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苦行精修的心血結晶。是永不磨滅的法身舍利。從此往後，直至圓寂，又是一個叁十年間，這種結晶和舍利，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滔滔不絕，廣化衆生。
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法師52歲，這個時間，是他自利利人的分界。在這以前，他專門自修。他的性格，他的作風，完全可以說明，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直到他自己認爲此事(出家根本大事)已經有把握了，已經穩妥了，他才肯把精力轉移向外，隨宜施化，利益他人。(專門自修和向外施化，是約主要傾向說。即自修時也隨緣施化；施化時也更是自修。不可作絕對的理解。)關于這個曆史時期的轉折點，法師在遺著中曾有數處自述。現在引其一處自述說：“二十余年(按此指：自1893年光緒十九年，33歲，由北京到普陀山法雨寺時起，至1918年，民國七年、58歲；共25年間)印光二字，未曾一露于外，故無一過訪與通信者。自民國元年(1912)，高鶴年居士給(原文注曰：給，音臺，上聲，欺也)其稿去登《佛學叢報》，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慚”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見之，甚喜與已之知見相合。遍問諸人，皆不知。，至民國四年(1915)，蔚如問于谛閑法師，谛師以光告。常慚，谛師亦不知。以鶴年持其稿，令谛閑法師看過故也。從此，蔚如搜羅排印(原文注：在北京)。至七年(1918)，又令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留板。從此以後，日見擾壤。欲求一日之閑，不可得也。自此以後，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題跋者，皆書“常慚愧僧釋印光”耳。”(《印光法師文鈔》第叁編卷四《卓智立居士書
一》)由此可見，法師謙德流光，終不可掩；因緣時至，水到渠成；龍天推出，乃是勢所必然的事情。
1913年，民國二年秋頃，高鶴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印光法師，乞其論文《淨土法門普被叁根論》、《宗教不宜混濫論》、《佛教以孝爲本論》、《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等四篇，稍遲複將《淨土決疑論》等，先後刊載于上海狄楚青居士主編的《佛學叢報》。真達、了然、德森諸師所述《印光大師行業記》說：“師出家叁十余年，終清之世，始終韬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叁昧。”(《文鈔)第叁編卷下)事實正是這樣。
總之，據如上事迹，我們可以證知：印光法師悟道(得念佛叁昧)年時的最後限，即當在這時期。則其悟道的具體時限，若在光緒末年時，或在宣統年間，至遲亦當在民國元年以前，是可以確定無疑的。
由于印光法師之爲人，謹嚴至極，絕對是如《論語》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的徹底實踐者。從其一生誨人不倦的文字般若來看，無一不是反映出這一點而閃爍光輝。他“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關于個人修證所得方面，他有兩條原則：一是嚴守佛製，絕不銜露于外，以防止、杜絕授與奸佞邪妄者以口實；二是觀機逗教，無緣(平等)無私，絕不肯以自己尚未企及者，以教示他人。其論文並諸函文等所有文字，皆從其徹底了悟的心地中流出，如數家珍，而又複應機施教，俾僧俗一切人各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利益。如高氏乞去的數篇論文，按佛門常情，亦不可能是悟道之後的即刻之作。就一般情形說來，悟道以後，還須善養其道，還須有一個由修至證的過程。如法師致高鶴年居士書，很謙遜地說：“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錄一二，
以備自覽。”(《文鈔》第叁編卷一《與高鶴年書
－》)此信是法師于民國叁年(1914)四月初八日所寫。由此可知，其所有文章，應是發明心地、已事已辦、悟道以後若幹年月，逢遇因緣所心，爲挽救時弊，有所針對而不容不寫。寫，乃是有鑒于當時佛教界的情況，運其大悲大智的正覺之
何況，了悟心地大事，實非細事。如印光法師，一貫沈潛厚重樸實無華；凡事必操至確實穩妥可靠程度方可。對于這種千古以來根本大事，當然不肯草率，必然如同古德風範。即悟道以後，還須在一定條件下，繼續息緣住靜，如同撫育初生嬰兒一般。所謂長養聖胎，而必不肯率爾出世應事的。如唐大梅法常禅師，“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以景德傳燈錄》)如宋天臺德貫禅師，“叁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官府相召，令當寺院住持而拒絕之。(《禅林寶訓》卷中)此凡在古德，幾乎無不如是。由民國元年至七年(1912－1918)這一段時期，印光法師仍然堅持不願露面出名，可以說明這一點。
由此可知，印光法師，應早在民國元年，1912年的若幹年以前，便已經大事了辦，即如所說獲證念佛叁昧。其具體時間，固然不可以測定，總在清末民初這一段時期；是尚就其顯明可知，而較至遲的時限來說的。法師悟道時的年齡，核此時期，約當他45歲，乃至50歲之間。
(六)追說
印光法師的《宗教不宜混濫論》。《淨土決疑論》等文章，被刊載于民國叁年(1914)的上海《佛學叢報》。才一面世，立刻引起非同尋常的反響。此時，法師猶繼續晦迹韬光，不肯用真名，署以人皆不知爲誰的筆號“常慚”。此論一出，直如杲日麗天，金鍮立判。被一致公認，是爲人天眼目、正法眼藏。其時《佛學叢報》主編者評曰：“悟了妙心，精持全藏；高蹤卓荦，密行妙圓。稻光海岸，養慧珠于紫竹林中；閟迹岑樓，培智果于白蓮臺畔。”《印光法師全集)2556頁)可以說，語語允當、言言中肯，並沒有些許溢美之詞。名士、佛學大家徐蔚如評曰“宗眼圓明”；許止淨評曰“深入華嚴性海。”
民國十一年(1922)，當時國民政府徐世昌大總統，題賜“悟徹圓明”匾額，赍送普陀山，表揚法師道德。山中香花供養，盛極一時。法師面對如此莫大殊榮，如同未見未聞。令將匾額收拾起來藏之，從來沒有懸挂。
如所周知，弘一大師是一位對待生活真理極其嚴肅認真的人，從來不肯隨便許人，唯對印光法師，尊崇至極。自己已經出家了，還一再懇求印光法師，一定要皈投其座下，爲其弟子。民國十叁年(1924)，弘一大師給一位居士的信說：“朽人于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曾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于佛前燃臂香，乞叁寶慈力加被；複上書陳清，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懇請，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法師之本，吾人甯可測度。且約迹論，永嘉周孟由曾雲：“法雨老人(印光法師)秉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峰(明蕅益大師)，步武資福(清澈悟禅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誠不刊之定論也。”(弘一法師《複王心湛居士書》)由此可見，弘一大師對法師尊重仰慕之情，同時爲法師作了如實寫照和評價。
最後，補充一點。《印光法師文鈔》一書，曾經受到日本國佛教界朋友的重視，並爲之流通的殊勝因緣。印光法師說：“岡野增次郎、圓山和尚，不以光之文鈔蕪穢不堪見棄，殆宿世曾有緣之所致。”又說：“光文鈔，意雖可取，文不足觀。蒙圓山、岡野二開士，欲爲流通，實深慚愧。”(《文鈔》第叁編卷一《複恒慚法師書》一及二)
還有，當印光法師圓寂的前一年，即民國二十八年(1939)冬季，曾有日本國佛教人士，專程來到蘇州靈岩山寺，訪問印光法師。文獻記述說：“谒見大師有所請問，互用筆談。大師自述略曆、行願。”(《文鈔》第叁編卷上首頁)互用筆談，這說明當時沒有釋譯。好在彼此都是漢文字文化的國家，同氣連根。通過文字交流，心心相印。這實在是值得永久懷念的中日兩國佛教友好關系史上的一段佳話。
以上，敬請批評指正。謝謝！
注：此文末段所記，1939年冬有日本佛教人士來蘇州靈岩山寺谒見印光法師，互用筆談一事，承姚壽先生見示：在日本時曾聞諸牧田谛亮先生相告，訪問過印光法師，當此時(1939冬)。又日本佛教大學學長高橋弘次先生見告雲：先輩著名佛教學者塜本善隆先生有記述印光法師事迹之著書。塜本先生當亦曾經面見過印光法師，稻岡誓純先生見告其時，即塜本先生偕牧田先生二人來訪印光法師的。
“二戰”結束前，牧田谛亮先生在中國從事佛學研究工作，約十年以上時間(或更長時間)，現年89歲，任日本歧阜女子大學教校，京都佛教大學研究生院導師，著作有《中國佛教史》等許多種，爲當代著名佛教學者。《印光法師文鈔》第叁編首頁只記時有外國人來訪，而未明記氏名。殆以當時無翻譯，或因當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抗戰方酣，故不予記之。現在可以明確，1939年冬來訪者，當爲日人塜本善隆和牧田谛亮先生無疑。
傳印記 1996、10、8
于第六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舉行處之新葛影賓館325室
《印光法師悟道年時考》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