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始戒律与中国清规的联系
果法
前言
法不孤起，赖人以弘，因缘具足，佛法兴世。释尊示现，八相成道，广纳僧俗，创建教团，宣扬圣教，悲悯济世。自鹿野苑初建三宝，僧众日渐增多，遂建立僧团，最初十二年，僧众清净，佛陀仅为无事僧说：善护于口言，自净其意志，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其后，僧徒广增，恶行渐起，故释尊设戒律以摄僧，因不同的因缘，制定种种的戒条，因犯随制，时间既久，律仪亦多，由五戒十戒增加至二百五十戒。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由优波离尊者等结集成律藏，佛教传入我国，始于东汉，迄今二千五百余年，中国之有戒律始于三国，盛于唐代，并建立了南山律宗，南山一脉，盛行于世，元代时期，律宗逐渐衰落，明代中叶，弘律大德相继而起，如莲池大师，古馨律师等继唐代道宣律祖后专弘戒律。见月祖师堪称律门巨匠，主持宝华山，制定《传戒正范》等至今佛门仍流通的诸多典籍。民国时期，律宗命悬一脉，幸而弘一大师等力挽狂澜，续南山宗，扶起即将衰亡之戒律一门。弘一大师闭关期间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并将戒律的弘扬发展至极，可谓一代宗师，为现代出家弟子指明了修学方向。
一、原始戒律
佛教三无漏学，首为戒学。戒律，梵语毗尼，尸罗，波罗提木叉。华译，调伏，善治。中国的戒律始于曹魏时期，昙摩迦罗尊者创始受戒；律典中，中国专重《四分律》。唐终南山道宣律师，以大乘之教义，释小乘之律典，乃成立此《四分》之南山律宗，此宗通大小二乘。
(一)《四分律》《梵网经》流传
《梵网经》被称为诸佛大乘“光明金刚宝戒”。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要因持戒，佛性乃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不以此大乘宝戒为本源。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始，便制此戒。故克证心地法门，直至成佛，皆以此戒为最胜因缘，此戒是十方三世诸佛之法，非佛自作。
小乘《四分律》中讲“毗尼藏者，是佛法寿命。毗尼若住，则正法亦住”。毗尼藏，即戒律藏。戒律藏护持佛法，三乘道果，相续不断。盖以戒律为其根本。 “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如贫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如我住世，无有异也”。释迦佛入灭之际，阿难尊者也曾预言启问：世尊灭后，佛弟子以何为师
佛陀回答：以戒为师。世尊涅槃后，由大迦叶发起五百大阿罗汉尊者，于七叶窟内结集律典，其中，律藏由优波离尊者诵出。佛法东渐，戒律亦因尔传来，曹魏时期，昙摩迦罗尊者创造受戒；东晋以来， 《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只律》相继译出。汉地南传律典，遂渐完备，以《四分律》最为盛行。
唐代终南山道宣律祖判《四分律》通于大乘，故汉地出家众亦极为重视小乘戒法。
(二)戒律分类
1、 出家戒与在家戒
出家戒主要指出家五戒，沙弥十戒，比丘戒、出家菩萨戒。在家戒指在家居士受持的五戒，八关斋戒，在家菩萨戒。
此外，八关斋戒，菩萨戒属于别解脱。
2、分科：止持、作持
戒法中分开、遮、持、犯，止持、作持、止犯、做犯。以此判定个人持戒是否清净，是否有违犯律法之处。其意如下：
诸恶莫作是止持；众善奉行为作持；止持为制止义，如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等消极的持戒，作持是指受戒、诵戒、竭磨、布萨、结夏、解夏、安居、自恣等积极的将戒法融于个人乃至僧团的日常生活、团体活动。
3、大乘戒与小乘戒关系
大小二乘戒条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并不；中突，大乘戒以菩提心为根本，小乘戒以不违戒律为基。大乘仍应以小乘为基石，对于根本戒，正应与菩提心并重，否则破第一摄律仪戒，但大乘以菩提心为本，故比小乘戒更为殊胜圆满。小乘戒只求清净自身，而大乘行人愿度一切众生，故行人应使小乘与大乘菩提心并重。
4、佛教的戒律精神
佛陀干菩提树下悟道以后，四处游走，讲说佛法，渐渐组成僧团。早期追随佛陀学习的弟子多是善根纯厚之人，所以其时并没有戒律产生。佛陀只是勉励僧众“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但随着佛教影响日远，僧团里人数增多，鱼龙混杂，凡圣同居，其中有一心向道、求取解脱者，也有因贪图供养而混迹僧团者。这样，僧团成分日趋复杂，不如法的事件开始出现，为护法安僧，避免世人之讥嫌，佛陀开始制定众多戒条，以约束比丘众的行为，并采纳外道的方法于每半月布萨忏悔诵戒，以维持僧团的清净与团结。这就是佛制戒律之缘起，即“随犯随制”。每条戒律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因缘，所以说：毗尼是因缘所显。佛涅槃后约百年内，佛教界曾有两次”大结集”，其缘由皆因戒律问题，而戒律之争也是因为不同地区比丘对戒法的理解不同而致。在佛陀逝世后，僧团面临着如何稳定局势、不使僧众星散的大问题。大弟子迦叶遂发起举行王舍城大会，来结集经律遗教。结集大会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召开，有500位大比丘参加。阿难诵出经藏，优波离诵出律藏。佛涅槃100年后，因为戒律问题，佛教内部再次发生了严重的争论，这次辩论大会，虽以乞钱为起因，双主争辩的内容却有十项，故称为“十事非法诤”。 东方比丘认为不妨有其弹性。但耶舍一方，坚持这十项均为”非法”，从此在佛教内部分为东方系统的大众部，与西方系统的上座部(耶舍一方)。在《五分律》中记载有关于随时毗尼与随方毗尼的遗训。佛陀说：虽是我所制，余方不为清净者，不必行；虽非我所制，余方清净者，则必行之。
5、戒律在中国的变种。
佛教初传中土百余年间，虽有经典传译，却独缺律典。直至三国时代的曹魏嘉平年间，戒律才传人中国。僧团虽已建立传戒制度，僧人也不再仅是“剃发”、 ”染衣”，但真正对佛教戒律有回应意识是道安法师时才开始的。僧团业已成立，而维持僧团的制度却不完备，所以，戒规的建立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护持僧团之清净，以规约来规范僧众，道安遂制《僧尼轨范》，开启了中国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别立僧制之先河，这为日后禅林创立《清规》打下了伏笔。道安之后，随着佛教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佛教与中国社会诸系统的协调也在各个层面展开。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佛教内部又出现了许多依据律藏而制定的僧制轨范。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样态，所以戒律的变革与异化已是历史之必然。戒律在向中国渗透传播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的民生实际，也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制戒之精神最终以中国人自己制定的僧制来规约僧团，就会经常发生修持行为与环境所在已形成尖锐矛盾。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减少与义学、律学僧众相聚一处所产生的矛盾；且提倡“农禅并重”，解决僧团生存问题。清规的确立，使中国僧团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僧伽生活。丛林清规的产生虽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但其本质依然是对印度戒律的继承，在护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并无二致。清规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为了规范僧伦，令正法久住而制定，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清规之制定同样是使僧团和合，清净无争。
佛陀亲制戒律具三个组成部分：1、制戒精神，2、指导个人修行的戒条，3、调和团体生活。在漫长的佛教发展历史长河中，律制的这个组成部分沿三条平行线发展，其中，制戒精神演变为大乘菩萨戒；指导个人修行的戒条演变成声闻戒；调和团体生活的戒条(犍度)演变成丛林清规。三者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互动联系，相互依赖，相辅相成。
在佛陀早期弘法生涯中(前二十年)，由于僧尼居无定处，过着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生活。生活较为艰难，富贵子弟放弃财富和地位，出家修道，是值得赞叹的。正是由于这些真诚的弟子们精进修行，在精神境界上进步很快，内心戒行清净，外表上威仪庄严，故感得信徒的供养，逐渐有人感觉出家生活舒适，故不少人加入僧团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寻求去除烦恼，而是仅仅为了生存；随着供养越来越丰厚，对证悟境界不高的出家人来说，大量的物质供养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佛陀因事制戒，戒律逐步被佛陀亲制出来，以确保僧人由身的清净，达到内心的清净，最终得涅槃解脱之果。因早期僧团是托钵乞食的，只有结夏安居才居住在一起，群居时间少，戒条主要是针对个人修行而制订，随着僧团中定居在同一寺院的成员比例增加，僧人与僧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僧团的财物，管理和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团体生活戒条应运而生，寺院中管理机构及责任的分工也十分必要，为使僧团内部有效协调，相应的戒条亦出现。
当佛教传入中国后，有关集体修行的戒条逐步演变成丛林清规，佛陀住世时，一个僧伽蓝中人数并不很多，而在中国到百丈时期，禅宗寺院中可达上千人，所以制定集体清规是非常有必要的。佛陀的教法若想不随着时代政权的更变而兴亡，只能靠自给自足这一方针，故马祖道一禅师首创丛林，以安僧侣，百丈怀海禅师制订清规，率众修持，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由于这些，佛陀制定的集体修行戒条已不足适应中国特殊环境。最终，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百丈清规》应运而生。
菩萨戒、比丘戒和丛林清规是一体的，三者同等重要，缺一部可，我们应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二、中国丛林清规
僧团中常说的一句话是“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世人常讲：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见，规矩即是为世出世间一切行为乃至思想的准绳，也是为人处事，也是作一名清净佛子，成佛作祖的基准。唐代百丈禅师鉴于僧团的不断扩大，遂作《清规》以辅佐戒律，从而使僧团趋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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