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数百万言著作中仅有两处出现之“悲欣交集”及其产生心境之相关文字全都列述进来；此外，弘一法师于1922年(壬戌，时年43岁)将藕益智旭《灵峰宗论》中的警训精华辑录为《寒笳集(蒲益大师警训略录)》，亦将含有该语词的《庚寅自恣二偈》作为《寒笳集》的跋语收录。可见这一语词及藕益智旭思想、行为、事迹和其所体味的宗教情境对弘一法师影响之深刻。而且，这种影响白弘一法师1918年(戊午)出家起，就开始产生。
弘一法师在1924年(甲子，时年45岁)所撰写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叙》中云：“余于戊午(1918)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仪(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阅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是冬获观《毗尼珍敬录》及《毗尼关要》，虽复悉心研味，而忘前失后，未能贯通。庚申(1920)之夏，居新城贝山，假得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南山《戒疏》、《羯磨疏》、《行事钞》及灵芝三《记》，将掩关山中，穷研律学。乃以障缘，未遂其愿。明年正月，归卧钱塘，披寻《四分律》，併览此土诸师之作。以戒相繁杂，记诵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辄以私意，编录数章。颇喜其明晰，便于初学。三月来永宁(温州永嘉)，居城下寮，读律之暇，时缀毫露。逮至六月，草本始迄，题日《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数年以来，困学忧悴，因是遂获一隙之明，窃自幸矣。尔后时复检校，小有改定。惟条理错杂，如治棼绪。舛驳之失，所未能免。幸冀后贤，亮其不逮，刊之从正焉!”
灵峰即藕益智旭法师，其所撰《毗尼事仪(义)集要》见上文。宝华山见月读体律师(1601－1679)与藕益智旭为同时代人，为明末清初著名律学大师，律宗千华派第二祖。所撰《传戒正范》四卷，全称《三坛传戒正范》，系清代以来三坛传戒的范本。
据该叙语可知，弘一法师于1918年7月出家，9月受戒，挚友马一浮居士赠送以藕益智旭的《毗尼事仪(义)集要》和见月读体律师的《传戒正范》二书，他“披阅周环，悲欣交集”，因而发愿走上学戒弘律之路，并持之终其一生，可见此二人及其著作对其影响之深。
多年以后，弘一法师接触到见月读体律师的另外一本著作，披读之余，再次产生了“悲欣交集，涕泪不已”的感受。这就是弘一法师在1934年(甲戌，时年55岁)为《一梦漫言》所作跋语中云：“昔见经目，见《一梦漫言》，意谓今人所撰导俗书也。因求得一册，披卷寻诵，乃知为明宝华山见月律师自述行脚事也。欢喜踊跃，叹为希有。反复环读，殆忘饮食。悲欣交集，涕泪不已。因略科简，附以眉注，并考舆图，别录行脚图表一纸。冀后之学者，披文析义，无有壅滞耳。”
弘一法师只为四位古代僧人撰写过年谱，即唐代《南山道宣律祖年谱》、宋代《灵芝(元照)律师年谱》和明代《藕益大师年谱》、《见月律师年谱》。这四位僧人，全都是中国律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后三位还是净土宗的高僧。如灵芝元照律师(1048－1116)为宋代高僧，出家后数十年间，奉持戒律，专修净土，聚徒讲学，弘法著书，祥究律宗传承，楷定南山九祖，后世称其为律宗中兴的大师。道宣、藕益智旭和见月读体前文已经介绍。为前人撰写年谱，必然对谱主有着深厚的感情，熟悉其生平，熟读其著作；反过来，又必然受到谱主思想行为的影响。弘一法师的学律弘律之路，便是追崇以这四位律(法)师的思想著作为主线而形成自己体系的。因而，时值戒律湮废、戒坛混滥、僧团秩序混乱、寺院弊病丛生之际，有着情悲末法、振兴律学宏愿的弘一法师，每当接触和寻觅到几乎已成绝学之这些律学高僧的著作，当然会“反复环读，殆忘饮食，悲欣交集，涕泪不已”了。
佛陀遗训后世修学“当以戒为师”，这是规范僧人现世宗教行为的不二法门；因缘果报和往生净土则是将信众导向终极永恒。在戒律与净土兼守修持的僧人看来，二者不可缺一。没有现世纯净的持戒清修，便不可能有往生净土的终极永恒。对此，弘一法师当然十分清楚。因此，自身以及能够促使诱导他人一道一心念佛、皈依净土，也往往使他“悲欣交集”。
弘一法师在1932年(时年53岁)所撰之《人生之最后弁言》中云：“岁次壬申十二月，厦门妙释寺念佛会请余讲演，录写此稿。于时了识律师卧病不起，日夜愁苦。见此讲稿，悲欣交集，遂放下身心，屏弃医药，努力念佛，并扶病起，礼大悲忏，吭声唱诵，长跽经时，勇猛精进，超胜常人。见者闻者，靡不为之惊喜赞叹，谓感动之力有如是剧且大耶。余因念此稿虽仅数纸，而皆撮录古今嘉言及自所经验，乐简略者或有所取。乃为治定，付刊流布焉。”在弘一法师所撰《了识律师传》中，也谈到了了识律师其人，以及他在病中因读到《人生之最后》一文讲稿而获得感悟之事，称其“因兴朝露溘至之感，乃屏医药，专诵佛名。翌年癸酉，余讲律于妙释、万寿、开元诸刹，师力疾往听，并别习根本说一切有部诸律。自是严持戒检，逾午不食，日诵义净三藏所传食罢发愿文、《华严》十回向 品、自誓受菩萨戒发愿文等，以为恒课，精进刻励，无有懈倦。六月疾剧，……八月就医禾屿，遂迁逝焉。春秋二十有七。”在《人生之最后》第二章“病重时”中，弘一法师说：“当病重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能如是者，如寿已尽，决定往生。如寿未尽，虽求往生而病反能速愈，因心至专诚，故能灭除宿世恶业也。傥不如是放下一切专意念佛者，如寿已尽，决定不能往生，因自己专求病愈不求往生，无由往生故。如寿未尽，因其一心希望病愈，妄生忧怖，不惟不能速愈，反更增加病苦耳。病未重时，亦可服药，但仍须精进念佛，勿作服药愈病之想。病既重时，可以不服药也。余昔卧病石室，有劝延医服药者，说偈谢云：“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求，是谓痴狂。一句弥陀，阿伽陀药，舍此不服，是谓大错。”因平日既信净土法门，谆谆为人讲说。今自患病，何反舍此而求医药，可不谓为痴狂大错耶!”了识律师患的是肺病(肺结核
)，自知不愈，故顺从《人生之最后》所言“乃屏医药，专诵佛名”。这种做法是否妥当
涉及到宗教信仰与情感，毋庸置评，但弘一法师自身、包括他临终时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只是，在《了识律师传》中只谈到这位僧人“因兴朝露溘至之感”，而在《人生之最后弁言》中则称其“见此讲稿，悲欣交集”，因此，与其说“悲欣交集”是了识律师的心境感悟，还不如说是弘一法师用自己的语言和心境情感代为表达了了识律师的心境感悟。因为，如同上述藕益智旭在同一年中将两件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情用同一语词来表达自己的心境感悟一样，“悲欣交集”正是弘一法师在1932年时充蕴于心并最能表达其当时心境的语词。
在撰写《人生之最后弁言》的同一个月，他再次使用了这个语词。在《地藏菩萨圣德大观序》文中，弘一法师云：“后(引者按：“后”指民国建元后)二十一年岁次壬申(1932)九月，余居峙山。上海李圆净居士来书，谓将助编九华山志，属为供其资料。自惟剃染已来，至心归依地藏菩萨十又五载，受恩最厚。久欲辑录教迹流传于世，赞扬圣德而报深恩。今其时矣。后二月，云游南闽，住万寿岩，乃从事辑录，都为一卷，题曰《地藏菩萨圣德大观》。……(壬)申十二月二十六日，辑写既竟，悲欣交集。敬挈摭蕅益大师续持回向偈中四偈，而为发愿回向：“我誓以身心，奉上地藏主。随于刹尘劫，永处众苦中。”“普代众生苦，令得先成佛。劫石或可移，此愿终不改。”“我所修福业，忏悔发宏愿。种种胜善根，体性同法界。”“——皆回向，普施诸含识。悉愿证真常，同归寂光土。””
藕益智旭这四首偈语，见诸其所撰写之《楞严坛起咒及回向二偈(辛未)》的“续持回向偈”中，撰写时间恰恰是他第一次产生“悲欣交集”之感并撰写《毗尼事义集要(原)序》的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楞严坛”是佛教水陆法会外坛佛事之一，供奉释迦牟尼佛，由法师6人(或8人)奉诵《楞严经》24部。《楞严经》则是说明“根尘同源，缚脱无二”之理，并解说成佛时定境及菩萨修行阶次的佛教经典。如前所述，记载阿难及诸大众在“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罗如宝丝网”的氛围中“身心了然，得大开示”，从而“心迹圆明，悲欣交集”，获得开悟的，正是这部早期适译过来的佛教重要经典。藕益智旭的《楞严坛起咒及回向二偈》共有二十余首，弘一法师所引述的是“续持回向偈”中的最后四首。这四首回向偈正是弘一法师出家的思想悲愿和行为写照。
出家之前之弘一法师与藕益智旭的经历稍有不同，出家之后他们对佛学的涉猎范围亦有广博与专精的差异，但两人的思想行为却惊人地一致。如他们均体察到宗门之流弊，痛心正法衰替，戒律不明，决意弘律，力以戒教匡救，因而注释经论，弘扬律藏；性格悲悯感伤，厌弃名利；行为严峻精到，固持戒品，注重戒律实践；体究终极大事，专意求生净土；甚至连藕益智旭所发三愿：“一、未证无生法忍，不收徒众。二、不登高座。三、宁冻饿死，不诵经礼忏及化缘，以资身口。又发三拌：拌得饿死，拌得冻死，拌与人欺死”，也是弘一法师刻意效仿、毕生持之以恒的行为准则。
综上所述，作为宗教感悟语词的“悲欣交集”，从藕益智旭到弘一法师，一脉相承，试图表达的，既是一种获得宗教觉悟后之慈悲欣喜的心境，又是一种企及心灵升华所达到的终极境界。这种心境和境界，既蕴涵了弘一法师自出家开始便一以贯之的情悲末法以拯救处于“末世”众生的慈祥悲悯之愿，又包涵着临终前“华(花)枝春满，天心月圆”往生净土并“去去就来”的喜悦。此即弘一法师在临终前对妙莲法师所云：“我生西方以后，乘愿再来，一切度生的事业，都可以圆满成就。”这就是弘一法师以学律、弘律和指归净土为主线之佛学思想渊源与路径走向。
然而，当弘一法师为即将往生净土而欣喜之际，是否如同藕益智旭一样有着“正法衰如许”，未尽之弘律事业“谁将一线传”的些许悲哀呢
“诸英喜复联”既是佛教宗门的当务之需，也是对弘一法师的最好告慰和纪念。
《从“悲欣交集”看弘一法师与藕溢智旭的佛学渊源与路径(万里)》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