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病，救人、救死压倒一切，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在取向上)“下医医病”
医学模式
生物--心理--社会 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指没有疾病和虚弱
不仅有生物、理化源性疾病而且有社会因素引发之精神心理疾患 个体及人群的身心健康状态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针对性的防和治
医即防病治病，着眼“人”而不仅仅是病尽可能延寿(如器官移植、人工脏器等)有利于社会人群的身心健康)中医医人
大 生 态 医 学 模 式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含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和谐适应和良性互动一种健康不良状态，本质是人的身体和精神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失谐。如艾滋病等。
人的身体与精神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的依存关系优化生存环境，辅以防治(即从更高意义上理解和突出防治)协调性的平衡(在与生存环境的平衡中实现身心的平衡)医的最高境界是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实现最佳生存状态，一切医学手段必须以此为导向，为此服务以实现“健康死亡”为目的(即实现古人“形与神俱而终其天年，度百乃去”的无疾而终为目的)大生态本位，将人类与生存环境作为共同体来考虑道德价值取向，上医医国(即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自然和社会环境)
但总的来说，以上这些提法，并未超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范畴。
事实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但直到今天，这一前瞻性论断才成为事实。
第三节 现代医学模式的缺陷
不能不看到，新医学模式的诞生虽然标志着人在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由之而引发的所谓“第三次医学革命”面前并非一片坦途。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模式，由于初创不久，无论在理论基础还是在实践应用方面尚漏洞百出，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首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虽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构成了新的医学体系，但其中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基本层次的哲学根据各不相同，仍缺乏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哲学基础。在生物层次上，唯物论的哲学观是其研究依据，机械的、还原的研究方法依然是主导方法；在心理层面上，强调意识主动性的心理本位的哲学观成为指导思想；而在社会层面上，经验论、实用论的哲学观又成为研究的准则。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新的医学模式在整体上并无内在的一致性，其构成虽有现代新理论的指导，但更多的还是医学发展的需要和医疗实践经验总结的结果，理论上的粗糙与笼统显而易见。无怪乎有人指出：生物、心理、社会三者在新模式中只是被人为地捆绑在一起而已。其次，旧医学模式中遗留下来的心身二元问题，尤其是意识的本质这一问题，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依然存在，并成为无法达到内在完整之关键所在。新模式的优点只是在于它将心理、意识当作与生物因素同样重要的健康因素，不象生物医学遗漏、忽视甚至回避这一关键问题，但它同样没有能力揭示心理、意识的产生、本质以及心身二者的关系。事实上，依靠现代医学目前的认识程度能否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尚颇令人怀疑。最后，主要由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自身统一性的缺乏，致使其在医疗实践中无法得到广泛且具有深度的应用。当今的生物医学、心身医学及社会医学的工作者大多还是停留在原来固有的思维框架内进行活动，其诊断、治疗并无根本改观。新模式则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和提倡上，在实践中并未产生极大的影响。
正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出时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的血液输入一样，它的发展和完善同样需要更新的营养来补充。为此，我们把目光投向恰可与西方文明互补的古老的东方，进入到最能代表东方文明的古老的佛学中去寻找启示，以弥补现代医学之不足。
第二章 佛学-一门古老的现代医学
当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已使人们有能力反思自己几百年来的自大和不足，并带着一种全新的搜寻与希翼的目光重新审视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时，一旦把注意力投向东方古老的佛学，就会获得一个令自己惊诧的发现：二千五百多年前诞生的佛学，以及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早已建立了一个可与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契合的古老的医学体系。虽然它在生物技术、物理、化学检测与治疗手段方面远远不及现代医学之发达，但其完整的哲学根基、独具的认知方法和神奇而有效的治疗手段，却足以令现代医学叹为观止，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指导。
第一节 “佛为大医王”
“佛为大医王”，一直以来，在传统的医学观念束缚下，人们仅将之视为对佛教理论及社会作用的一种比喻性描述，无法真正理解其深刻含义。但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角度来看，“佛为大医王”正是对佛学性质及其作用的最恰当的正面揭示。“渡老病死大医王，当礼法海德无边。”
“彼之诸病人，良医随处方。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 。”“如世有良医，以妙药治病，诸佛亦如是，为物说唯心 。”“我如良医，知病说药 。”“以智慧手安慰众生，为大医王善疗众病 。”佛学经典中，佛陀将自己所创之佛教视为一门医学，其出处不可胜数。事实上，佛将自己称为医王，佛法称为方药，僧众称为看护，整个佛学称为治疗众生疾病的医学，而从未象后人那样单纯地仅将佛学当作一门宗教或哲学看待。从这种意义上说，佛陀或许早以其慧眼识破了传统医学观念的局限，并在二千五百年前暗示了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医学。
据《杂阿含经》十五卷记载，佛曾在鹿野苑中告诸比丘“有四法成就，名曰大医王：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对治，四者善知病治已，当来更不动发。如来应等正觉为大医王，成就四德，疗众生病。云何为四？谓如来知此是苦圣谛如实知，此是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此是苦集圣谛如实知，此是苦灭圣谛如实知。诸比丘，彼世间良医，于生根本对治不如实知，老病死忧悲恼苦根本对治不如实知。如来应等正觉，为大医王，于生根本，知对治，如实知，于老病死忧悲恼苦根本对治如实知，是故如来应等正觉名大医王。”
在佛陀看来，人类乃至所有生命的本性本来就是清净无染，无病无死，无老无苦的，所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量相好，庄严照明”。众生本来自性涅槃，却因无名烦恼掩覆此如来藏性，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而呈现出目前生老病死诸苦具备，心身烦恼流转不息的状况。所以人类目前的处境实质上乃属一种疾病状态。整个佛学、佛法，就是佛陀为根治众生这一病态人生而宣说、创立，所以从本质上说，佛学是一门彻底根治众生疾病的完备的、多层次的医学。而人们传统认可的医学既无法真正认识人类的本来真相与各种疾苦之根源，又不足以彻底解决人生的心身痛苦，其局限性，已为佛陀所窥破，所谓“彼世间良医，于老病死忧悲恼苦根本对治不如实知”，因此称不上真正的医学。就医学自身而言，只是到了现代医学阶段，传统医学观的局限才被人们认识并突破，医学的概念才被重新建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医学概念的提出者大概并非是G·L·恩格尔教授，而是被人称为佛陀的释迦牟尼。他提出现代医学概念的时间是在二千五百年前，其学说因而可被称之为佛教医学。
第二节 佛学与现代医学的内在契合
古老的佛学自诞生至今已二千五百多年，而之所以今天可以被人们接受为一门全面、系统、多层次的现代医学体系，是因为只有当医学发展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阶段，才产生出了可与佛学相沟通融汇的理念，从而在医学与佛学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契合。这种佛学与现代医学间的内在契合分别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 佛学目的与现代医学模式所提倡的医学目的相契合
１．现代医学的整体健康目标
传统的医学观中一直以救死扶伤为最高己任，只要人的生物躯体没有或基本没有器质性和/或功能性的损害，就算达到了医学所追求的健康目标。在这种狭隘的健康观和疾病观束缚下,医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现代医学突破了这种局限，明确提出医学的本质就是人学，医学的目标就是追求人的幸福。人的幸福不仅体现在身体上，同时还体现在心理和社会生活上。现代医学模式所要求达到的目标，集中表现为它对健康观念的全新理解和定义：“健康指的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生活上完全安宁、圆满的状态”。联合国卫生组织1990年下的健康定义，将此点进一步明确，“一个人只有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都健全，才算是完全健康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使人成为完全健康的人，现代医学的目的才能实现，人才能最终得到真正的幸福。同时，现代医学所追求的健康，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健康，它的目标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达到健康的标准。ＷＨＯ所制定的“2000年人人健康”全球战略，郑重地向整个人类展示了这样一种信念：健康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意味着在现代医学的观念中，只有实现真正的健康，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同时只有每一个人都成为健康的人，真正的、完整的人的健康才会实现，医学的目的才能达到。因此，在现代医学看来，健康乃是人的内在本质和要求，而医学则是它的表达方式与实现手段。更进一步，现代医学所追求的健康，不仅是单指人的健康，从最完整的意义上说，它还指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社会及自然生态的健康。正如“人类二十一世纪议程”所指出，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创造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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