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西域记考异》。
1912年，堀谦德出版了《解说西域记》。
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之研究》。
1972年，水谷真成出版了《大唐西域记》。
1983年，野村耀昌重译了《大唐西域记》并作了慎密的考证。
从以上大量的译作和著作中可以看出，玄奘的研究一直被国外学者所重视，外国学者普遍重视和赞美玄奘的伟大人格和学术成就。国外学者尤其重视玄奘对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所作的记载，一般用以作为研究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历史、地理、交通、宗教、政治、军事布置等等的重要依据，也常常作为考古、交通发掘的根据，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例如，现存的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释迦牟尼佛出生、成道、初转*轮和涅槃的四大圣地的发掘与定位，与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有重要的关系。还有印度佛教史上的王舍城、灵鷲山等佛教圣迹的发现，也是依靠了玄奘的记载。当然，在西方学者中，其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英法殖民主义的将领或在任的外交使节，他们的翻译和研究中的不能避免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最先提出了东方学，为东方学的研究划出了蓝图，找出了方向，从而为以后东方学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
三、当代中国玄奘与唯识学研究的兴起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佛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迄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佛教界和历史学界对玄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评价。在1960年以前，中国大陆出现了有关玄奘问题和研究的著作共26种，这些著作包含了对玄奘生平、历史、远征求法、归国译经、唯识理论、创立相宗、因明研究、玄奘精神等等的评述，有的还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玄奘的哲学和社会影响作了比较事实求是的评价。例如，田光烈先生写了《玄奘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1950)，力图从缘起论、中道观、因明学等三个方面入手，试图挖掘并深入佛教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北京三时学会重印了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披寻记汇编》共180卷。另外，金陵刻经处重订和出版了《玄奘译撰全集》，这些大书对于僧俗两家学者研究玄奘的思路源头，打下了资料的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机关刊物——《现代佛学》和中国科学院发行的《历史研究》上，经常有纪念或评论玄奘的文章，但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关佛教与玄奘研究基本上停止了，直到1978年才有所改变。
1978年党中央实行拨乱反正，学术界开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佛教的研究开始逐渐繁荣起来，于是有关玄奘的研究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课题。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还是分散的、小心翼翼的。1992年，河南玄奘故里的同志为了加强对玄奘生平事迹的宣传和佛学思想的研究，提议成立玄奘研究中心的设想，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内大批著名人士和学者的赞同，特别是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竭力相助，终于在1992年7月30日在北京成立。从此，玄奘研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玄奘研究中心成立后，先于1994年在玄奘故里洛阳和西安两地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又于1994 年在陕西铜川召开了第二次国际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热烈响应和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在会上国内外同行先后发表了几百篇学术文章，从玄奘的生平、历史、时代背景、孤征印度、回国译经、建立宗派等各个方面给予了评价。这两次大会对宣传玄奘精神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也引起了国内外佛教界、学术界的重视，另外在2000年11月，玄奘研究中心还协助中国佛教协会、陕西省佛教协会等单位召开了全国性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还协助洛阳玄奘故里召开了“玄奘思想讨论会”，在陕西户县召开了“玄奘遗骨鉴定会”，协助铜川市玄奘研究所，这些会议和活动都在国内引起了反响，对玄奘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在人民群众中树立玄奘的光辉形象，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年来，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有关玄奘的生平历史和唯识学理论的著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由季羡林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韩镜清编撰的《成唯识论疏翼》、王恩洋撰写的《中国佛教与唯识学》(2004)、惟贤法师撰写的《唯识札记》、杨廷福编写的《玄奘年谱》、马佩主编的《玄奘研究》(1998)、黄心川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黄心川、王亚荣、增勤主编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周贵华的《唯识与了别》等。台湾出版了张曼涛主编的《玄奘论文集》，光中法师编辑的《唐玄奘三藏传文汇编》等等。此外，孙宝纲先生还将《大唐西域记》译成了印地语，在印度出版。薛克翘先生等创作了玄奘的电影剧本，等等。
四、深化学术研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当前玄奘及玄奘研究和唯识宗的研究已经在我国升温，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年来，以玄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新闻媒体与电影电视艺术界的一个热点。仅玄奘研究中心就曾经协助或接待了至少五个以上的玄奘电视剧组，修改了好几个剧本。今年是“中印友好年”，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玄奘大师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除了原有拍摄的玄奘电视剧和纪录片之外，中央电视台还策划与组织了“重走玄奘之路”的重大活动，在北京与广州等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在这项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电视媒体、纸质媒体和网上媒体都作了连续的报道，玄奘的影响正在深入。
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的第三次玄奘国际学会讨论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一个重大的学术活动，因此，这个活动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许多媒体都给予了报道，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集中在锦城——玄奘出家的地方，召开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召开，不仅深化了世界各国的玄奘研究的水平，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的玄奘及其唯识学的宣传与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印两国的友好交往，庚续了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当代研究玄奘及其唯识学，正在朝着精细化、广泛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但是我们除了要继续深入的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考古、中外交通、地理、翻译、佛学理论等传统学问外，我认为充分挖掘出玄奘精神和唯识学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将其用在当代社会的学术研究和治理国家，以及人心改善等等，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而在这个方面，学术界将会拥有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作为佛教高僧，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大家，玄奘不辞万难，远征求学的坚强意志；努力学习，虚心钻研的好学传统；坚持真理，谦虚礼让的道德品格；不慕虚名，潜心学问的严谨学风，以及报效国家，信仰弥坚的爱国爱教的信念，等等，这些都是当代社会仍然要继承与强调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离不开对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与理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玄奘精神与他的一生行迹，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切入口，也是佛教界理论创新的契理契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来源。玄奘所弘传的唯识学，虽然在理论架构过于繁琐，但是它强调了心的作用，突出了修心重要性，在心理学方面有重要的创建，这些为当今社会重建道德，改善人心，调整心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资粮，其现实意义也是非常显明的。这些都可以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再次看到。所以玄奘和唯识宗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不是要退化，而是要进一步加强，把玄奘的精神推广到当代社会，为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学者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最后，本次会议能够顺利召开，与得到成都市政府和成都佛教界的强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为了确保召开好这次会议，四川与成都等有关单位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多次开会讨论，做出详细预案，精确编制预算，正是他们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使各位学者能够顺利聚会蓉城，享受金秋益州的美景，感受天府之国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代表所有参会的国内外学者，向大会的组织者和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和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1 详见周齐：《明代中后期唯识学的流行及其特点与分析》，载《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0—197页。三秦出版社，2002。
2 见太虚《辨法相与唯识》。
3 第六卷第二期。
《玄奘及其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心川)》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