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主任。在取得常惺方丈同意之后，弘一即亲自草拟学校章程，书写院额，订定教科用书表。还多次指示具体操办院务的广洽、瑞今两位青年法师：佛学教育，一定要从院名所含宗旨做起，教导学僧“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四项德目。“养正院”开办以后，弘一担任的，主要也是训育方面的课程。如《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一讲的内容，即为以上所说的“四项德目”。在《关于写字的方法》一讲中，虽也讲了些如何写字的具体方法，但通篇贯穿的主题 是学佛与写字、做人与艺术的关系，强调出家人学习佛法高于学习写字，品德的培养先于技艺的掌握；学习写字，最终还是为了宣传佛法，净化自我和世人的品性。
在举办“佛教养正院”的4年中，广洽法师除了认真聆听弘一讲课，还时常听取他如何办学的种种设想，并努力贯彻到管理和教学的实践之中。“养正院”为闽南佛学院输送了不少有望造就的人材。后名震南洋的印顺、演培、竺摩等诸位高僧大德，都曾受业于这两所初高级佛学教育机构。而广洽法师来自弘一的教益，以及自身力行的经验，对他往后在新加坡成功地举办弥陀学校，其作用又可谓大矣。
广洽法师在南洋热心于教育工作，显然与弘一对他的感召有关。广洽在举办弥陀学校的过程中，既主张德、智、慧、群全面发展，又强调四育之中，以德育为首。认为佛教“正见及正念，系立身处世求学任事之根本；有纯正之动机、正确之目标及崇高之信仰，然后始能立定坚强之信念，从而产生强毅之力量，以达其效果与目的。”他始终贯彻的校训是“慈良清直”。这些，正是当年弘一办学精神的体现。正如丰子恺在为广洽编辑的《弘一大师纪念册》撰写的序言中所说：“弘一法师所首先介绍入中国之西洋文艺，发扬者甚众；而对弘一法师之教育精神，注意者甚少。广洽法师在海外纠集同仁，创办学校，热心青年教育，此为弘一法师之遗志，亦最隆重、最生动、最永远之纪念建设也。”
自弘一法师三下南闽，广洽时常关心着他的行止与生活。乙亥年(1935年)四月，在“佛教养正院”走入正规之后，弘一推备前往三面环海的僻静之地——惠安县净峰寺，以栖隐岩穴，专心编述南山律著。与其亲近的诸位法侣，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日趋衰弱，前往惠安的交通又十分不便(需坐小帆船渡海才能到达)，因此苦劝他取消此行计划。有人竟长跪不起，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弘一还是决心前往。为了弘一的安全，广洽法师亲自陪同前往。
到了净峰，弘一对广洽谈到自己的心愿时说：“昔日我灵峰老人(按：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智旭，号蕅益，晚年移居浙江孝丰灵峰寺，故世称“灵峰老人”)，三十三岁始入灵峰，即有偈云：“灵峰一片石，信可矢千秋”，又云：“聊当化城，毕兹余喘，自非乐土，终弗与易矣”。余今年五十有六，老病缠绵，衰颓日盛，久拟入山，谢绝人事，因缘不具，卒未如愿。今岁来净峰，见其峰峦苍古，颇适幽居，将终老于此矣。”但弘一在净峰，并没有真正的栖隐岩穴，谢绝人事，而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向了过化民间的活动上面。前后7个多月，他在惠安各地讲法17次，听众近千人；为40多人证授归依，30多人证授五戒。他是在将佛风法雨送向人间，意在化育众多的善男信女，净化他们的灵魂。为此，弘一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及至阳历年年底，他终因在乡下住宿黑暗潮湿的屋子，受潮气感染，患了风湿性溃疡，不得不移住晋江草庵。其病势之严重，几近丧失性命。广洽法师得悉后，特地由厦门前去探视。弘一却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念佛没念佛。……这是南山律师的警策，向后当拒绝一切，闭关编述南山律书，以至成功。”
广洽在草庵诵念《法华经》，并刺血写经，为弘一法师回向，乞愿他的病情好转。丁丑年(1937年)二月六日(3月18日)，时年五十有八的弘一，初次掉落牙齿一枚，10天后又掉落一枚。他把这两颗牙齿送给广洽以作纪念，并写了一纸说明文字相赠。还把自己随身佩带的一方石刻佛像送给了广洽。弘一说：“此石印为子恺居士十年前刻赠之珍品，请留为永久之纪念。”又写其咏菊五言绝句一首以明志，曰：“亭亭菊—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为了扩大广洽的社会阅历，弘一将自己认识的丰子恺、夏丏尊、马一浮、郭沫若等文艺、国学界著名人士介绍给他，嘱其与他们交往，向这些英才硕学吸收各种学问。他还把自己与外界来往的信件，一般交由广洽代转。以致在外界人士的心目中，广洽成了弘一对外联络的代理人。1936年底，时在厦门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也是由广洽陪同，才得以在鼓浪屿拜会了弘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南亚和中国，都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范围之内，炮火连天，交通受阻，广洽移居狮城后无法回国访旧。弘一虽曾两次打算前往南洋弘教，也终因时局不宁而未能如愿。这样，自广洽南行后，两法侣再也没有重新聚首了，但广洽之于弘一，始终情深拳拳，无时或忘。1939年，为了庆祝弘一六十寿辰，他与性常、性愿等法师集资再版了弘一手书《金刚经》，其后又出版了弘一的《九华垂迹图赞》。也是在这年，画家徐悲鸿赴星洲举办助赈画展，广洽请徐为弘一六十寿辰造像。徐欣然允诺，绘下油画一帧。并在数年之后，补写了题记。这是一篇极为珍贵的文献。其中，包含着现代中国画坛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敬仰之情。而这—文献之由来，是因了广洽请徐为弘一造像的缘故。
广洽之于弘一铭刻心扉的深情，不限于弘一住世之日，即在其圆寂之后，依然绵延不绝。1957年，离弘一生西十有五年，广洽深感有责任为星洲僧俗两界介绍他的事迹。他在是年出版的《弘一大师纪念册》中，表达了对纪念弘一的感想。他认为，作为一代高僧，弘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说：“鉴于星马一带，教界名宿及大师当时之及门弟子，不少为闽南之法系，以大师与闽南各地因缘若是之深切，何寂寂其无闻乎
况海外或有知李叔同先生其人而不知弘一大师其人者，引以为憾！衲忝列门下之末，岂敢诿辞其咎乎
故自知庸钝，而不敢不自策自励，以介绍大师生平之事略于南洋各界仁者读者之前也。”
由广洽担任总务筹款兴建，并首任校长的新加坡弥陀学校，不仅其“慈良清直”的校训与教育方针，启示于弘一，佛堂弥陀两旁的对联：“演说甚深清凉法，令生无量欢喜心”，也是弘一的墨迹。龙山寺历史悠久，为星洲名胜古刹。而追本溯源，其根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由广洽和照清两位法师主持，又进行了一次改建。翻修一新的龙山寺法堂，其楹柱所悬铜制长联：“能于众生施无畏，普使世间得大明”，亦为广洽所集之弘一遗墨。印度有一种花，名为“薝葡”，色黄，蕊小，芬芳馥郁。弘一雅号众多，其中就有“薝葡老人”之称，大概是欣赏薝葡花的色香吧。广洽在新加坡定居后，以天竺之花命名常住道场为“薝葡院”(院额出自弘一弟子丰子恺之手)，其深情厚意，即在对弘一之纪念。室内则藏有弘一所写之《金刚经》手迹，及“诸佛等慈父，人命如电光”等对联。龙山寺，弥陀学校，薝葡院等等，在这些自己日常行止出没之处，广洽都让它们留有弘一的遗迹。如此，他自己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好似往日那样，时常亲接着弘一的謦欬，以抒怀念之情；于诸缁素众学童，也是一种无时不在的提醒，使他们记起世上有过弘一大师其人其德。
广洽怀念弘一之情无尽。弘一圆寂之时，他未能回国悼念。1948年冬，他由海外重返厦门，恰与通信17载而未曾谋面的弘一弟子丰子恺相逢。他引导丰参谒了五老峰上弘一曾经闭关过的“净业阁”，向丰指示了弘—手植的杨柳。由此，引出了丰怀念恩师的两句名诗：“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引出了与诗情相配的画幅。
1965年，广洽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回国观光。从星洲带回了徐悲鸿所绘弘一大师油画像，赠送给了泉州弘一大师纪念馆。还专程到杭州参谒大师出家之虎跑寺，瞻仰了大师的灵塔。后因“文革”动乱，广洽在间隔了12年之后，才于1978年得机再次返国观光。此时，丰子恺先生已去世3年。广洽为失去知音而悲痛万分，泪水难禁。当他得知丰生前已提前画成纪念大师百岁诞辰的《护生画集》第六册，却又一时难于出版。他便将该册原稿携至星洲，与前五册一同整套出版，终于完成了丰子恺、李圆净等敬仰大师的遗愿。在以后几次回国观光过程中，广洽遍访了叶圣陶、钱君匋等大师生前好友和再传弟子，看望了夏丏尊、丰子恺的哲嗣。还拜访了大师的后人李端先生，将其父在浙一师任教时所用的一只金表，还赠给了李端。而广洽收纳大师之孙女李莉娟为归依弟子，则被佛教界传为一大佳话。
广洽对弘一大师之深情还有余绪。在修建泉州弘一大师纪念馆、杭州弘一大师灵塔、天津大悲院弘一大师纪念堂等，这些纪念弘一大师的设施中，他都尽力给予了支持。
《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的法缘(金梅)》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