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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規”是中國佛教中的特定稱呼，全稱“叢林清規”，定指一切寺院和僧衆遵循的規矩。 “叢林”原爲僧衆居住的地方，有了寺院後，便以後泛稱寺院。禅宗寺院的僧衆一般稱爲“清衆”，針對禅院清衆別定的規則稱之爲“清規”。戒律，泛指佛教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則和行爲規範。

　　(一)清規創始，源流及概況

　　中國寺院清規創始于東晉道安法師製定的《僧尼規範》，隨後有慧遠大師製定《法社節度》，道宣律師製訂《鳴鍾軌度》，至中唐時期百丈懷海大師立禅院之製，內容主要爲：尊“長老”爲化主，處之“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學衆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廣單通鋪)，挂搭道具；全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座。 “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理，多人營事，各司其職，或有違犯者，依輕重杖罰或燒衣缽，逐出偏門等。這些都是禅門僧製叢林清規之始，後世稱爲《百丈清規》。現代叢林對于一般行事，另訂有《共住規約》，如《金山江天禅寺規約》、 《高昱四寮規約》。中國之寺院僧伽藍中以叁綱(上座、寺主、維那)爲主要負責人領衆行持、統理大衆生活上一切事務；下設東、西兩序四班首八執事輔弼方丈；如：東序職事專掌全寺事務，監院、副院、副寺、典座、維那、悅衆等，以現代名詞來解釋這些“列職”的名字，即是“職務”負責寺院大小事務，代諸師之勞；西序如首座、書記、知客、知藏等，稱爲“序職”，即”職稱”爲修行之楷模，輔振宗風之上座長老，是清衆修行的榜樣。後，叢林內的主要組織有四，稱“四大堂口”，即禅堂、客堂、庫房、衣缽寮。其中禅堂爲叢林中心，客堂主內務及接待客人，庫房主總務，衣缽寮爲方丈和尚行事務之所。此外又有首座寮，侍者寮、雲水堂等。

　　(二)《百丈清規》內容特色

　　目的就是規定寺院中的組織管理、日常章則：在僧團的組織製度上，規定了職務、名銜、職責。寺中最高領導者爲方丈， “非崇其位，則法師不嚴，始奉其師爲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舍利弗，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充任此職的條件是“具道眼”、道德高。主要職責爲”教化主”，爲僧徒表率。每日“上堂升座”，管理寺院僧衆和爲僧衆開示講學說法，指導全寺僧衆的實踐修行，其下設有十務(十職)， “置十務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管寺院日常行政事務，主飯者自爲飯頭，主菜者自爲菜頭，他皆仿此。”在紀律監察方面。或彼有所犯，集衆公谇行責，即以拄杖杖之，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

　　在日常行事方面，有職務的與一般僧衆，無有高下，都居于僧堂， “所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以夏次安排。”並于僧堂中“設長連床，挂褡道具。”僧衆行住坐臥須“具四威儀”， “臥必斜枕床唇。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禅既久，唯息而已。”在修禅方面，規定以修行爲要： “合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者上堂升座，主事徒衆，雁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在獎懲方面， “凡有犯于此規者，悉由維那檢舉，集衆公議，令其自悔，乃至擯棄出院。”在寺院經濟製度方面，規定僧衆要飲食隨宜，務于節儉。全體僧人均須參加勞動，自力更生，行上下均力之“普請法”，正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寺院殿堂建製上，只建方丈、法堂僧堂、寮舍， “不立余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

　　我們不難發現懷海清規賦予僧團組織管理方面的特色，即：導之以德，齊之以規；分工明確，層級簡單，運作有效，地位與經濟的平等；民主自由。

　　(叁)思想和製度

　　叢林爲大衆普熏普修之所，由此中鍛造出法門龍象，僧中芬陀。故禅門臣匠來果禅師曾勸出家人發願一生依止叢林、愛叢林、護叢林。爲何

　　因叢林出家人多，可以通過僧團的力量完善個人修養。又，十方叢林各堂口職責分明，條例清晰，有本可依，有理可循。

　　清衆在寺院中免除俗務一心辦道，所以叢林是成就修行人的好地方。

　　(四)叢林特點

　　百丈製定清規的原則是”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于製範，務其宣也”、既不是完全脫離大小乘的傳統戒律，也不是完全照搬大小乘戒律，對于清規的內容，是本著務必宜于中土禅者開悟自性的增上權巧而設製立範，以期禅祖之道能燈燈相傳而薪火無盡。

　　然而，戒唯佛製，只有佛得圓滿智能，才能識因達果到毫厘不爽，才能依法爾如是不增不減的法界因果來製定戒法，其他人都是沒有這種能力製定戒法的。曆史上凡是涉及到對戒律的改動時，總是伴隨著僧團激烈的紛爭，所以，百丈懷海禅師的清規引起一定的意見，也是很正常的。

　　(五)《百丈清規》的曆史與現實意義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便開始了與中國固有思想與製度適應與融合而創新的傳統。東晉道安首創僧尼規範叁例，開在戒律之外別立禁約的先河，其後有支遁、慧遠，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于金陵，命法雲爲寺主，創立僧製，用爲後範。到了中唐，馬祖道一始創叢林，倡導一種農禅結合的習禅生活，其門徒散居南方偏僻山林，各自創建根據地，聚徒受禅，自給自足。而懷海師從馬祖六年，其門風宗意，多有承繼。懷海創製清規，正是對其師創建叢林的繼承與發展，故禅宗和研究僧史的有”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的好評。

　　就中國的僧團情形來看，即戒律與各種僧製同時應用。除佛製的戒律以外，曆代王朝政權針對佛教有著各種各樣的僧尼令或僧道格，曆代的佛教徒亦有各色的僧製、清規。其中，戒律是來自于大小乘佛教的佛製；僧道格即是政令，是國家政府部門對僧尼等製定的政策法令，可以說是曆代的宗教政策；而僧製和清規則是佛教傳布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是中國佛教曆代高僧大德們結合本土風俗、民情、文化等具體情形，爲匡正僧尼的行爲，于戒律之外，另製定其他若幹約束僧尼言行的僧團製度。如各地方《規約》、現行寺院管理製度，基本上，就是這四種戒律、僧道格、僧製、清規製約著中國的僧團。

　　(六)戒律與叢林之聯系

　　禅林中以法堂代替了佛殿，所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

　　在原始佛教僧團中，僧堂是指僧房與精舍。自唐、宋以後，子僧堂之中央安置聖僧像，衆僧圍之，周圍設置坐床，是禅林中僧衆日常起臥的堂舍，更是僧衆坐禅辦道之道場。

　　禅林之中依檢舉、擯棄之法以安清衆。對于出家衆來說，檢舉、擯棄之法，律已有之，這可說是沿用而已。在比丘的戒律中規定，如果彼此間出現了不如律法的行爲，比丘之間是要互相規勸的，由于展轉相教、展轉忏悔，這樣佛弟子衆才能得到佛法利益的增長，如果比丘知道其他比丘有犯粗罪的情形而爲主覆藏不檢舉，這是不如法的。維那要檢舉， “擯令出院”，這是爲了成就出家教團或于叢林修行之大衆。如果不是爲這一目的，假借比丘的名字、盜竊比丘的形象，蒙混過日子的人，不但自己在佛門之中造罪，還會影響出家清衆的修道事業，對于這種人，只好擯棄于山門之外了。

　　“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缽、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犯重焚衣缽，應當集衆人，山藤聊示恥，驅擯出偏門。”(《景德傳燈錄》卷六·禅門規式)

　　這一段是說明禅林中以杖打、燒道具、從偏門逐出犯規者以肅衆的方法，都是懲治僧衆之中的害群之馬，但處理的方法卻和傳統律法不一樣，很有一些中國化的味道，像依杖打而懲罰，這在律法之中是看不到的。

　　(七)百丈清規對印度戒律精神的繼承與變革。

　　無論是《百丈清規》也好，還是《高旻規約》也罷。這些都是由于古印度與中國的生活習俗，地域風土上的各種不同所製。但目的都是讓佛門弟子“身不放逸，心不越矩”。本來，原始佛教徒的修行方法是非禅即誦的，但佛法傳人中國，寺院中的僧人很多，祖師才編輯佛經中重要經咒成爲《朝暮課誦》，以便早晚二時合集全寺僧人共修。無論是佛陀製出的戒律還是祖師編輯的清規，我認爲，都是要洗除我們從無始以來的汙染，去除習氣煩惱，複本心源，回歸到清淨自性之中。

　　佛法肇啓于西天，法水變流于東土，已兩千五百多年，隨著國家和社會的變革，佛教也在改變，寺院也在發展。然而，佛陀親製的戒律實在應當維持下去，其中相關的一些作法，如羯磨法，安居法、布薩悔過法也應該予以重視，讓戒的思想與僧團羯磨的精神灌入到每位佛子的八識心田中，那樣則“毗尼久住，正法久住”了，同時也會讓更多的人感悟到和合僧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積極修持自身，弘揚正法。對于祖師所訂的祖規芳約，可以在掌握其內在精神核心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地區的條件加以變通，不可死執一法，應加以圓融善巧。

　　總結

　　本文介紹佛教戒律，與中國寺院行事製度，從中找出其內涵與關系，促進原始印度佛教戒律與中國現代寺院管理製度緊密結合，即佛教既不偏離正法的軌道，又能適應中國現代國情與人們的思想，從而讓更廣泛的大衆接受佛法，讓更廣泛的僧衆維護佛法。希望引起教內外善信更多的思考，讓佛教史在此翻開嶄新的一頁。

　　參考文獻：

　　[1]聖嚴法師《戒律學綱要》。

　　[2]百丈懷海禅師《百丈清規》。

　　[3]見月律師《傳戒正範》。

　　[4]《金山規約》。

　　[5]《百丈清規正義記》。

　　本欄稿件來源：寒山書院重元寺教務處

《論原始戒律與中國清規的聯系(果法)》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