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出家人的本份」[32]，然而仕邦未能找到這位可敬的律師曾真個行乞求食的記載。

　　2.行一食法

　　前面談到弘一律師持午甚嚴[33]，然而根據戒律，僧徒在正午之前是只許吃一頓飯的，稱爲「一食法」[34]。倘使在午前吃了一餐又再吃另一餐，便算犯戒[35]。而《年譜》稱在民國二十四年時曾享受早餐和午餐[36]，然則律師即使能夠持午，也乖離了持午傳統中的「一食法」了。

　　3.不手捉金銀

　　《四分僧戒本》順數第37戒指示僧徒「若比丘自手取金銀若錢，若教人(代自已)取，若口可受者」則犯了「尼薩耆波夜提」罪[37]，犯者除非集衆悔過，方可除罪，律典對這「不手捉金錢」之戒也頗費點篇幅來討論[38]。換言之，僧侶原本是不得接觸金錢的。然而《弘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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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四分律》頁659下、660下、789、932下—933下和1000上。

　　32. 《年譜》頁78。《弘一傳》頁293。

　　33. 參[21] 和[22] 。

　　34. 《四分律》頁654下—655上和660上。

　　35. 同前注引書頁662上和頁662下。

　　36. 《年譜》頁128。

　　37. 《四分僧戒本》頁1025下。

　　38. 《四分律》頁618下—619上，頁619中—下和頁850上。

　　頁175

　　弘一律師曾住旅店，離開時不特親付房租，而且出手大方地賞給店小二一筆可觀的小帳[39]。這故事豈非律師身上帶錢而且親自處理費用的支付嗎？從戒律的觀點看，這位可敬的律師是背離戒規了。

　　4.不從事金錢上的貿易

　　《四分僧戒本》順數第38戒指示「比丘種種賣買金銀寶物者」則犯上尼薩耆波夜提罪[40]。又第39戒稱「若比丘種種販賣者」亦犯同樣的罪[41]。當仕邦執教新加坡共和國的南洋大學之日，已故許雲樵教授(1905-1981)曾言及泰國僧人遵守上述兩戒甚嚴。他們既絕不手捉金錢，而且當一位法師需要采辦一些供應品之時，他帶一位供役的寺童外出。到了市場，法師囑寺童代購供應品，議價和付款。由于寺童是俗家居士身份，故這法師在這次賣買之中並未破戒。而《年譜》稱弘一律師曾親赴店中購置一雙膠鞋並付鞋價七角[42]，然則律師是犯了上述金錢方面的貿易之戒了。

　　據上面所述，人們會訝于何以一位獻身律學的大師會背叛自己的神聖鹄的而觸犯上述戒規？要解答這一奇特的現象，非得追溯戒律傳來中夏的曆史和帝國時代僧團所推行的矛盾政策不可。

　　原來大約曹魏齊王芳熹平叁年(251)左右，天竺僧人昙柯迦羅來到洛陽並譯出《僧祗戒心》——《僧祗律》的戒本(今已佚)，中國沙門才第一次接觸到西天傳來的律藏聖典[43]。而在此已前，中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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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弘一傳》頁289。

　　40. 《四分僧戒本》頁1025下。

　　41. 同前注。

　　42. 《年譜》頁145。

　　43. 參拙作未發表的博士論文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Vinaya in China(以下簡稱Vinaya in China)頁4-5。

　　頁176

　　已有人出家，這早期出家衆的存在可追溯至東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左右[44]。爲了軌範出家人的生活，早期此土僧團的先驅者便發展出一套合適中國生活的戒規。這套戒規後來被稱爲「僧製」[45]。由于時移世易，僧製的內容早已蕩然無存。仕邦從各種曆史文獻中僅能找到其中五項規條：

　　(1)杖責犯禁沙門——在中國，一位出家人倘使犯規，會被寺院當局或師尊施以木杖或荊枝責打[46]。而根據戒律，比丘是不許毆打另一比丘的[47]，尼亦然。

　　(2)寺院設廚供膳——在中國，寺院設立廚房，開膳供應寺僧飲食[48]， 而根據戒律，比丘要每日出外行乞求食[49]。

　　(3)沙彌耕種寺田——在中國，沙彌要替寺院耕種寺田[50]。而根據戒律，寺院是不許畜耕具的[51]。

　　(4)七日展哀——在中國，當一位沙門的師父圓寂之時，可以哀悼其師七天。這一製度是慧遠大師(334-416)所創製的[52]。而根據印度佛教傳統，沙門的喪事(包括荼毘)只許在一天內完成[53]。

　　(5)僧徒許蓄私財——在中國，不獨僧徒能夠手捉金銀，而且允許擁有私人財産，因此有「富僧」的出現[54]。而根據戒律，比丘是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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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6。

　　45.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6-13。

　　46.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8-9。

　　47. 《四分僧戒本》順數第127-128戒，在頁1208。

　　48.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9-10，頁227-228。

　　49. 參[30] 。

　　50.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10。

　　51. 《四分律》頁954下。

　　52.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10-11。

　　53. 《內法傳》頁216下。

　　54.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11-12。

　　頁177

　　手提金銀的[55]。

　　由于這五項規條跟戒律的內容有別，故知是僧製的遺規。緣于僧製由此土環境發展出來，故不免受到華夏風俗的影響了。

　　再者，《僧祗戒心》在251左右譯出之前，僧製早已施行了近八十六年，即使僧團今後實踐《僧祗戒心》所載的西竺戒條，也很難棄置僧製于不用了[56]。

　　更有進者，在公元404至424的二十年間，《四分律》、《十誦律》、《僧祇律》和《五分律》這四種重要律典既相繼譯出[57]，而它們的戒本或同時由西僧翻譯，或由華僧從律典中輯出單本[58]。緣于有了完整的律典，華夏沙門更清楚了解每一戒規訂立的緣由。由于亟欲遵從正統戒律，不同的律典與戒本被不同地區的寺院所采用[59]。

　　然而在第一部律典的《四分律》在後秦弘始十四年(412)譯出[60]之前，僧製更早已實行了最低限度二百五十六年左右[61]，如今僧團想擺脫它，更感到不易了。無可奈何之下，僧團只好兼采「戒律」與「僧製」作爲軌範僧尼的准則(後者的作用近于俗世法律中的「習慣法」)，而顧不到兩套寺院守則之中有若幹地方彼此沖突了[62]。因此在帝國時代，中土律師們早已長久陷入兩難之局；不甘心又無可奈何地遵守兩套互相矛盾的戒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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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參[37] 和[38] 。

　　56. 參拙作 Vinaya in China 頁7-14。

　　57. 參拙作 Vinaya in China 頁18-450。

　　58. 同前注。

　　59. 同前注。按，《十誦律》被長江流域的寺院普遍采用，《四分律》爲黃河流域中下遊的寺院采用，而《僧祇律》與《五分律》則實行于黃河上遊的關中地區。

　　60.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30。

　　61. 前注引書頁7。

　　62. 同前注。又參前引書頁13。

　　頁178

　　何以中土僧團施行上述的矛盾政策而華夏沙門又願意依循本土發展出來的不合律製的規條呢？仕邦認爲這涉及中印文化沖突的大問題了。這因爲戒律是從印度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環境發展出來的，它的大部份戒條並不合適施行于傳統文化強烈的中國環境之中[63]。

　　舉個例說，印度社會視修行的聖人上門乞食是光榮的事，而佛教沙門被視爲聖人之一[64]。尤其當佛僧獲得食物布施後講幾句祝福的話，施主感到很受用[65]，故僧徒樂于行乞。然而中國傳統則賤視乞丐[66]，雖然華人接受了「飯僧得福田」的概念，唯是一位施主總不願見到自己所崇敬的法師天天像叫化子似地登門乞食，因此他便改爲布施金錢或耕地給予個別沙門或一家寺院，使他扪有生活之資而不必行乞[67]。

　　僧團不好拒絕這種印度所無的布施方式，不然便會失去信衆，因此，個別沙門既漸積存個人的私有財(其原始動機是存錢以備救助貧苦)，而寺院也漸從事經濟發展，甚或進行商業活動了[68]。也由于中土的施主但不願見到僧侶沿門托缽乞食，故寺院也立廚房和供膳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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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139-141。

　　64. 參Leon Hurvitz 撰 "Render unto Ceaser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Hui-yüan”s Treatise on Exemption of Buddhist Clergy from Requirement of Civil Etiquette" ，刊于Sino-Indian Studies, Liebenthal Festchrift, 五卷叁、四合期(Santiniketan, 1957)頁80。

　　65. 《四分律》 頁935下和頁960中，《內法傳》頁211中。

　　66. 參拙作 Vinaya in China 頁199-200。又參拙作〈從宗教與文化背景論寺院經濟與僧尼私有財産在華發展的原因〉(以下簡稱〈寺院經濟在華發展〉頁162-163，刊于《華崗佛學學報》第八期，臺北，民七十四年。

　　67. 參拙作 Vinaya in China 頁200。又參拙作〈寺院經濟在華發展〉頁163-166。

　　68. 參拙作 Vinaya in China 頁217-232。又參拙作〈寺院經濟在華發展〉頁170-174。又頁178-183。

　　頁179

　　度[69]，是以此土僧尼很少保持西竺的乞食傳統，連律宗九祖(其實是真正創始人)道宣律師(596-667)，也畢生未嘗行乞。

　　更有進者，印度佛門傳統不特「持午」，而且厲行「一食法」，前引義淨叁藏《內法傳》已知西方僧徒在午後進食會被擯逐[70]。印度是熱帶地區，人們每天僅吃一餐已取得足夠熱量維生，故持午與一食法可行。然而中國位于北溫帶，此土沙門，尤其居于黃河流域的二衆，實行起來便有點問題了[71]。舉個例說，北魏郦道元(卒于527)的《水經注》[72]記載了黃河流域的鮑丘水所徑的觀雞寺(在今河北省遷安縣一帶)的特殊結構底大殿——這可容千人坐禅的大殿，其地基之下有「枝經脈散」的管道。這些管道的出口處均設計成竈口，燒火之後，熱氣困在管道內到處流竄，使得大殿「一室盡溫」。原來觀雞寺位于深山，這山區在冬季特別寒冷，而寺僧又因每天僅吃一頓素食而體質不強，是以此寺的施主們便擴大了華北「燒坑」的方式；提供這樣一項暖氣設備爲僧衆禦寒[73]。這故事反映了黃河流域的出家人需要更多的保暖，也需要更多的熱量來維生。

　　此外，道宣律師在所撰《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大正藏編號1084)中也言及他那個時代(唐初)的僧徒們利用午後可飲果汁的戒規；在下午感到饑餓之時將杏子或幹棗搗爛煮成濃湯來吃，或飲連滓的果汁來充饑[74]。這也反映了每天僅吃一餐蔬食，在中國環境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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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參拙作Vinaya in China 頁200。又參拙作〈寺院經濟在華發展〉頁176-177。

　　70. 參[20] 。

　　71. 參拙作 Vinaya in China 頁197。

　　72. 商務印書館出版，北平，一九五八。

　　73. 《水經注》冊叁，卷14，頁35。

　　74. 《南山鈔》頁119上。又參拙作〈中國僧史所載持午的實踐和面對的難題〉頁340，刊于《華崗佛學學報》第六期，臺北，民國七十二年。

　　頁180

　　受的。

　　以是懷海禅師(720-814)創立了「百丈清規」[75]，而「清規」訂定了「齋粥隨宜，二時均徧(即中午吃飯而晚上吃粥)」的新規約[76]之後，中夏二衆方能自午後忍饑的苦況之下解救出來。如今不僅禅門，其它宗派也是吃兩頓的了。例如真華法師在他的自傳《參學瑣談》[77]中言及自稱「律宗第一山」的寶華山(在南京附近)隆昌寺也是每日供應兩餐的，而寺中律僧們有點不好意思地稱晚餐爲「吃白開水」[78]。此外，真華法師也提及他老人家在汐止彌勒院掌廚政之時，每天要替常住准備叁餐[79]。

　　從上面的討論，大家也許能了解弘一律師何以會背離若幹戒規了。這是由于受到中土佛門傳統的影響，弘一律師步入他的律宗先世大德底命運；面對同樣的兩難之局。因此，當人們看到弘一律師某些行爲是背離戒律之時，其實律師在實踐僧製中的某些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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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據日本木村靜雄氏〈古清規考〉(刊于《禅學研究》第叁十一期，京都，一九叁九)頁36-46所考，《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編號2067)卷6〈南獄第二世百丈懷海禅師傳〉中所附的〈禅門規式〉(在頁251上)是現存最早的「百丈清規」底原型。

　　76. 見《景德傳燈錄》頁251上。參前注。

　　77. 覺世旬刊社出版，高雄，民國五十四年。

　　78. 《參學瑣談》頁101。

　　79. 同前注引書頁341-342。

《戒律與僧製之間——弘一律師的兩難之局(曹仕邦)》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