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社会的独创性
因时因地弘教是佛教的传统精神，如前所述，佛教戒律的发展轨迹也体现了应时化教的特色。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以及戒律学自身发展的程度，戒律在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适应时代的创造性。
佛教初传中国时期以经、论为主要载体，戒律的传入相对滞后，体现出僧团发展与戒律学发展不平衡的状态。镰田茂雄先生在《中国佛教通史》说：
在中国，早在三国曹魏时代，即由昙摩迦罗和昙谛传行《僧祗律》和《四分律》，实行授戒法。[4]
但一方面中国佛教发展缺乏整体性，另一方面中国僧人对外来戒律的中国化研究还不够，导致僧人群体组织的混乱。西晋时期的戒律研究与戒本译传在这一时期似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东晋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比以前具有更好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东晋的历代皇帝，多数信仰佛教，他们有的召请沙门入宫讲经(如晋元帝司马睿)，有的还亲到寺庙听讲(如晋明帝司马绍、晋哀帝司马丕)；另一方面，佛法与玄学清谈结合，进而带来僧人与名士的交游，从而赢得名士阶层的支持。汤用彤先生云：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的人。尊敬僧人，更没有听说的。西晋阮瞻庆数与支孝龙为友，而东晋名士崇奉林公，可谓空前。此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盛。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5]
东晋道安针对这一状况，首次制定出中国僧团的组织制度。如《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所载的《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敦煌文书P3717号《历代法宝记》所载《受戒法则》。随着律藏的逐步传入，南北朝时期中国僧团律制逐步健全起来，南朝的《十诵律》传戒一度盛行。戒律总体上还是以四分律最受重视。律学发展到唐代，道宣法师以四分律为中心融会大乘精神统摄中国律学，形成中国律宗。道宣于唐武德七年居终南山白泉寺，而后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为南山律宗的创建奠定了初步基础。其后，他又相继撰成《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比丘尼钞》等著作。这五部书通常被称为“南山五大部”。律宗的创立，即以此为基础。律宗的形成为中国佛教律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财富，完成了中国佛教戒律的系统化。整个中国律学的成长过程即体现了中国佛教应时入世，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进行的戒律学术化创造，及中国佛教戒律适应社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从宗教行为角度看，戒律是佛教七众修行实践的轨持和法门
宗教的人文关怀具体体现在对个体行为的指导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也依赖于宗教主体(信徒)的社会行为。佛教走向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最绚丽的亮点、最活跃的要素就是那些不畏艰阻、殚精竭虑的弘法高僧。因此宗教行为的研究是深刻认识宗教的必要内容。佛教七众信徒修行实践行为的直接指导原则即是佛教戒律。对治修行问题，指导信徒追求离苦得乐的超越境界，创造人间净土即是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梵网经》称诸佛大乘戒为：
光明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6]而戒律的现实功用即是对治修行问题。激发菩提心，熏习善根种子，是佛教信徒实践的轨道和追求圣果的途径。从制度性角度看，佛教戒律根据信众的各个层次，制定了相应的原则和规定。这些制度性的原则和方法都是围绕佛教的基本精神而为指导来修行实践，为实现佛教精神而建立的。从修行法门的角度来看，佛教戒律的制度性表现为对行为的约束性(止持)和激励性(作持)两个层次。如“十戒”的行为轨持意义。止持是禁止信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欲、嗔恚、邪见。作持是针对十个方面的约束而要求信徒慈悲、高行、贞洁、正直、尊重、柔顺、交友、知足、忍辱、正智。而十个方面的制度则可统摄于佛教身、口、意三修的基本精神。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是身业要求，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是口业要示，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是意业要求。佛教戒律在行为层面上所要实现的目的，即是激发和扶持修行者利乐众生、不断追求、层次递进、修证佛果的利己利世的宗教实践。
四、从不同于治世学问和其他宗教的独特性看，佛教戒律以“戒体”为依止的宗教思想体现了佛教的独特个性
从法律史看，法律源自于早期社会的宗教法典，其法学思想的源泉即是宗教思想。而法律为治世而立，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强制性制度。其思想根据是平衡各方面权利和义务来实现人民现实利益的维护和国家利益的保护。宗教戒律的作用是维护宗教阶层和群体组织，目的是约束和指导信众实现现世的幸福和人格与精神的超越。佛教戒律的独特性体现于以“戒体”为依止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取向。
如前所述，在佛教戒律的整个构成系统(即戒体、戒法、戒相、戒行)中，戒体是其他三项的根本依据，是最核心的内容。它说明了戒的本质以及为什么会成为持戒的根据。戒法则是在戒体基本根据的基础上所设立的系统性、制度性、具体性法则。戒相、戒行则是信徒如律修行的现实受用。在古代印度部派佛教活跃的时代，几乎每个大的部派都有自己的律藏，而产生部派律藏最核心的因素则是部派佛教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取向。中国佛教随着戒律体系和戒律学的发展，各宗派也有自己的戒律思想，集中体现于其戒体论中。如南山律宗的种子戒体说，禅宗“持而不执”的无相戒体说，天台宗“性且发显”的佛性戒体观等。总而言之，各家学说虽有差异，但都围绕着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从事物本质和心性入手进行论证。其精神归属终归一处，即普度众生的菩萨道精神和利己利世追求圣果的价值取向，即佛教戒律具有入世与出世相统一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戒律独特的个性。如《毗尼母经》曰：
波罗提木叉，名最胜义，以何义故，名为最胜？诸善之本，以戒为根，众善得生，故言胜义。复次，戒有二种：一、出世，二、世间。此世间者，能与出世作因，故言最胜。[7]
因此，戒体思想是佛教戒律的精神内涵，体现着佛教拔苦济世的慈悲精神和追求离苦得乐超越境界的价值追求。
五、戒律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以淫戒为例)
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得知戒律在佛教中是如此的重要。戒律对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具有影响。如不邪淫戒是家庭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淫戒，有出家和在家之分，出家众根本戒淫，在家信徒是戒邪淫。淫者男女交合，以染污心，行秽恶行，名不净行，亦即非梵行。邪淫，就是指夫妻之外的违背法律和社会道德的男女关系。淫戒也有轻重与不可悔、中可悔、下可悔之别，如经中所讲：
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恚，疑结缚根本不净恶业是中犯。若发心未行淫未和合者，犯下可悔，若二身和合止不淫犯中可悔。若优婆塞婢使已婚配有主，于中行邪淫者，犯不可悔。[8]
佛教认为，情欲是生死之根，无边的苦都因爱欲所生，只有断除淫欲，清净梵行，才能了脱生死，求得解脱。“生死牢狱，淫为枷锁，深缚有情，难出离故。断欲则可超凡入圣”。
守持不邪淫戒，对当前这种性开放的婚姻局面有着相当重要的教育意义。在当今经济发达、物质诱惑、利益冲突的年代，人们的婚恋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网络手段的飞跃，有了观念思维的开放，有了社会容忍的增加，婚恋方式千奇百态。有人同居试婚，有人跨国网恋，有人“丁克”，有人“一夜情”，有人“包二奶”，有人养情人，有人第三者插足。随着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汹涌而来，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生活变得异常多彩。现代人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婚外恋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人们对于婚外恋所持的态度，既表现出极鲜明的传统性，又体现出宽容趋势。有些人认为婚外恋作为婚姻生活的一种情感补充，虽不道德，但可以理解。现代人们对家庭的传统功能逐渐淡化，家庭的重要性和凝聚力随之降低，离婚率随之上升。造成离婚的因素大多为第三者插足。这些丑陋恶习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例如家庭不幸、孩子无辜、经济纠纷等家庭矛盾。如果我们人人持不邪淫戒，坚守夫妻之道，相互忠实，洁身自好，即能营造出一个家庭美满安宁、社会风气良好的和谐社会。
由此可知，我们佛教徒只要持守好戒律，一方面可以制止外界的恶行，另一方面还可净化内心的善行。佛教戒律中的伦理道德，与和谐社会的热爱集体、守法自律、爱心奉献、造福人民等不谋而合，有助于促进社会安定，可见戒律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重大的影响。
既然戒律如此之重要，那么戒律对人间佛教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呢？举个例子来说吧！戒律是用来保护自己而不是来束缚自己的。比如一个精进持戒的佛弟子，接受一个宴请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希望吃素食。因为你守了不杀生戒，并且精进地守持吃素的戒条。那么你就有充分的理由向对方提出一起吃素。这样你不但达到守戒的目的，而且同时还影响到别人一起吃素，善莫大焉！
结语
从上面对戒律的认识来说，鉴古治今，佛教戒律的研究是构成完整佛教学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中关于当代弘扬戒律的困难提出，律本太多，综合不易；中国环境，不崇律制；律文刻板，时代变更等五个方面问题。通过对佛教发展历史过程和佛教的宗教学特性的讨论，说明戒律不仅是佛教构建自身的基础，同时佛教戒律的研究也是顺时化教的要求，是佛教当代化适应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如果人人能够奉行戒律，一方面可以制止外界的恶行，另一方面还可净化内心的善行。佛教中的伦理道德与和谐社会的热爱集体、守法自律、爱心奉献、造福人民等不谋而合，有助于促进社会安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释圣行，扬州鉴真佛教学院毕业学僧。］
【参考文献】
[1]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第01册204b。
[2]《佛说十二游经》卷1，《大正藏》第4册p195b。
[3]《善见律毗婆沙》卷1，《大正藏》第24册p1462a。
[4]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册p377，台湾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p127—p128，中华书局，1983年版。
[6]梵网经，大正藏第24册p1003c。
[7]《毘尼母经》卷3，《大正藏》第24册p1463b。
[8]《正藏经》第31册《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p1476c。
《略论佛教戒律的重要性(释圣行)》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