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出家，即从佛图舌弥诵《阿毗昙经》，能通大义。后游历西域罽宾、沙勒、莎车等国遍参名师，不但学究大小乘，而且兼通五明之学。罗什十二岁时回到龟兹，因学识渊博，辩才无碍而声誉日隆。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中国僧人僧纯、昙玄等游学龟兹归来，赞扬其地佛教盛况，时道安正在长安主持译经事业，闻罗什高名，一再劝苻坚迎请东来。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坚派吕光领兵七万伐龟兹，嘱他攻下龟兹时从速送罗什入关。及吕光破龟兹，载什而归，至凉州闻坚被姚苌所杀，即割据凉州，自立为帝，并扣留罗什不放东行。罗什被留十七年，隐晦深解，无法弘传，到了弘始三年(401)姚兴出兵攻下凉州，罗什才被迎入关，时年五十八岁。姚兴对罗什十分敬重，奉为国师，请住逍遥园西明阁，开始译经。他从弘始四年到十一年的八年间，译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系统地介绍了大乘佛教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译经数，据《大唐内典录》载共为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他的成就在当时是空前的。罗什在翻译文体上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和理解。他的译籍在力求不失原意之外，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语趣。他既博览印度古典，对梵文极有根柢，又因留华日久，对汉文也有相当的素养，同时他对于文学还具有高度的欣赏力和表达力。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故能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外来语与汉语调和之美的文体。他的译文以“曲从方言，趣不乖本”(见慧观《法华宗要序》)为原则，再考虑到中土诵习者的要求，在传译上或增或削，务求达意。因此，他译《法华经》时，常为表达言外的含意而有增文；译《智度论》时，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译《中论》则将其中繁重乖缺处分别加以删补；译《百论》则反复陶练，务存论旨；这都因他并娴华梵，故能斟酌损益，游刃有余。他在译文上有所增削时，极其慎重，如他译《维摩经》时，常一言三复，精求原意；译《大品般若》则与诸宿学对校旧译，详其义旨，并以释论校经，必求文合然后付写，可见他在传译上惨淡经营的苦心。因此他所译经论，特为中土佛徒所乐诵，且对于后来的佛教文学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大乘根本教理的移植和弘传，应归功于这位大家。
罗什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和长安先期的译业基础以及当时参加译场的许多得力助手分不开。长安当苻秦时代，由于高僧释道安在此奖励译事，创立了译场的规模，已渐成为译经的重镇。到了罗什入关，姚秦奉佛更盛于前，译经事业基本上继承了道安所创的旧规，而由朝廷全力支持，加以扩充，遂为国立译场的开端。曾经参加前期译事的名德如法和、僧□、僧睿、昙影、僧导等，此时都参加罗什主持的新译场，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同时还有原在长安的慧精、法领、道恢、道恒、僧肇，以及来自庐山的道生、慧睿、慧观，来自北方的道融、慧严、僧业、慧询、昙无成，来自江左的僧弼、昙干和来自其他各处的慧恭、宝度、道恢、道悰、僧迁、道流、道凭、昙晷等名僧，都参加译场，咨受深义。就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昙影、道恒、慧观、慧严诸人尤其着名，他们既精教理，兼善文辞，执笔承旨，各展所长，故能相得益彰。此外，西域僧人在翻译上和罗什合作的，有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律师弗若多罗和卑摩罗叉。
鸠摩罗什时代的着名译家还有印度僧昙无谶和佛驮跋陀罗。昙无谶，中印度人，十岁出家，本学小乘，后受《涅槃经》启发才改小归大。因得罪国王而逃至中国敦煌，在那里译出《菩萨戒本》，使中国佛教徒从此得有大乘戒律译本。北凉玄始十年(421年)，河西王沮渠蒙逊占领敦煌，把他迎至姑臧翻译《大涅槃经》三十六卷。这部《涅槃经》的译出，对中国佛教的“佛性论”产生重大影响。大致解决了关于一阐提能否成佛的长期争论，开创了义学上涅槃师的一派。以后，他又次第译出《方等大集经》、《悲华经》、《方等大云经》、《金光明经》等十一部，一百七十二卷。这些译本，既富于文藻，又能婉转表达出本旨。佛驮跋陀罗，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人，系释迦牟尼同族人，十七岁出家。其后到罽宾，遇中国僧人智严请他来华传教。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到长安拜见罗什。佛驮跋陀罗谨守小乘上座部学说，修禅习定，甘于淡泊。因与罗什发生分歧被迫南下去庐山。为慧远译出《修行方便禅经》，后住建业道场寺，依旧传习禅法。不久，法显游历印度归来，他们开始合作翻译了法显携回的梵本《大般泥洹经》、《摩诃僧只律》等。义熙十四年(418年)又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五十卷，总计所译十二部，一百一十三卷。他的翻译虽有多方面，但专精禅法，为稍后的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
东晋时期，大小乘经部重要典籍基本译出，律藏亦粗具规模。南北朝时，翻译家的注意力逐渐移向论部，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僧真谛。他是继鸠摩罗什之后的中国佛教四大译家之一。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年)使臣张汜从扶南国礼请来华，太清二年(548年)八月抵建业，适逢侯景之乱，被迫东行，住浙江富春县令陆元哲宅，和宝琼等二十人组织译场，开始从事《十七地论》的翻译。大宝三年(552年)回到建业。其后又辗转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真谛在华二十三年，虽因世乱，不遑宁处，但他随方传译，未尝中止，先后译出《十七地论》、《决定藏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中边分别论》等大乘瑜伽学派典籍和《俱舍论偈》、《俱舍释论》、《大乘起信论》、《如实论》等如来藏系统的论着，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据《房录》)。真谛译经，最初有宝琼、慧宝、愿禅师等传语，后来流离各地，广泛接触民俗。汉语水平提高很快，且能熟悉各地方言，故晚年译经不但不需传译，而且能够“随方俗语，能示正义，于正义中，置随义语”，既保存原本面目，又可使之明白通晓。
中国僧彦琮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译经大师的殿军。他俗姓李，赵郡柏人，生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年)。十岁出家，历事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隋文帝时，佛教开始进入繁荣时期。朝廷在大兴善寺设立译场，召印度僧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人主译，彦琮担任总勘。他欣然承命，开始了译经生涯。大兴善寺国立译场补译了前人未译的一些经典，如大集部《日藏》、《月藏》、《须弥藏》、《宝积》诸品和《大集贤护》等。彦琮主张翻译务求精切，因而他在参预译经时，重对梵本，再更复勘，整理文义，并在每部经典卷首写出序言。彦琮看到先前从胡本转译过来的经典，谬误之处比比皆是，认为译经必须依据梵文原本。他甚至倡言“废译”，要求在中国佛教徒中普及梵文。他说：“直餐梵响，何待译言
本尚方圆，译岂纯实
”“向使才去俗衣，寻解梵字……则人人共解，省翻译之苦。”这一见解，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彦琮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实践自己的倡言，下苦功夫钻研梵文。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彦琮将汉文《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经》两部经文译成梵文，作为文帝的礼品赐给印度王舍城佛教界，成为中国翻译史上译汉为梵的第一人。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在洛阳上林苑设国立译场，敕命彦琮掌翻译事，担任译主。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担任译主的中国僧人，从而结束了外国僧人主译的局面，并由中外僧人合译向中国僧人主译转化。
南北朝以后，印度、西域僧人东来，中国僧人西行，流入中国的梵文写本日益增多。据《续高僧传》记载，南朝梁初有扶南沙门曼陀罗“大赍梵本，远来贡献”，菩提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存万夹”，真谛“从扶南赍来经论二百四十夹，译之可得二万卷”。宝暹等“获梵本二百六十部”。北齐文宣出三道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天平寺翻经处。隋炀帝以梵经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付彦琮编叙目录，则梵本之多可以想见。有了梵文原本的翻译，比较过去靠背诵传译，或从胡本转译，显然具有很大优越性，不但有了选择余地，也有了复勘之可能，这就有助于译本质量的提高。然当时译师以印度和西域僧人为主，他们大多数不懂汉文，需要中国僧人助译，即使像罗什这样的译经大师，号称“转能汉言，音译流便”，但也只是粗通文义，很难说是已经运用自如。据笔受《大智度论》的僧睿说：“法师于秦语大格……苟言不相喻，则情由无比……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手穿凿之讥”(见《佑录》卷十)。可见任何名家仍须与中国译人相依。原本所含义谛待译乃出已是间接，此则间接之中又间接，其间所失可想而知。故赞宁评论这一时期的译经特点是“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
3．成熟时期：唐代
中国佛经翻译事业到了唐代才真正成熟起来，其标志是由精通教义、通晓梵汉语言的中国僧人担任主译。同时，翻译制度也日臻完善，译经的目的性和系统性都愈益增强。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主持国立译场，这是中国佛教译经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玄奘，俗姓陈，洛州缑氏人，生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年)，自十三岁出家后，废寝忘食，勤苦诵读，遍参名师大德，穷尽名家学说。唐贞观元年(627年)，他二十七岁到长安时，已学识渊博，誉满京师，但并不就此满足。当时国内所传唯识系统的经论很不完备，“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就有百余条之多。玄奘决心往印度游学，求真义，释疑难，“广彼前闻”，“开兹后学”。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孤征十七载，身行五万里，历经一百十余国，忍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西行印度的…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二章 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