于外，故无一过访与通信者。自民国元年(1912)，高鹤年居士给(原文注曰：给，音台，上声，欺也)其稿去登《佛学丛报》，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惭”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见之，甚喜与已之知见相合。遍问诸人，皆不知。，至民国四年(1915)，蔚如问于谛闲法师，谛师以光告。常惭，谛师亦不知。以鹤年持其稿，令谛闲法师看过故也。从此，蔚如搜罗排印(原文注：在北京)。至七年(1918)，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留板。从此以后，日见扰壤。欲求一日之闲，不可得也。自此以后，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题跋者，皆书“常惭愧僧释印光”耳。”(《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四《卓智立居士书
一》)由此可见，法师谦德流光，终不可掩；因缘时至，水到渠成；龙天推出，乃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1913年，民国二年秋顷，高鹤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印光法师，乞其论文《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等四篇，稍迟复将《净土决疑论》等，先后刊载于上海狄楚青居士主编的《佛学丛报》。真达、了然、德森诸师所述《印光大师行业记》说：“师出家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文钞)第三编卷下)事实正是这样。
总之，据如上事迹，我们可以证知：印光法师悟道(得念佛三昧)年时的最后限，即当在这时期。则其悟道的具体时限，若在光绪末年时，或在宣统年间，至迟亦当在民国元年以前，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由于印光法师之为人，谨严至极，绝对是如《论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彻底实践者。从其一生诲人不倦的文字般若来看，无一不是反映出这一点而闪烁光辉。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关于个人修证所得方面，他有两条原则：一是严守佛制，绝不衔露于外，以防止、杜绝授与奸佞邪妄者以口实；二是观机逗教，无缘(平等)无私，绝不肯以自己尚未企及者，以教示他人。其论文并诸函文等所有文字，皆从其彻底了悟的心地中流出，如数家珍，而又复应机施教，俾僧俗一切人各能获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如高氏乞去的数篇论文，按佛门常情，亦不可能是悟道之后的即刻之作。就一般情形说来，悟道以后，还须善养其道，还须有一个由修至证的过程。如法师致高鹤年居士书，很谦逊地说：“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录一二，
以备自览。”(《文钞》第三编卷一《与高鹤年书
－》)此信是法师于民国三年(1914)四月初八日所写。由此可知，其所有文章，应是发明心地、已事已办、悟道以后若干年月，逢遇因缘所心，为挽救时弊，有所针对而不容不写。写，乃是有鉴于当时佛教界的情况，运其大悲大智的正觉之
何况，了悟心地大事，实非细事。如印光法师，一贯沉潜厚重朴实无华；凡事必操至确实稳妥可靠程度方可。对于这种千古以来根本大事，当然不肯草率，必然如同古德风范。即悟道以后，还须在一定条件下，继续息缘住静，如同抚育初生婴儿一般。所谓长养圣胎，而必不肯率尔出世应事的。如唐大梅法常禅师，“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以景德传灯录》)如宋天台德贯禅师，“三十年来独掩关，使符那得到青山。”官府相召，令当寺院住持而拒绝之。(《禅林宝训》卷中)此凡在古德，几乎无不如是。由民国元年至七年(1912－1918)这一段时期，印光法师仍然坚持不愿露面出名，可以说明这一点。
由此可知，印光法师，应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的若干年以前，便已经大事了办，即如所说获证念佛三昧。其具体时间，固然不可以测定，总在清末民初这一段时期；是尚就其显明可知，而较至迟的时限来说的。法师悟道时的年龄，核此时期，约当他45岁，乃至50岁之间。
(六)追说
印光法师的《宗教不宜混滥论》。《净土决疑论》等文章，被刊载于民国三年(1914)的上海《佛学丛报》。才一面世，立刻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此时，法师犹继续晦迹韬光，不肯用真名，署以人皆不知为谁的笔号“常惭”。此论一出，直如杲日丽天，金鍮立判。被一致公认，是为人天眼目、正法眼藏。其时《佛学丛报》主编者评曰：“悟了妙心，精持全藏；高踪卓荦，密行妙圆。稻光海岸，养慧珠于紫竹林中；閟迹岑楼，培智果于白莲台畔。”《印光法师全集)2556页)可以说，语语允当、言言中肯，并没有些许溢美之词。名士、佛学大家徐蔚如评曰“宗眼圆明”；许止净评曰“深入华严性海。”
民国十一年(1922)，当时国民政府徐世昌大总统，题赐“悟彻圆明”匾额，赍送普陀山，表扬法师道德。山中香花供养，盛极一时。法师面对如此莫大殊荣，如同未见未闻。令将匾额收拾起来藏之，从来没有悬挂。
如所周知，弘一大师是一位对待生活真理极其严肃认真的人，从来不肯随便许人，唯对印光法师，尊崇至极。自己已经出家了，还一再恳求印光法师，一定要皈投其座下，为其弟子。民国十三年(1924)，弘一大师给一位居士的信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曾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清，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恳请，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曾云：“法雨老人(印光法师)秉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蕅益大师)，步武资福(清澈悟禅师)。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弘一法师《复王心湛居士书》)由此可见，弘一大师对法师尊重仰慕之情，同时为法师作了如实写照和评价。
最后，补充一点。《印光法师文钞》一书，曾经受到日本国佛教界朋友的重视，并为之流通的殊胜因缘。印光法师说：“冈野增次郎、圆山和尚，不以光之文钞芜秽不堪见弃，殆宿世曾有缘之所致。”又说：“光文钞，意虽可取，文不足观。蒙圆山、冈野二开士，欲为流通，实深惭愧。”(《文钞》第三编卷一《复恒惭法师书》一及二)
还有，当印光法师圆寂的前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1939)冬季，曾有日本国佛教人士，专程来到苏州灵岩山寺，访问印光法师。文献记述说：“谒见大师有所请问，互用笔谈。大师自述略历、行愿。”(《文钞》第三编卷上首页)互用笔谈，这说明当时没有释译。好在彼此都是汉文字文化的国家，同气连根。通过文字交流，心心相印。这实在是值得永久怀念的中日两国佛教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以上，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注：此文末段所记，1939年冬有日本佛教人士来苏州灵岩山寺谒见印光法师，互用笔谈一事，承姚寿先生见示：在日本时曾闻诸牧田谛亮先生相告，访问过印光法师，当此时(1939冬)。又日本佛教大学学长高桥弘次先生见告云：先辈著名佛教学者塜本善隆先生有记述印光法师事迹之著书。塜本先生当亦曾经面见过印光法师，稻冈誓纯先生见告其时，即塜本先生偕牧田先生二人来访印光法师的。
“二战”结束前，牧田谛亮先生在中国从事佛学研究工作，约十年以上时间(或更长时间)，现年89岁，任日本歧阜女子大学教校，京都佛教大学研究生院导师，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等许多种，为当代著名佛教学者。《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首页只记时有外国人来访，而未明记氏名。殆以当时无翻译，或因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抗战方酣，故不予记之。现在可以明确，1939年冬来访者，当为日人塜本善隆和牧田谛亮先生无疑。
传印记 1996、10、8
于第六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举行处之新葛影宾馆32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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