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的法缘
作者：金梅
自入佛的那天起，弘一法师即立下“三不”的誓愿：一不当住持，二不为他人剃度，正式收纳佛门弟子，三不作依止师。当然也有特殊的例外。他出家初期，住在杭州虎跑寺的时候，发现一位因家境贫困、在寺中打杂的少年，人很忠厚老实，勤谨守职，对佛门又很虔诚。他便向住持多次商量恳求，希望将这个少年人收入佛门，他也愿意当他的师父。这是弘一法师在佛门正式接纳的两个弟子之一，即在杭州和温州随侍过他的宽愿法师。另一个是在温州庆福寺，与弘伞法师共同接纳的因弘白伞法师。除此之外，弘一法师在长达24年的僧腊岁月中，与其交接的众多佛门弟子，只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的称谓：一是，因为弘一法师在僧界的声望隆威，较比年轻一些的僧人(有的入佛的时间比弘一法师还要早些)，往往自称为他的弟子；二是，弘一法师在浙东、闽南和青岛等地，办过几次讲座，听过他讲课的人，按通常的习惯，也就自称为他的弟子。至于那些由弘一法师证授归依或证授五戒的信佛而不出家的居土们，按律仪说，在他面前，自然要执弟子礼了。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门弟子。而在这类僧人中，与弘一法师最为亲近、长期以师礼事之、并弘扬其遗泽者，当首推广洽法师。
广洽法师(1901～1995年)，俗姓黄，名润智，福建南安县田中乡(今罗东乡)人。法名照融，又名普润，广洽是他的法号。未满5岁时，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10岁时，又遭母丧，加之乡中瘟疫流行，亲属先后丧之殆尽，其孤苦伶仃，无衣无食之困境，可以想见。16岁时，广洽即有出尘离世之想，曾投奔乡里之大和堂(念佛堂)，日间帮忙放牛，夜间就读私塾，并开始茹素。次年起，在本乡一药铺学习研制中药3年。终因生活依然困苦，于1920年虚岁20时，离乡背井前往厦门，经人介绍，投奔闽南古刹南普陀寺，第二年在该寺落发为僧。1924年后，在会泉方丈座下担任知宾之职(主理库房，接持宾客，洽协法务、佛事等工作)。1928年，会泉法师退居后，由当时以“大闹金山”闻名的佛教界一代领袖太虚法师接任方丈，广洽被选为副寺(主管寺院财政)，任职达6年之久。抗战爆发后，广洽南移狮城，担任过龙山禅寺方丈、弥陀学校校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等职。以其功德之广大深远，被誉为南洋佛教的一颗巨星。
弘一与广洽结识，是在1928年广洽就任南普陀寺副寺之后不久。这年冬天，弘一由温州前往上海，与丰子恺、李圆净等就《护生画集》的编辑事宜，作最后之商榷。事情办完之后，他到旅馆中去看望老友尤惜阴居士(即后来的演本法师)。只见尤和另一位居士谢国梁(李叔同南洋公学同学、国学大师谢无量之弟)，正在打点行装，作远行的淮备。询问之下，得知他俩当晚即登轮远航，拟去泰国传道．弘一感到很新鲜，有意思，当即决定与他俩一起前去弘法教化。但在厦门转道期间，弘—应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居士挽留，自己又觉得厦门一地气候温和，山川灵秀，很适宜于静修，他便改变了原定计划，自己一人留了下来，挂单于南普陀寺。作为副寺的广洽法师，对初次见面的弘—法师照料备至，并时常向他请示法要，学习律义。从此，俩人结下了法侣之缘。这次弘一在南普陀寺住了3个多月，到1929年4月间，怕天气很快热起来，便取道福州返回永嘉。
1929年冬天，弘一第二次前往南闽，仍住在南普陀寺。经过这次交往，弘一与广洽的道谊，越发深厚起来。第二年(1930年)春天，弘—还是回了永嘉。对他的再次离去，在广洽的意念中，深有怅然若失之感。1930年秋间，广洽写信到温州，邀请弘一再赴南闽。弘一应邀准备南下，终因时局不宁而未果。此后近两年多时间，弘一以一肩梵典、三件衲衣，辗转栖迟于浙东各大丛林，没有机会再涉他山，重会广洽等闽南众多法侣道友。直到1932年旧历十一月间，他决心离开缘障时袭的浙东一地，三去厦门。并在南闽定居了下来。
弘一此次初到厦门的一段时间，先后驻锡于妙释寺和万寿岩。广洽法师和另一位弘一早已相识的青年僧人瑞今法师，时住太平岩。俩人经常一起往谒弘一，促膝谈心，探讨律学，彼此更觉相契无间，法缘殊胜。
癸酉年(1933年)正月初八(2月2日)，弘一在妙释寺念佛会期作著名的《改过实验谈》的演讲。演讲的头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少年之身，正跟随一位儒师在路上行走。走着走着，听见有人在身后歌唱《华严经》偈句，仔细辨认：是《贤首品》中的几偈。音节激越，撼动肺腑，令人不忍离去。二人返身走去，想看个究竟。走近一看，有10多个人正席地而坐，中间一人在操练丝弦，另一个长髯老人，即是歌唱偈句者。长髯老人面前摆着一张纸，上有大字一行，写的好像是《华严经》经名。弘一的梦中之身领悟到，老人是在以歌唱的形式宣讲佛法，便深深地敬仰起来。他想加入席地者中间，便问道；“还有空隙的地方容我等坐下吗
”其中一人说道：“两边都空着，你们坐下吧!”正当弘一的化身脱鞋入坐之际，梦便醒了。
梦醒后，弘一回忆刚才听到的《华严经·贤首品》偈句，好像是“发心行相五颂”，为了免得忘却，立即点灯书写下来。——
菩萨发意求菩提 非是无因无有缘
于佛法僧生净信 以是而生广大心
不欲五欲及王位 富饶自乐大名称
但为永灭众生苦 利益世间而发心
常欲利乐诸众生 庄严国土供养佛
受持正法修诸智 证菩提故而发心
深心信解常清净 恭敬尊重一切佛
于法及僧亦如是 至诚供养而发心
深信于佛及佛法 亦信弟子所行道
及信无上大菩提 菩萨以是初发心
第二天—早，弘一对同住的性常法师叙述了昨晚的梦境，并说：“得此梦境，乃是我居闽宏律的一个预兆呢!”5天后，又手书上述偈语并加跋语，详细记述了梦中经历的情景，以赠普润法师供养。“普润”者，广洽也，系弘一所赐之名，以为此二字，正与广洽含义相合。
梦中有兆，弘一便开始了讲解律学的准备。在写出《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讲义》之后，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2月15日)起，先后假妙释寺和万寿岩，举办名为“南山律苑”的讲座，讲解唐代道宣律师的律学名著“南山三大部”，(道宣律师晚年常住陕西终南山，故后人称其所创律学为“南山宗”，其所著《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随机羯磨疏》三书，则被称为“南山三大部”。)和宋代元照律师疏会道宣“三大部”的“灵芝三部记”。(元照律师晚年居杭州灵芝寺，故世称“灵芝尊者”；所著“三部记”为《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齐缘记》。)
“南山律苑”有广洽、瑞金等10余名学员，都是当时亲近弘一的青年法师。讲座在厦门、泉州两地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到1933年年底，因兵荒马乱，时局不宁而中止。弘一在浙东时，曾拟办“南山律学院”，以因缘未具，最后只留下了一块院牌，挂在宁波白衣寺孤儿院的大门外面。为弥补这一缺憾，弘一在金仙寺、伏龙寺也办过律学讲座，还是以障缘不了而了之。而此次所办“南山律苑”，虽然不到一年时间，却是弘一首次有计划开展的讲律活动。也是时间最长、课程较为完整的一次。他对这次讲课的效果，和学僧们“都能勇猛精进”，很是满意。
就在“南山律宛”学律期间，广洽法师为了表示对弘一的崇仰和感激，为其造像—帧，特请弘一在俗弟子丰子恺题诗，并印制后，分赠诸净友。丰诗曰：“广大智慧无量德，寄此一躯肉与血。安得千古不坏身，永住世间刹尘劫。”1933年3月间，弘一在写给芝峰法师的信中说，在“南山律苑”的学僧中，“有二三人誓愿甚坚固，或可发心专修也。”在这二三人中，广洽法师更是佼佼者。从弘一学律之后，广洽不仅在自身的修持中，始终“以戒为师”，严守着佛门的各种仪规，他并在长时间中，继承和推进着弘一的弘扬律学的事业。他像弘一一样，见事均自己动手，不愿他人服侍。直至95岁高龄，虽行动已很不便，仍坚持自己动手做日常生活事宜。也像弘一一样，自奉节俭，不蓄私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洋弘法活动中，向诸善友们反复宣讲着“行持戒律净化身”之必要，强调欲求“身心安乐”、“皆大吉祥”，唯有“依照信、解、行、证的程序”，“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见其1971年“卫塞节”在新加坡电台的广播词)。弘一在20世纪中国佛教界，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传人，而以其持律之一丝不苟和弘律之勤谨不懈，广洽在众多师友中，则被誉为南山中兴者弘一律师之“律学掌门人”。这是提前所说的后话。
“南山律苑”结束不久，1934年春天，弘一由晋江草庵移锡厦门。他是应南普陀寺方丈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法师之邀，前来讲学和整顿学风的。
从1925年起，南普陀寺即有闽南佛学院之设。几年中间，四方衲子负笈求学者，已有数百人。学风之盛，曾为全国佛学院之冠。当时海内外著名的法师，多半出自该院学僧。但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该院纪律松弛涣散，学风亦日形蜕化，由各种原因酿成的风潮不时发生。常惺法师将弘一请来，是想借重其威望与学识，以扭转佛学院不断滑坡的纪律与学风的。
但弘一来寺一看，察觉佛学院学僧不听约束已成风气，即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他准备做些打基础的工作，建议寺中另办一所初级僧伽学校，以提高学僧学佛的信念为宗旨，并为闽南佛学院提供生员，继续深造。《易经》上有“蒙以养正”的话，取其义，学校将定名为“佛教养正院”。弘一还建议，学校由广洽法师任督学(类似校长)，瑞今法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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