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义工迎春会开示与问答

　　传喜法师(11.12.27)

　　探索人生路 接轨古文明

　　其实真的佛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它既是古老的，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但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它好像又是新鲜的，对不对。也因为佛教的这个大的生命体像一条大河流一样，我们的生命又汇入到这个佛教的大河流当中，又重新让我们焕发了另一种生命。

　　我自己没有遇到佛教之前对人生的思考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遇到佛教之后，从心理到生理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前没遇到佛教之前，我的手每年生冻疮，毫无例外的，不可避免的。冻疮冻到什么程度，十个手指头都烂掉。明明冬天来了，随便提前地你把手套戴上，什么正方、偏方、土方都用，生姜擦手，什么东西洗手啊，所谓锻炼身体啊，没有办法的。到时候一来一冻，好了，晚上就开始痒了，戴上手套也没用，睡觉做梦也会去抓的，手一痒了就会抓，一抓就抓烂掉了，就溃疡。以前都是这样。然后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就会复苏，又好了，长上了，一点伤痕也留。后来是治冻疮的有一种什么药，他们推荐给我，我抹了之后，好了，留下疤了，第二年要烂的时候照样烂，所以现在手上有疤。之前没有疤的，疤都没有的，很奇怪，春天来了就又复回了，冬天来就烂掉了。耳朵也是，什么罩着都不行的。

　　就是什么呢，气不归元。你生命没有元，叫六神无主，气不归元。自从我一学到佛，生理上这个没有了，再也没有什么了，再冷也无所谓了，我去东北也不要紧的，耳朵也没有冻疮，手也没有冻疮，心理上更不用说了。心理的痛苦远远比生理的痛苦更厉害，那时候就想，随着年龄的增加，十几岁我就开始思考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十几岁，正是中国的转型期，中国历史有的人是这样分的，我倒是认同这种分法，现在很简单，但是很直观。

　　中国三十年前是农村化，我们家里也是这样，从58年我爸爸就带我们去江西，那时候还没有我，只有大哥、二哥、三哥。到了江西，我四哥是生在江西，我爸爸懂一些机械的东西，技术工，到煤矿里面做小领队。我妈妈到那去插秧，我妈妈年纪很轻的，在山里面插秧，水里还有蛇啊，蚂蝗啊，吓死了。后来实在过不了了，又返回上海。返回上海户口刚上了没几年，63年我爸爸又带我们去安徽，第二次。去都是全家去，很积极，我爸爸真的就叫党指挥到哪就走到哪，还都带头的。

　　第一次58年，那时候我爸爸是里委主任，居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那时候没有工资的，是义工。中国新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义工，那个心潮澎湃，都是带头，什么都是带头。所以你看，我们63年又去安徽，都是苦地方，支援农村嘛，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住在什么地方？真的是住在窑洞啊。这里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啊，上海老北站，我们家以前住在老北站附近的，西藏北路，离老北站很近，敲锣打鼓送到农村，那边敲锣打鼓戴红花迎接，迎完了之后，农村里一个地方给你安排好了就不管了。

　　我们家好在没饿死在农村，我爷爷奶奶不去的，他跟我爸爸关系不好，其实我讲的爷爷奶奶，按照严格来说是叫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家里没有男丁，我爸爸这边呢，又是爸爸死的早，我真正的爷爷奶奶死得都很早，所以把他招女婿。过去招女婿连姓名都改掉的，我的爸爸姓韩，但是他招女婿招过来要改姓，改姓崔。我爸爸也有一个名字叫崔寿林，他自己原来的名字叫韩家树，但是招女婿招过来名字改掉，我们所有小孩子名字全部都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的姓是后来上海再次报户口的时候我哥哥帮我填的，本来我以前读书什么都姓崔的，所以大家都喊我小崔小崔。后来我有法名了，都喊我法名了。现在我的身份证是姓韩，我哥哥给我报户口的时候又把我报回来了，他也是稀里糊涂了。因为我家里兄弟几个大多数都姓崔，我大哥因为他是老大，家里特别宝贝他。生下来之后都喊小名，没有学名，他去读书的时候老师问他：“你有没有学名？”“没学名。”“你爸爸姓什么？”那时候是我爸爸送他去读书的，然后老师就问他：“你姓什么？”他就说他姓韩。然后老师就：“那你就把你儿子起叫韩小明吧。”是这样的，所以就叫韩小明了。

　　当我外公外婆知道他变韩小明了，很生气啊，那个时代就是农村化。中国三十年农村化，后三十年城市化，前三十年是越穷越光荣，后三十年是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是致富，叫笑贫不笑娼，这个后三十年就是，不管是正路邪路，只要你有钱就好样的。

　　那个时候我的年龄正好十几岁，处在一个转折期嘛。80年后，我那时候反思，社会发生巨变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到底人价值观念是什么，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我们自己受的教育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整个就放弃了一种思维方法，古人是怎么活的，我就跑到福州路去，在新华书店看这些古籍，那个时候诸子百家开始有了，印的小册子。诸子百家又太复杂，我那个年龄，二十岁左右看不懂的，文言文看不懂。

　　然后我就想，过去启蒙教育是什么，古人的启蒙教育是什么，就开始看《三字经》、《百家姓》，从这里面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特别是《三字经》里面，其实就讲到中国古代教育，我们中华民族是有一个道统的，所以说有文以载道。这个表现在任何一个，哪怕在启蒙的书里都有，《三字经》里面，我就是读到这个“天地人三才也”，它把我们人跟天地连在一起了。

　　我就想着，从来没这个概念的，我们的教育里面人跟天地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说我们过去印象当中人与天斗，人与地斗，人与人斗，是斗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划阶级。古代人划阶级是人与人，是格物致知，安分守己，是划这个阶级。我们这个时代划阶级是产生斗争。以前划人类阶级是善意的，是让社会不紊乱，安分守己。所以在一个最启蒙的《三字经》里，就完全跟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人这么渺小，怎么能跟天地并称呢。也就是说我在那个时候跟中华古文明、古道统开始接轨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天地人三才也”，然后我又发现一个蛛丝马迹，“天地人三才也”在《易经》里面那三个爻，上面一个爻就是代表天，下面一爻代表地，中间一爻代表人。那怎么解释这三个爻，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就去学《易》。但是《易》很复杂，我好就好在没有在这上面耗很多的精力，我都是蜻蜓点水的，就像踩阶梯一样的，从《三字经》到《易》，从《易》直接又进入《道德经》。然后《道德经》里面81章，我对德的部分，我觉得德是用，道是体，所以道德。《道德经》里面道是体，得体方得用，我就发现整个八十一章《道德经》里面，重点还是在前面道的部分。

　　道的部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章，第一章也是最玄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这个，最玄的。第二章，老子很慈悲，祂就把这个级别降低一点，祂讲出人的什么观念都是分别心的观念。这个分别心的观念，你所认识的这个事物因为是分别心的，所以它只是参照物，它不是固定的。这个杯子跟这个杯子比起来，它称为叫大，这个大是相对的。我那个时候正好对人生在思考，伟大渺小到底是什么，这在第二章契合了。

　　从这个时候，我真正就进入到我们中华民族正统的儒释道，先是儒，然后道，从道又直接进入佛。我的路是很清晰的，就是好在没有跑到那个九流里去，我都是很直接就进入三教，没有到九流里去。在三教里面儒教，比如说一个周易，有的人穷其一生都没研究进去，我也没有研究进去。“道”也是这样，“道”我都有机会的，但是我也没有进去，从“道”直接跳入佛教的“禅”。“禅”是如来心法，这时整个身心才跟我们中华传统文明接轨了。

　　宁静致远 回归佛性

　　我现在反省，不仅我个体生命，整个我们中华民族都游离出中华传统、道统之外。所谓的一个新中国的建立打破了一个旧中国，确实我们价值观念，我们的人全部游离出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体系，但是一个新的东西却没有建立起来。一直到邓小平，他也努力地想寻找，他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庙门口有一块牌子，邓小平就讲到“什么是中国特色，以中国易学理论，以中国的佛教智慧，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的。”其实邓小平对中国“特色”这两个字定义很清楚，但是现在好多人好像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中国“特色”两个字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这种制度是为这个特色服务的。

　　邓小平那个时候他还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就学佛，从我自己身心的恢复，我就发现别人也是迷茫的，我曾经的痛苦也是大家的痛苦，我曾经的迷茫也是现在人正在迷茫的东西。特别现在我们学佛，我弘扬佛法这么多年了，我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这个社会苦难的根源在哪里。现在学校里面这个自杀已经很严重了，小孩子啊。现在癌症，生癌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病了，连小孩子也会生癌了，忧郁症也不再是成年人的那个了，小孩子也会得忧郁症了。这些就是心灵迷失带来的结果，这种社会上已经很普遍了，问题在哪，就是因为迷失了我们整个的文化道统。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唯物的世界观，把人也唯物化了，唯物的世界观作为一种科学手段来说的话，它是可以的，作为一个工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旦把人也列为这个唯物的这种工具之内的话，那我们人就被奴役化了，这种奴役化是什么？是一种概念的奴役化，就是“唯物”两个字，人也变成唯物的了，人也变成了经济锁链当中的一个剩余物质的产生者。这个时候我才反省古人是很幸福的，因为什么？因为皇帝他是代表天的，他代表道的，他是以道来爱民的。他让每一个人都能充分的享受自我的自性，完成自己生命跟天合一的这个过程，生命完成他最伟大的一个使命。

　　生命活着就是从无知到有知，从有限到无限，从人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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