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病，救人、救死壓倒一切，有利于疾病的治療和康複，(在取向上)“下醫醫病”
醫學模式
生物--心理--社會 身體、精神和社會方面的完好狀態，而不僅指沒有疾病和虛弱
不僅有生物、理化源性疾病而且有社會因素引發之精神心理疾患 個體及人群的身心健康狀態 預防爲主，防治結合針對性的防和治
醫即防病治病，著眼“人”而不僅僅是病盡可能延壽(如器官移植、人工髒器等)有利于社會人群的身心健康)中醫醫人
大 生 態 醫 學 模 式人的精神心理狀態與生存環境(含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和諧適應和良性互動一種健康不良狀態，本質是人的身體和精神心理狀態與生存環境的適應失諧。如艾滋病等。
人的身體與精神心理狀態與生存環境的依存關系優化生存環境，輔以防治(即從更高意義上理解和突出防治)協調性的平衡(在與生存環境的平衡中實現身心的平衡)醫的最高境界是創造良好的生存環境實現最佳生存狀態，一切醫學手段必須以此爲導向，爲此服務以實現“健康死亡”爲目的(即實現古人“形與神俱而終其天年，度百乃去”的無疾而終爲目的)大生態本位，將人類與生存環境作爲共同體來考慮道德價值取向，上醫醫國(即人類賴以生存的整個自然和社會環境)
但總的來說，以上這些提法，並未超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範疇。
事實上，早在19世紀40年代，德國病理學家魏爾嘯就已經明確的提出：“與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但直到今天，這一前瞻性論斷才成爲事實。
第叁節 現代醫學模式的缺陷
不能不看到，新醫學模式的誕生雖然標志著人在認識自然、社會和人自身過程中一個裏程碑式的進步，但由之而引發的所謂“第叁次醫學革命”面前並非一片坦途。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新模式，由于初創不久，無論在理論基礎還是在實踐應用方面尚漏洞百出，有待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首先，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雖以系統論思想爲指導構成了新的醫學體系，但其中生物、心理、社會叁個基本層次的哲學根據各不相同，仍缺乏一個完整而統一的哲學基礎。在生物層次上，唯物論的哲學觀是其研究依據，機械的、還原的研究方法依然是主導方法；在心理層面上，強調意識主動性的心理本位的哲學觀成爲指導思想；而在社會層面上，經驗論、實用論的哲學觀又成爲研究的准則。因此，從哲學意義上說，新的醫學模式在整體上並無內在的一致性，其構成雖有現代新理論的指導，但更多的還是醫學發展的需要和醫療實踐經驗總結的結果，理論上的粗糙與籠統顯而易見。無怪乎有人指出：生物、心理、社會叁者在新模式中只是被人爲地捆綁在一起而已。其次，舊醫學模式中遺留下來的心身二元問題，尤其是意識的本質這一問題，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中依然存在，並成爲無法達到內在完整之關鍵所在。新模式的優點只是在于它將心理、意識當作與生物因素同樣重要的健康因素，不象生物醫學遺漏、忽視甚至回避這一關鍵問題，但它同樣沒有能力揭示心理、意識的産生、本質以及心身二者的關系。事實上，依靠現代醫學目前的認識程度能否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尚頗令人懷疑。最後，主要由于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自身統一性的缺乏，致使其在醫療實踐中無法得到廣泛且具有深度的應用。當今的生物醫學、心身醫學及社會醫學的工作者大多還是停留在原來固有的思維框架內進行活動，其診斷、治療並無根本改觀。新模式則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論的探討和提倡上，在實踐中並未産生極大的影響。
正如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提出時需要新的實踐和理論的血液輸入一樣，它的發展和完善同樣需要更新的營養來補充。爲此，我們把目光投向恰可與西方文明互補的古老的東方，進入到最能代表東方文明的古老的佛學中去尋找啓示，以彌補現代醫學之不足。
第二章 佛學-一門古老的現代醫學
當現代文明，尤其是現代醫學的發展已使人們有能力反思自己幾百年來的自大和不足，並帶著一種全新的搜尋與希翼的目光重新審視人類幾千年來的文明史時，一旦把注意力投向東方古老的佛學，就會獲得一個令自己驚詫的發現：二千五百多年前誕生的佛學，以及在它以後的發展中，早已建立了一個可與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相契合的古老的醫學體系。雖然它在生物技術、物理、化學檢測與治療手段方面遠遠不及現代醫學之發達，但其完整的哲學根基、獨具的認知方法和神奇而有效的治療手段，卻足以令現代醫學歎爲觀止，並從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和指導。
第一節 “佛爲大醫王”
“佛爲大醫王”，一直以來，在傳統的醫學觀念束縛下，人們僅將之視爲對佛教理論及社會作用的一種比喻性描述，無法真正理解其深刻含義。但從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角度來看，“佛爲大醫王”正是對佛學性質及其作用的最恰當的正面揭示。“渡老病死大醫王，當禮法海德無邊。”
“彼之諸病人，良醫隨處方。如來爲衆生，隨心應量說 。”“如世有良醫，以妙藥治病，諸佛亦如是，爲物說唯心 。”“我如良醫，知病說藥 。”“以智慧手安慰衆生，爲大醫王善療衆病 。”佛學經典中，佛陀將自己所創之佛教視爲一門醫學，其出處不可勝數。事實上，佛將自己稱爲醫王，佛法稱爲方藥，僧衆稱爲看護，整個佛學稱爲治療衆生疾病的醫學，而從未象後人那樣單純地僅將佛學當作一門宗教或哲學看待。從這種意義上說，佛陀或許早以其慧眼識破了傳統醫學觀念的局限，並在二千五百年前暗示了人們什麼才是真正的醫學。
據《雜阿含經》十五卷記載，佛曾在鹿野苑中告諸比丘“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叁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病治已，當來更不動發。如來應等正覺爲大醫王，成就四德，療衆生病。雲何爲四？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谛如實知，此是苦滅道迹聖谛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谛如實知，此是苦滅聖谛如實知。諸比丘，彼世間良醫，于生根本對治不如實知，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如來應等正覺，爲大醫王，于生根本，知對治，如實知，于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如實知，是故如來應等正覺名大醫王。”
在佛陀看來，人類乃至所有生命的本性本來就是清淨無染，無病無死，無老無苦的，所謂“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無量相好，莊嚴照明”。衆生本來自性涅槃，卻因無名煩惱掩覆此如來藏性，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而呈現出目前生老病死諸苦具備，心身煩惱流轉不息的狀況。所以人類目前的處境實質上乃屬一種疾病狀態。整個佛學、佛法，就是佛陀爲根治衆生這一病態人生而宣說、創立，所以從本質上說，佛學是一門徹底根治衆生疾病的完備的、多層次的醫學。而人們傳統認可的醫學既無法真正認識人類的本來真相與各種疾苦之根源，又不足以徹底解決人生的心身痛苦，其局限性，已爲佛陀所窺破，所謂“彼世間良醫，于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因此稱不上真正的醫學。就醫學自身而言，只是到了現代醫學階段，傳統醫學觀的局限才被人們認識並突破，醫學的概念才被重新建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醫學概念的提出者大概並非是G·L·恩格爾教授，而是被人稱爲佛陀的釋迦牟尼。他提出現代醫學概念的時間是在二千五百年前，其學說因而可被稱之爲佛教醫學。
第二節 佛學與現代醫學的內在契合
古老的佛學自誕生至今已二千五百多年，而之所以今天可以被人們接受爲一門全面、系統、多層次的現代醫學體系，是因爲只有當醫學發展到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階段，才産生出了可與佛學相溝通融彙的理念，從而在醫學與佛學之間構成了一種內在的契合。這種佛學與現代醫學間的內在契合分別從叁個方面表現出來：
一． 佛學目的與現代醫學模式所提倡的醫學目的相契合
１．現代醫學的整體健康目標
傳統的醫學觀中一直以救死扶傷爲最高己任，只要人的生物軀體沒有或基本沒有器質性和/或功能性的損害，就算達到了醫學所追求的健康目標。在這種狹隘的健康觀和疾病觀束縛下,醫學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無法解決的問題。現代醫學突破了這種局限，明確提出醫學的本質就是人學，醫學的目標就是追求人的幸福。人的幸福不僅體現在身體上，同時還體現在心理和社會生活上。現代醫學模式所要求達到的目標，集中表現爲它對健康觀念的全新理解和定義：“健康指的是一種在身體上、心理上和社會生活上完全安甯、圓滿的狀態”。聯合國衛生組織1990年下的健康定義，將此點進一步明確，“一個人只有在軀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良好和道德健康四個方面都健全，才算是完全健康的人”。從這種意義上說，只有使人成爲完全健康的人，現代醫學的目的才能實現，人才能最終得到真正的幸福。同時，現代醫學所追求的健康，並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健康，它的目標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達到健康的標准。ＷＨＯ所製定的“2000年人人健康”全球戰略，鄭重地向整個人類展示了這樣一種信念：健康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這意味著在現代醫學的觀念中，只有實現真正的健康，人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完整的人；同時只有每一個人都成爲健康的人，真正的、完整的人的健康才會實現，醫學的目的才能達到。因此，在現代醫學看來，健康乃是人的內在本質和要求，而醫學則是它的表達方式與實現手段。更進一步，現代醫學所追求的健康，不僅是單指人的健康，從最完整的意義上說，它還指包括人類在內的整個社會及自然生態的健康。正如“人類二十一世紀議程”所指出，實現一種可持續發展戰略，保護地球，保護環境，創造一個包括人類在內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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