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出家人的本份」[32]，然而仕邦未能找到这位可敬的律师曾真个行乞求食的记载。

　　2.行一食法

　　前面谈到弘一律师持午甚严[33]，然而根据戒律，僧徒在正午之前是只许吃一顿饭的，称为「一食法」[34]。倘使在午前吃了一餐又再吃另一餐，便算犯戒[35]。而《年谱》称在民国二十四年时曾享受早餐和午餐[36]，然则律师即使能够持午，也乖离了持午传统中的「一食法」了。

　　3.不手捉金银

　　《四分僧戒本》顺数第37戒指示僧徒「若比丘自手取金银若钱，若教人(代自已)取，若口可受者」则犯了「尼萨耆波夜提」罪[37]，犯者除非集众悔过，方可除罪，律典对这「不手捉金钱」之戒也颇费点篇幅来讨论[38]。换言之，僧侣原本是不得接触金钱的。然而《弘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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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四分律》页659下、660下、789、932下—933下和1000上。

　　32. 《年谱》页78。《弘一传》页293。

　　33. 参[21] 和[22] 。

　　34. 《四分律》页654下—655上和660上。

　　35. 同前注引书页662上和页662下。

　　36. 《年谱》页128。

　　37. 《四分僧戒本》页1025下。

　　38. 《四分律》页618下—619上，页619中—下和页850上。

　　页175

　　弘一律师曾住旅店，离开时不特亲付房租，而且出手大方地赏给店小二一笔可观的小帐[39]。这故事岂非律师身上带钱而且亲自处理费用的支付吗？从戒律的观点看，这位可敬的律师是背离戒规了。

　　4.不从事金钱上的贸易

　　《四分僧戒本》顺数第38戒指示「比丘种种卖买金银宝物者」则犯上尼萨耆波夜提罪[40]。又第39戒称「若比丘种种贩卖者」亦犯同样的罪[41]。当仕邦执教新加坡共和国的南洋大学之日，已故许云樵教授(1905-1981)曾言及泰国僧人遵守上述两戒甚严。他们既绝不手捉金钱，而且当一位法师需要采办一些供应品之时，他带一位供役的寺童外出。到了市场，法师嘱寺童代购供应品，议价和付款。由于寺童是俗家居士身份，故这法师在这次卖买之中并未破戒。而《年谱》称弘一律师曾亲赴店中购置一双胶鞋并付鞋价七角[42]，然则律师是犯了上述金钱方面的贸易之戒了。

　　据上面所述，人们会讶于何以一位献身律学的大师会背叛自己的神圣鹄的而触犯上述戒规？要解答这一奇特的现象，非得追溯戒律传来中夏的历史和帝国时代僧团所推行的矛盾政策不可。

　　原来大约曹魏齐王芳熹平三年(251)左右，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并译出《僧祗戒心》——《僧祗律》的戒本(今已佚)，中国沙门才第一次接触到西天传来的律藏圣典[43]。而在此已前，中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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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弘一传》页289。

　　40. 《四分僧戒本》页1025下。

　　41. 同前注。

　　42. 《年谱》页145。

　　43. 参拙作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Vinaya in China(以下简称Vinaya in China)页4-5。

　　页176

　　已有人出家，这早期出家众的存在可追溯至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左右[44]。为了轨范出家人的生活，早期此土僧团的先驱者便发展出一套合适中国生活的戒规。这套戒规后来被称为「僧制」[45]。由于时移世易，僧制的内容早已荡然无存。仕邦从各种历史文献中仅能找到其中五项规条：

　　(1)杖责犯禁沙门——在中国，一位出家人倘使犯规，会被寺院当局或师尊施以木杖或荆枝责打[46]。而根据戒律，比丘是不许殴打另一比丘的[47]，尼亦然。

　　(2)寺院设厨供膳——在中国，寺院设立厨房，开膳供应寺僧饮食[48]， 而根据戒律，比丘要每日出外行乞求食[49]。

　　(3)沙弥耕种寺田——在中国，沙弥要替寺院耕种寺田[50]。而根据戒律，寺院是不许畜耕具的[51]。

　　(4)七日展哀——在中国，当一位沙门的师父圆寂之时，可以哀悼其师七天。这一制度是慧远大师(334-416)所创制的[52]。而根据印度佛教传统，沙门的丧事(包括荼毘)只许在一天内完成[53]。

　　(5)僧徒许蓄私财——在中国，不独僧徒能够手捉金银，而且允许拥有私人财产，因此有「富僧」的出现[54]。而根据戒律，比丘是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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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6。

　　45.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6-13。

　　46.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8-9。

　　47. 《四分僧戒本》顺数第127-128戒，在页1208。

　　48.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9-10，页227-228。

　　49. 参[30] 。

　　50.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10。

　　51. 《四分律》页954下。

　　52.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10-11。

　　53. 《内法传》页216下。

　　54.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11-12。

　　页177

　　手提金银的[55]。

　　由于这五项规条跟戒律的内容有别，故知是僧制的遗规。缘于僧制由此土环境发展出来，故不免受到华夏风俗的影响了。

　　再者，《僧祗戒心》在251左右译出之前，僧制早已施行了近八十六年，即使僧团今后实践《僧祗戒心》所载的西竺戒条，也很难弃置僧制于不用了[56]。

　　更有进者，在公元404至424的二十年间，《四分律》、《十诵律》、《僧祇律》和《五分律》这四种重要律典既相继译出[57]，而它们的戒本或同时由西僧翻译，或由华僧从律典中辑出单本[58]。缘于有了完整的律典，华夏沙门更清楚了解每一戒规订立的缘由。由于亟欲遵从正统戒律，不同的律典与戒本被不同地区的寺院所采用[59]。

　　然而在第一部律典的《四分律》在后秦弘始十四年(412)译出[60]之前，僧制更早已实行了最低限度二百五十六年左右[61]，如今僧团想摆脱它，更感到不易了。无可奈何之下，僧团只好兼采「戒律」与「僧制」作为轨范僧尼的准则(后者的作用近于俗世法律中的「习惯法」)，而顾不到两套寺院守则之中有若干地方彼此冲突了[62]。因此在帝国时代，中土律师们早已长久陷入两难之局；不甘心又无可奈何地遵守两套互相矛盾的戒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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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参[37] 和[38] 。

　　56. 参拙作 Vinaya in China 页7-14。

　　57. 参拙作 Vinaya in China 页18-450。

　　58. 同前注。

　　59. 同前注。按，《十诵律》被长江流域的寺院普遍采用，《四分律》为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寺院采用，而《僧祇律》与《五分律》则实行于黄河上游的关中地区。

　　60.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30。

　　61. 前注引书页7。

　　62. 同前注。又参前引书页13。

　　页178

　　何以中土僧团施行上述的矛盾政策而华夏沙门又愿意依循本土发展出来的不合律制的规条呢？仕邦认为这涉及中印文化冲突的大问题了。这因为戒律是从印度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发展出来的，它的大部份戒条并不合适施行于传统文化强烈的中国环境之中[63]。

　　举个例说，印度社会视修行的圣人上门乞食是光荣的事，而佛教沙门被视为圣人之一[64]。尤其当佛僧获得食物布施后讲几句祝福的话，施主感到很受用[65]，故僧徒乐于行乞。然而中国传统则贱视乞丐[66]，虽然华人接受了「饭僧得福田」的概念，唯是一位施主总不愿见到自己所崇敬的法师天天像叫化子似地登门乞食，因此他便改为布施金钱或耕地给予个别沙门或一家寺院，使他扪有生活之资而不必行乞[67]。

　　僧团不好拒绝这种印度所无的布施方式，不然便会失去信众，因此，个别沙门既渐积存个人的私有财(其原始动机是存钱以备救助贫苦)，而寺院也渐从事经济发展，甚或进行商业活动了[68]。也由于中土的施主但不愿见到僧侣沿门托钵乞食，故寺院也立厨房和供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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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139-141。

　　64. 参Leon Hurvitz 撰 "Render unto Ceaser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Hui-yüan”s Treatise on Exemption of Buddhist Clergy from Requirement of Civil Etiquette" ，刊于Sino-Indian Studies, Liebenthal Festchrift, 五卷三、四合期(Santiniketan, 1957)页80。

　　65. 《四分律》 页935下和页960中，《内法传》页211中。

　　66. 参拙作 Vinaya in China 页199-200。又参拙作〈从宗教与文化背景论寺院经济与僧尼私有财产在华发展的原因〉(以下简称〈寺院经济在华发展〉页162-163，刊于《华岗佛学学报》第八期，台北，民七十四年。

　　67. 参拙作 Vinaya in China 页200。又参拙作〈寺院经济在华发展〉页163-166。

　　68. 参拙作 Vinaya in China 页217-232。又参拙作〈寺院经济在华发展〉页170-174。又页178-183。

　　页179

　　度[69]，是以此土僧尼很少保持西竺的乞食传统，连律宗九祖(其实是真正创始人)道宣律师(596-667)，也毕生未尝行乞。

　　更有进者，印度佛门传统不特「持午」，而且厉行「一食法」，前引义净三藏《内法传》已知西方僧徒在午后进食会被摈逐[70]。印度是热带地区，人们每天仅吃一餐已取得足够热量维生，故持午与一食法可行。然而中国位于北温带，此土沙门，尤其居于黄河流域的二众，实行起来便有点问题了[71]。举个例说，北魏郦道元(卒于527)的《水经注》[72]记载了黄河流域的鲍丘水所径的观鸡寺(在今河北省迁安县一带)的特殊结构底大殿——这可容千人坐禅的大殿，其地基之下有「枝经脉散」的管道。这些管道的出口处均设计成灶口，烧火之后，热气困在管道内到处流窜，使得大殿「一室尽温」。原来观鸡寺位于深山，这山区在冬季特别寒冷，而寺僧又因每天仅吃一顿素食而体质不强，是以此寺的施主们便扩大了华北「烧坑」的方式；提供这样一项暖气设备为僧众御寒[73]。这故事反映了黄河流域的出家人需要更多的保暖，也需要更多的热量来维生。

　　此外，道宣律师在所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大正藏编号1084)中也言及他那个时代(唐初)的僧徒们利用午后可饮果汁的戒规；在下午感到饥饿之时将杏子或干枣捣烂煮成浓汤来吃，或饮连滓的果汁来充饥[74]。这也反映了每天仅吃一餐蔬食，在中国环境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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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参拙作Vinaya in China 页200。又参拙作〈寺院经济在华发展〉页176-177。

　　70. 参[20] 。

　　71. 参拙作 Vinaya in China 页197。

　　72. 商务印书馆出版，北平，一九五八。

　　73. 《水经注》册三，卷14，页35。

　　74. 《南山钞》页119上。又参拙作〈中国僧史所载持午的实践和面对的难题〉页340，刊于《华岗佛学学报》第六期，台北，民国七十二年。

　　页180

　　受的。

　　以是怀海禅师(720-814)创立了「百丈清规」[75]，而「清规」订定了「斋粥随宜，二时均徧(即中午吃饭而晚上吃粥)」的新规约[76]之后，中夏二众方能自午后忍饥的苦况之下解救出来。如今不仅禅门，其它宗派也是吃两顿的了。例如真华法师在他的自传《参学琐谈》[77]中言及自称「律宗第一山」的宝华山(在南京附近)隆昌寺也是每日供应两餐的，而寺中律僧们有点不好意思地称晚餐为「吃白开水」[78]。此外，真华法师也提及他老人家在汐止弥勒院掌厨政之时，每天要替常住准备三餐[79]。

　　从上面的讨论，大家也许能了解弘一律师何以会背离若干戒规了。这是由于受到中土佛门传统的影响，弘一律师步入他的律宗先世大德底命运；面对同样的两难之局。因此，当人们看到弘一律师某些行为是背离戒律之时，其实律师在实践僧制中的某些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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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据日本木村静雄氏〈古清规考〉(刊于《禅学研究》第三十一期，京都，一九三九)页36-46所考，《景德传灯录》(大正藏编号2067)卷6〈南狱第二世百丈怀海禅师传〉中所附的〈禅门规式〉(在页251上)是现存最早的「百丈清规」底原型。

　　76. 见《景德传灯录》页251上。参前注。

　　77. 觉世旬刊社出版，高雄，民国五十四年。

　　78. 《参学琐谈》页101。

　　79. 同前注引书页341-342。

《戒律与僧制之间——弘一律师的两难之局(曹仕邦)》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