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原始戒律與中國清規的聯系
果法
前言
法不孤起，賴人以弘，因緣具足，佛法興世。釋尊示現，八相成道，廣納僧俗，創建教團，宣揚聖教，悲憫濟世。自鹿野苑初建叁寶，僧衆日漸增多，遂建立僧團，最初十二年，僧衆清淨，佛陀僅爲無事僧說：善護于口言，自淨其意志，身莫作諸惡，此叁業道淨，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其後，僧徒廣增，惡行漸起，故釋尊設戒律以攝僧，因不同的因緣，製定種種的戒條，因犯隨製，時間既久，律儀亦多，由五戒十戒增加至二百五十戒。釋迦牟尼佛滅度後，由優波離尊者等結集成律藏，佛教傳入我國，始于東漢，迄今二千五百余年，中國之有戒律始于叁國，盛于唐代，並建立了南山律宗，南山一脈，盛行于世，元代時期，律宗逐漸衰落，明代中葉，弘律大德相繼而起，如蓮池大師，古馨律師等繼唐代道宣律祖後專弘戒律。見月祖師堪稱律門巨匠，主持寶華山，製定《傳戒正範》等至今佛門仍流通的諸多典籍。民國時期，律宗命懸一脈，幸而弘一大師等力挽狂瀾，續南山宗，扶起即將衰亡之戒律一門。弘一大師閉關期間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並將戒律的弘揚發展至極，可謂一代宗師，爲現代出家弟子指明了修學方向。
一、原始戒律
佛教叁無漏學，首爲戒學。戒律，梵語毗尼，屍羅，波羅提木叉。華譯，調伏，善治。中國的戒律始于曹魏時期，昙摩迦羅尊者創始受戒；律典中，中國專重《四分律》。唐終南山道宣律師，以大乘之教義，釋小乘之律典，乃成立此《四分》之南山律宗，此宗通大小二乘。
(一)《四分律》《梵網經》流傳
《梵網經》被稱爲諸佛大乘“光明金剛寶戒”。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要因持戒，佛性乃見。十方叁世一切諸佛，無不以此大乘寶戒爲本源。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始，便製此戒。故克證心地法門，直至成佛，皆以此戒爲最勝因緣，此戒是十方叁世諸佛之法，非佛自作。
小乘《四分律》中講“毗尼藏者，是佛法壽命。毗尼若住，則正法亦住”。毗尼藏，即戒律藏。戒律藏護持佛法，叁乘道果，相續不斷。蓋以戒律爲其根本。 “汝等比丘于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如貧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如我住世，無有異也”。釋迦佛入滅之際，阿難尊者也曾預言啓問：世尊滅後，佛弟子以何爲師
佛陀回答：以戒爲師。世尊涅槃後，由大迦葉發起五百大阿羅漢尊者，于七葉窟內結集律典，其中，律藏由優波離尊者誦出。佛法東漸，戒律亦因爾傳來，曹魏時期，昙摩迦羅尊者創造受戒；東晉以來， 《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只律》相繼譯出。漢地南傳律典，遂漸完備，以《四分律》最爲盛行。
唐代終南山道宣律祖判《四分律》通于大乘，故漢地出家衆亦極爲重視小乘戒法。
(二)戒律分類
1、 出家戒與在家戒
出家戒主要指出家五戒，沙彌十戒，比丘戒、出家菩薩戒。在家戒指在家居士受持的五戒，八關齋戒，在家菩薩戒。
此外，八關齋戒，菩薩戒屬于別解脫。
2、分科：止持、作持
戒法中分開、遮、持、犯，止持、作持、止犯、做犯。以此判定個人持戒是否清淨，是否有違犯律法之處。其意如下：
諸惡莫作是止持；衆善奉行爲作持；止持爲製止義，如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等消極的持戒，作持是指受戒、誦戒、竭磨、布薩、結夏、解夏、安居、自恣等積極的將戒法融于個人乃至僧團的日常生活、團體活動。
3、大乘戒與小乘戒關系
大小二乘戒條雖然有所不同，但是並不；中突，大乘戒以菩提心爲根本，小乘戒以不違戒律爲基。大乘仍應以小乘爲基石，對于根本戒，正應與菩提心並重，否則破第一攝律儀戒，但大乘以菩提心爲本，故比小乘戒更爲殊勝圓滿。小乘戒只求清淨自身，而大乘行人願度一切衆生，故行人應使小乘與大乘菩提心並重。
4、佛教的戒律精神
佛陀幹菩提樹下悟道以後，四處遊走，講說佛法，漸漸組成僧團。早期追隨佛陀學習的弟子多是善根純厚之人，所以其時並沒有戒律産生。佛陀只是勉勵僧衆“善護于口言，自淨其志意，身莫作諸惡”。但隨著佛教影響日遠，僧團裏人數增多，魚龍混雜，凡聖同居，其中有一心向道、求取解脫者，也有因貪圖供養而混迹僧團者。這樣，僧團成分日趨複雜，不如法的事件開始出現，爲護法安僧，避免世人之譏嫌，佛陀開始製定衆多戒條，以約束比丘衆的行爲，並采納外道的方法于每半月布薩忏悔誦戒，以維持僧團的清淨與團結。這就是佛製戒律之緣起，即“隨犯隨製”。每條戒律的産生都有它特定的因緣，所以說：毗尼是因緣所顯。佛涅槃後約百年內，佛教界曾有兩次”大結集”，其緣由皆因戒律問題，而戒律之爭也是因爲不同地區比丘對戒法的理解不同而致。在佛陀逝世後，僧團面臨著如何穩定局勢、不使僧衆星散的大問題。大弟子迦葉遂發起舉行王舍城大會，來結集經律遺教。結集大會在王舍城外的七葉窟召開，有500位大比丘參加。阿難誦出經藏，優波離誦出律藏。佛涅槃100年後，因爲戒律問題，佛教內部再次發生了嚴重的爭論，這次辯論大會，雖以乞錢爲起因，雙主爭辯的內容卻有十項，故稱爲“十事非法诤”。 東方比丘認爲不妨有其彈性。但耶舍一方，堅持這十項均爲”非法”，從此在佛教內部分爲東方系統的大衆部，與西方系統的上座部(耶舍一方)。在《五分律》中記載有關于隨時毗尼與隨方毗尼的遺訓。佛陀說：雖是我所製，余方不爲清淨者，不必行；雖非我所製，余方清淨者，則必行之。
5、戒律在中國的變種。
佛教初傳中土百余年間，雖有經典傳譯，卻獨缺律典。直至叁國時代的曹魏嘉平年間，戒律才傳人中國。僧團雖已建立傳戒製度，僧人也不再僅是“剃發”、 ”染衣”，但真正對佛教戒律有回應意識是道安法師時才開始的。僧團業已成立，而維持僧團的製度卻不完備，所以，戒規的建立是當時最爲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爲護持僧團之清淨，以規約來規範僧衆，道安遂製《僧尼軌範》，開啓了中國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別立僧製之先河，這爲日後禅林創立《清規》打下了伏筆。道安之後，隨著佛教在更大範圍內的傳播，佛教與中國社會諸系統的協調也在各個層面展開。爲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佛教內部又出現了許多依據律藏而製定的僧製軌範。佛教初傳中國，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責難在理論層面上便是倫理觀念，而具體呈現出的實踐層面便是可聞可見的戒律樣態，所以戒律的變革與異化已是曆史之必然。戒律在向中國滲透傳播的過程中，爲了適應中國的民生實際，也進行了盡可能的革新，製戒之精神最終以中國人自己製定的僧製來規約僧團，就會經常發生修持行爲與環境所在已形成尖銳矛盾。于是創意別立禅居，減少與義學、律學僧衆相聚一處所産生的矛盾；且提倡“農禅並重”，解決僧團生存問題。清規的確立，使中國僧團走向了製度化、規範化的僧伽生活。叢林清規的産生雖是依據當時僧團的實際理地而創製，但其本質依然是對印度戒律的繼承，在護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並無二致。清規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爲了規範僧倫，令正法久住而製定，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清規之製定同樣是使僧團和合，清淨無爭。
佛陀親製戒律具叁個組成部分：1、製戒精神，2、指導個人修行的戒條，3、調和團體生活。在漫長的佛教發展曆史長河中，律製的這個組成部分沿叁條平行線發展，其中，製戒精神演變爲大乘菩薩戒；指導個人修行的戒條演變成聲聞戒；調和團體生活的戒條(犍度)演變成叢林清規。叁者既有區別，又有內在的互動聯系，相互依賴，相輔相成。
在佛陀早期弘法生涯中(前二十年)，由于僧尼居無定處，過著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生活。生活較爲艱難，富貴子弟放棄財富和地位，出家修道，是值得贊歎的。正是由于這些真誠的弟子們精進修行，在精神境界上進步很快，內心戒行清淨，外表上威儀莊嚴，故感得信徒的供養，逐漸有人感覺出家生活舒適，故不少人加入僧團的目的，不再是爲了尋求去除煩惱，而是僅僅爲了生存；隨著供養越來越豐厚，對證悟境界不高的出家人來說，大量的物質供養是一種嚴峻的考驗。佛陀因事製戒，戒律逐步被佛陀親製出來，以確保僧人由身的清淨，達到內心的清淨，最終得涅槃解脫之果。因早期僧團是托缽乞食的，只有結夏安居才居住在一起，群居時間少，戒條主要是針對個人修行而製訂，隨著僧團中定居在同一寺院的成員比例增加，僧人與僧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複雜，僧團的財物，管理和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團體生活戒條應運而生，寺院中管理機構及責任的分工也十分必要，爲使僧團內部有效協調，相應的戒條亦出現。
當佛教傳入中國後，有關集體修行的戒條逐步演變成叢林清規，佛陀住世時，一個僧伽藍中人數並不很多，而在中國到百丈時期，禅宗寺院中可達上千人，所以製定集體清規是非常有必要的。佛陀的教法若想不隨著時代政權的更變而興亡，只能靠自給自足這一方針，故馬祖道一禅師首創叢林，以安僧侶，百丈懷海禅師製訂清規，率衆修持，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由于這些，佛陀製定的集體修行戒條已不足適應中國特殊環境。最終，一部適合中國國情的《百丈清規》應運而生。
菩薩戒、比丘戒和叢林清規是一體的，叁者同等重要，缺一部可，我們應把叁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二、中國叢林清規
僧團中常說的一句話是“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世人常講：無規矩不成方圓。可見，規矩即是爲世出世間一切行爲乃至思想的准繩，也是爲人處事，也是作一名清淨佛子，成佛作祖的基准。唐代百丈禅師鑒于僧團的不斷擴大，遂作《清規》以輔佐戒律，從而使僧團趨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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