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经忏观的当代价值
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 李尚全
作为真实佛法的经忏佛事，在民国以来，受到教界和学术界的猛烈抨击，似乎是经忏佛事害了整个汉传佛教。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历史地看问题，就清朝顺治皇帝废除度牒制度，到戊戌变法运动，确实如此。但历史往前推，问题就不这么简单，经忏佛事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解决了儒家孝道观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难题，这就是慎终追远的祭祀祖先问题。“五四”运动以来，儒家的孝道观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文革”期间又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所以佛教的经忏佛事也受到了牵连，时至今日，佛教徒谈“经忏色变”，寺院做经忏佛事的合法性，受到了现代佛学院出身的出家人的普遍质疑。面对这种汉传佛教信仰现状，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弘一大师的经忏观，在当代经济社会重建汉传佛教信仰的价值所在。
一、经忏佛事的历史源流
1、《佛说盂兰盆经》：汉传佛教经忏的渊薮
西晋时期伟大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翻译的《盂兰盆经》，是一部大乘佛教经典，内容主要记述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即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用天眼通看见自己的母亲堕在饿鬼道，骨瘦如柴，日夜受饥饿煎熬。目犍连看到母亲遭受如此痛苦，赶紧以钵盛饭，供养母亲，但他的母亲吃饭时，饭却化为炭火。于是，目犍连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求解救之法。释迦牟尼佛指示目犍连在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印度雨季期间，僧众结夏安居三个月结束之日)，以百味饮食供养三宝，蒙圣僧的无量功德，就能解救七世父母出三恶道。目犍连依教奉行，于当日设斋供僧，果然他的母亲脱离饿鬼道，上生天界。后来，这部经典成为汉传佛教为逝世的父母及其亲人做经忏佛事，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理论源头。
2、《慈悲道忏法》：汉传佛教经忏的合法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慈悲道忏法》，又名《六道慈忏》，简称《梁皇忏》，有经忏之王之称，是宝志禅师根据梁武帝的御旨制定的，并在天监四年(505)农历二月十五日在镇江金山寺举办“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简称“水陆法会”)，由历史上著名的僧祐律师宣读仪文，[①]标志着汉传佛教经忏的合法化、规范化、制度化。
3、《水陆仪》：汉传佛教经忏的常态化
在南朝，以梁皇忏为代表的经忏佛事，经过周、隋之际的动乱而逐渐消沉。但在唐宋以来，日趋常态化。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3)，长安法海寺的英禅法师，在山北寺重建梁皇水陆法会。宋熙宁中(1068－1077)，东川杨锷祖述梁武旧仪，撰成《水陆仪》，盛行于四川。元丰七年(1096)，镇江金山寺佛印禅师，大张旗鼓地做经忏佛事，闻名遐迩。元佑八年(1173)，苏轼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撰水陆法赞16篇，称之为“眉山水陆”。 绍圣三年(1096)，宗赜法师删补详定诸家所集梁皇忏文，完成《水陆仪文》4卷，普劝四众，依法崇修。南宋乾道九年(1173)，四明人史浩巡礼镇江金山寺后，羡慕金山寺水陆斋法，回到宁波以后，施田百亩，在四明东湖月波山上建春夏秋冬四时水陆道场，并亲自撰集疏辞仪文。孝宗皇帝听说后，特地敕书“水陆无碍道场”的寺额。月波山附近有尊教寺，师徒道俗3000人，施财置田，遵循月波山四时普度之法，同时礼请志磐续成《水陆新仪》4卷。元代延祐三年(1316)，朝廷设水陆大会于镇江金山寺，四
川华严学者痴庵祖觉住眉州中岩寺，尝修《水陆斋仪》行世。明洪武元年至五年(1368—1372 )，
相继于南京蒋山设水陆法会，使汉传佛教经忏佛事常态化[②]
4、《水陆仪轨会本》：晚清民国以来的通用版本
晚清民国以来，汉传佛教通用的经忏佛事仪轨，是在明末高僧祩宏法师依照志盘法师的“新仪”(南水陆)，稍微修改之后的《水陆修斋仪轨》6卷的基础上，由清朝道光时期的高僧仪润法师详述成《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6卷，成为流传至今的通用版本，称为《水陆仪轨会本》，共4册，成为晚清民国以来的通用版本。其后咫观法师又对祩宏水陆仪轨详细增补论述，集成《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9卷，略称《鸡园水陆通论》，此外又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轮宝忏》10卷，都是目前水陆经忏所采用的重要参考版本。
二、经忏佛事的历史价值
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经忏佛事在汉传佛教的传播史上，具有以下两种历史价值：
1、经忏佛事是修正佛法的无价之宝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根本教义。经忏佛事是这种根本教义的生活化，是对过去所造罪业的淡化，是对现在行为的及时反省，是对将来归宿感的责任，是发愿修行的具体表现，是修习止观的重要法门，是成佛的必由之路。
历代高僧，都重视经忏修法，把忏悔罪过作为修正佛法的基石，如果基石不牢固，只是埋头钻研教理，就会堕落到迷教的泥潭不能自拔，成为空头理论家。为了摆脱纯理论式的学术佛教，据《唐高僧传·兴福篇》的记载，早在刘宋时代，就有“药师行事”的经忏佛事流行，萧齐竟陵王萧子良撰《净住子净行法门》，梁代有《大通方广忏》、《六根大忏》、《六道慈忏》(即《梁皇忏》)。又据《广弘明集》记载，在梁陈之际，经忏佛事勃兴，流行的忏法有《涅槃忏》、《六根忏》、《般
若忏》、《金刚忏》、《法华忏》、《金光明忏》，等等。尤其是陈隋之际的的天台宗智者大师，把经
忏佛事作为修习止观的重要方法，使从印度、中亚传播来的相似佛法，[③] 变成了活生生的真实佛
法，诸如《请观音忏法》、《金光明忏法》、《方等三昧行法》、《法华三昧忏仪》、《金光明三昧行法》等修止观方法，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唐朝的荆溪湛然法师，把智者大师通过做经忏佛事而修止观的方法，在《补助仪》里进一步程序化、系统化，既是：①严净道场；②净身；③)三业(身、口、意)供养；④奉请三宝；⑤赞叹三宝；⑥礼拜；⑦忏海；⑧行道旋绕；⑨诵经；⑩坐禅正观实相。
宋朝以来的天台宗宗师，更加注重通过做经忏佛事来修止观的方法。在湛然法师制定的做经忏佛事的程序上，又衍生出了多种经忏法门，如宋朝遵式撰写的《往生净土忏愿仪》、《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宋朝知礼撰写的《大悲忏法》；明朝智旭撰写的《地藏忏》等；清朝所撰写的各种忏法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天台宗制定忏仪的主要目的，是藉礼敬、赞叹、忏悔以安定
心思，然后从诵经、坐禅两方面正观实相，如是周而复始的修行，以达到证悟。但是后世只注重
礼拜、忏悔，而废止了诵经与坐禅，是舍本而逐未，完全丧失了天台宗止观的要旨”[④]。
2、经忏佛事是佛教中国化的金子桥梁
钱穆和梁漱溟都坚持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孝的文化”[⑤]。孝的观念，彭林认为，
发轫于虞、夏、殷商时期，到了西周时期，“孝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行为，而是人人必须具备
的美德”[⑥]。孔子在春秋时期，把孝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作《孝经》。汉代的太学，把《孝
经》和《论语》作为公共课的教科书，提倡以孝治国，以后的历朝历代皇帝，都大力提倡孝道，使孝道成为中国人做人的根本，是全社会最为高尚的美德。
佛教在汉魏西晋崇尚孝道的社会背景下传入中国，必然要和儒家的孝道结为联盟，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安世高在后汉翻译出了《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竺法护在西晋翻译出了《佛说盂兰盆经》，促使佛教孝道观在汉晋社会发轫。据赵军华的研究，儒家孝道观是一种亲情回报的理论，其基本内涵是子女对父母的①孝养、孝敬；②孝顺、孝谏；③孝思、孝继；④孝丧、孝祭。[⑦]其中的④与佛教孝道观最为密切，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根据，笔者称之为“黄金桥梁”。换句话说，竺法护翻译的《佛说盂兰盆经》，是沟通中亚大乘佛教和中国儒家的“黄金桥梁”。
在《论语》里，记载了孔子和学生樊迟的一段思想交流，如下：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生，事之以礼”，孔子有详尽的论述，是其仁学的主轴。但孔子是一位人本主义学者，对“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论述，就相对薄弱一些，再加上春秋以来，战乱不断，礼坏乐崩，儒家对父母死后，如何“慎终追远”的问题，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但随着佛教的传入，尤其是竺法护把《盂兰盆经》的译出，对父母乃至亲人的丧祭之礼，诸如“梁皇忏法会”、“三时系念法事”、“放焰口”、“放蒙山”等佛教丧葬之礼，就越来越完备，越来越发达，满足了汉传佛教信徒的孝心理需求，把儒家孝道与佛教经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年(2010)8月24日，是农历七月十五，是佛教结束结夏安居的“佛欢喜日”，也是目犍连通过经忏佛事法会救母的日子；这一天，笔者正在兰州度暑假，晚上8点多种到街上散步，只见马路两边，到处是祭祀祖先的烧纸钱火堆、火灰，这虽然完全偏离了佛教“盂兰盆法会”仪轨，也没有佛教信仰味道，纯粹是民间祭祀祖先活动，称之为“鬼日”，但其来源是竺法护在西晋译出的《盂兰盆经》，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佛教信仰的草根化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说明佛教的经忏佛事法会，并没有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人们生活的世俗化而过时，恰恰相反，人们对“慎终追远”的祭祀祖先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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