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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与近代澳门佛教(何建明)

  弘一法师与近代澳门佛教

  内容提要:弘一法师是近代著名高僧,不仅在内地影响卓著,还对海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的关系历来为学者们所忽视。本文即着眼于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的交往及其对澳门佛教文化的独特贡献,展示一代高僧高尚的爱国爱教情操和人格风范。

  关键词:弘一法师 澳门佛教 竺摩法师 佛教女性

  作者简介:何建明,男,1965年生,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弘一法师以其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和高僧风范,一直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史一个常新话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僧俗学人。但是,在过去对弘一法师的研究中,出版和发表的成果虽然很多,真正具有新意的却很少见。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缺乏深入发掘有关弘一法师的生平与思想资料,并探讨这些资料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及其所蕴含的宗教和文化意义。笔者才疏学浅,虽然仰慕和关注弘一法师已经多年,而实际对弘一法师所知甚少。一个偶然的机会研究澳门的佛教文化,从中发现一些与弘一法师有关的史料,便不揣浅陋地探讨一下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的关系,从这个人们所忽视的侧面来展示弘一法师在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

  一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著名高僧,在海内外文化界和佛教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于特殊因缘,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之间发生了一段颇为引人注目的交往,以致于后来的一些论著认为他可能到过澳门弘法和宣传抗战救国思想。[1]

  其实,弘一法师并没有到过澳门,只是由于在澳门出版的《觉音》月刊上经常报导弘一法师的最新消息,编辑出版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大寿的《觉音》月刊专号,颇为海内外关心弘一法师命运的人们所瞩目,以致于误以为他到过澳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重要的因缘,才使得在当时并不显眼的澳门佛教文化界受到海内外许多爱国爱教的佛教徒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

  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所发生的这一段重要因缘,起因于竺摩法师。据陈慧剑所撰《当代佛门人物》一书中《竺摩上人南天记》所述,竺摩法师俗姓陈,名德安,十二岁时弃俗披缁,得法名默诚。十三岁那年(1925年),到温州普觉寺为师叔芝峰法师护关。当时,弘一法师正住锡城下寮──福庆寺闭关,竺摩遂由师祖万定和尚携同拜见弘一法师,伏地不起。这是竺摩法师第一次拜见弘一法师,深得弘一法师怜爱,并承弘一法师书赠墨宝“息恶行慈”一幅。从此,竺摩法师亦以弘一法师为师,时相请教,关糸融洽。竺摩法师来到澳门后,对弘一法师仍非常关心,利用其所主编的澳门《觉音》月刊,时常报导弘一法师的消息,使港澳和海内外仰慕和关心弘一法师的教内外人士能够及时地了解弘一法师的动向。

  1939年9月20日,弘一法师六十初度,正值中国抗日战争中期,弘一法师接受了弟子丰子恺、广洽和郁智朗等人的恭贺后,“拟自是日始,掩关习静,谢绝通信”。[2]他在给郁智朗居士的信中说:

  本月二十日为朽人六旬初度,即仁者前施之八金,在寺供养缁素诸众,广结善

  缘。并拟自是日始,掩关习静,暂未能通信,他处寄来之信亦付邮寄还,俟将来他

  往时再以奉闻。[3]

  次年春,弘一法师仍在永春蓬壶普济寺闭关。据侍奉弘一法师静修的林奉若居士于1940年2月25日给郁智朗居士的信中讲:

  弘公道体近来胜常,可舒锦念。惟因闭关,专事辑律,谢绝一切往来,特嘱蓬壶

  邮局,凡各方来信,概行退回。故凡直接写弘公名,皆不得达。即间按寄交普济常

  住,亦未敢转呈。致各方请安、请书、请教者,皆失所望,且或误会而起疑点。[4]

  正是由于弘一法师断绝与外界的一切通信联络,港澳和海外的许多关心弘一法师近况的教内外人士,都迫切希望了解弘一法师的真实情况。竺摩法师在澳门接手主编《觉音》月刊后,利用该刊特别登载弘一法师闭关静修等消息。有一则消息称,弘一法师自从去年夏天到泉州蓬壶山隐居后,谢绝一切往来,专事编辑律典,除杭州一师时的老同事夏丐尊先生的来信稍一翻阅外,其他至亲高足如丰子恺先生等人的信件,也都不予以接受,更不用说回信答复了。这则消息还就澳门佛教界,特别是澳门无量寿功德林和《觉音》杂志社正在积极筹备的弘一法师六十华诞纪念活动的有关情况,向各界读者发布征集书画作品的通知。该消息说:

  近以律师六十高寿,当地缁素人士,特发起筹印佛像画集,重行影印律师手书

  之金刚经等为师祝福。并以弘师在泉十载,应各方请求,手书大小楷篆盈联屏幅匾

  额,为数不下数千,特发起征集,假承天寺开弘一法师书翰展览会,将收入一半捐

  充前方将士慰劳金,一半捐助印经费云。[5]

  弘一法师虽然在泉州普济寺闭关静修断然拒绝与外界僧俗的往来和通信,但是对于身处澳门的竺摩法师却是个例外。1939年冬,竺摩法师在澳门功德林讲《维摩诘经》圆满,准备将此讲稿编排付梓,特去信请弘一法师题写书名。弘一法师居然“破例题经签”。[6]由此可见弘一法师对侨居澳门的竺摩法师及其所代表的澳门和海外佛教文化界的特别关心与爱护。

  但是,就在《觉音》第13期出版后不久,一位香港的佛门中人来澳小住,看到弘一法师为竺摩法师的《维摩经讲话》一书的题签后,颇为感叹,以为“此字可贵,盖此公已不食人间烟火矣!”竺摩法师听后非常震惊,因为他与弘一法师及其随侍弟子和友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糸,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弘一法师去世的消息。非常关心弘一法师命运的竺摩法师,便向这位香港友人打听是如何得到了这一消息的。这位香港友人告知得悉于叶恭绰大居士。竺摩法师“震惊莫名”,因为叶恭卓居士非等闲之辈,与海内外许多高僧大德都有密切的交往,出于他之口的消息,难免让人信以为真。竺摩法师考虑到当时兵荒马乱,因而将信将疑,终莫由决。他总觉得有个确切的消息为宜,也好向关心弘一法师命运的《觉音》杂志的读者有个交待。于是,他紧急写信去泉州,询问曾经亲侍弘一法师之侧的昙昕法师。昙昕法师很快就先后寄来两封回信,第一封来信说:

  弘公掩方便关于普济山中,谢绝见客,以及通讯,专心编篡律典,精神甚佳

  ,颇有山居终老之意。且现正为丰子恺居士题《护生画集》,不日寄沪付梓。前江苏

  沦陷区某日报误刊新闻,谎谬无稽,切不可信,祈法师即为辟谣更正……[7]

  另一封来信则告知竺摩法师:“弘公前曾为师破例题经签,亦可以信矣!”[9]不仅如此,昙昕法师在给竺摩法师寄来回信的同时,也附寄了一首弘一法师最近专为明末著名思想家李卓吾(贽)先生所题写的“像赞”。这首“像赞”云:

  由儒入佛,悟彻禅机,清源毓秀,千古崔巍。[10]

  昙昕法师之所以附寄此一“像赞”,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急为披露以告由景仰爱慕而关怀弘公之起居无恙者”。[11]

  为了表示对弘一法师的关怀和爱护,竺摩法师特遵照昙昕法师的嘱托,在《觉音》杂志上专门登载弘一法师的最近消息,以“弘一律师无恙!”为醒目的标题,详细介绍了某些报刊对于弘一法师近况误传之经过,并直接引用昙昕法师来函中的话,以昙昕的名义加以发表。同时还专门刊登了弘一法师最近写作的《李卓吾先生像赞》,从而更正海内外对弘一法师在泉州普济寺掩方便关的误解。

  此后,竺摩法师又多次在《觉音》月刊上载文介绍弘一律师的近踪,利用《觉音》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告知世人弘一法师的最新消息,纠正人们以讹传讹,“以息群疑”。出于对弘一法师的关心和爱护,竺摩法师还在《觉音》杂志上为他人登载诸如福建漳州刘绵松居士寄来的《征求弘一法师传记材料启事》等消息。[12]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在澳门的竺摩法师十分关心远在内地的著名高僧弘一法师。竺摩法师通过在澳门编辑和出版的《觉音》杂志,向海内外关心弘一法师命运的佛教善信、寺院僧众和社会有识之士,及时报道有关弘一法师的最新消息,这对于沟通内地与海外,特别是澳门地区的佛教界和文化界之间的友好联糸,增进内地与澳门等海外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在抗战时期是其他媒体或文化传播途径所不可替代的。

  二

  身在澳门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对弘一法师的关心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积极庆贺弘一法师的六十大寿,并通过这一庆贺活动,大力弘扬弘一法师的高僧大德风范,推动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在弘一法师六十大寿之时,不少海内外的佛门内外仰慕弘一法师的人士,以各种方式向弘一法师表示祝福。上海的《佛学半月刊》杂志特别编辑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寿诞专号以示庆贺,在澳门的竺摩法师也利用在海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觉音》杂志,积极筹备弘一法师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以表达海外佛门弟子和广大善信及社会有识之士对弘一法师的深切关爱与良好祝愿。

  1940年9月25日,《觉音》月刊第17期出版。竺摩法师在该期《觉音》上特别刊登了由他亲手拟定的《〈弘一法师六秩纪念特辑〉征稿启事》。该《启事》说:

  弘一老人,寿登花甲,在俗为艺术名家,在僧为律宗柱石,硕学懿行,足资矜

  式,高轨幽致,尤堪惕励!本刊拟于二十期出纪念特辑,藉伸倾葵之情。内外缁素高

  人,远近名流学者,如蒙惠赐诗文,发扬潜德,广利群品,不胜馨香祷祝候之至![13]

  到了《觉音》第18期于同年11月出版时,继续登载“《弘一法师六秩特刊》征稿启”,并就所征纪念诗文的范围作了一个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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