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出家，即從佛圖舌彌誦《阿毗昙經》，能通大義。後遊曆西域罽賓、沙勒、莎車等國遍參名師，不但學究大小乘，而且兼通五明之學。羅什十二歲時回到龜茲，因學識淵博，辯才無礙而聲譽日隆。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中國僧人僧純、昙玄等遊學龜茲歸來，贊揚其地佛教盛況，時道安正在長安主持譯經事業，聞羅什高名，一再勸苻堅迎請東來。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堅派呂光領兵七萬伐龜茲，囑他攻下龜茲時從速送羅什入關。及呂光破龜茲，載什而歸，至涼州聞堅被姚苌所殺，即割據涼州，自立爲帝，並扣留羅什不放東行。羅什被留十七年，隱晦深解，無法弘傳，到了弘始叁年(401)姚興出兵攻下涼州，羅什才被迎入關，時年五十八歲。姚興對羅什十分敬重，奉爲國師，請住逍遙園西明閣，開始譯經。他從弘始四年到十一年的八年間，譯出《大品般若經》、《法華經》、《維摩诘經》、《阿彌陀經》、《金剛經》等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成實論》等論，系統地介紹了大乘佛教龍樹中觀學派的學說。譯經數，據《大唐內典錄》載共爲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他的成就在當時是空前的。羅什在翻譯文體上一變過去樸拙的古風，開始運用達意的譯法，使中土誦習者易于接受和理解。他的譯籍在力求不失原意之外，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語趣。他既博覽印度古典，對梵文極有根柢，又因留華日久，對漢文也有相當的素養，同時他對于文學還具有高度的欣賞力和表達力。由于具備了這些條件，故能創造出一種讀起來使人覺得具有外來語與漢語調和之美的文體。他的譯文以“曲從方言，趣不乖本”(見慧觀《法華宗要序》)爲原則，再考慮到中土誦習者的要求，在傳譯上或增或削，務求達意。因此，他譯《法華經》時，常爲表達言外的含意而有增文；譯《智度論》時，又以秦人好簡，裁而略之；譯《中論》則將其中繁重乖缺處分別加以刪補；譯《百論》則反複陶練，務存論旨；這都因他並娴華梵，故能斟酌損益，遊刃有余。他在譯文上有所增削時，極其慎重，如他譯《維摩經》時，常一言叁複，精求原意；譯《大品般若》則與諸宿學對校舊譯，詳其義旨，並以釋論校經，必求文合然後付寫，可見他在傳譯上慘淡經營的苦心。因此他所譯經論，特爲中土佛徒所樂誦，且對于後來的佛教文學發生了一定的影響，大乘根本教理的移植和弘傳，應歸功于這位大家。
羅什在翻譯上的成就，也和長安先期的譯業基礎以及當時參加譯場的許多得力助手分不開。長安當苻秦時代，由于高僧釋道安在此獎勵譯事，創立了譯場的規模，已漸成爲譯經的重鎮。到了羅什入關，姚秦奉佛更盛于前，譯經事業基本上繼承了道安所創的舊規，而由朝廷全力支持，加以擴充，遂爲國立譯場的開端。曾經參加前期譯事的名德如法和、僧□、僧睿、昙影、僧導等，此時都參加羅什主持的新譯場，而成爲得力的助手。同時還有原在長安的慧精、法領、道恢、道恒、僧肇，以及來自廬山的道生、慧睿、慧觀，來自北方的道融、慧嚴、僧業、慧詢、昙無成，來自江左的僧弼、昙幹和來自其他各處的慧恭、寶度、道恢、道悰、僧遷、道流、道憑、昙晷等名僧，都參加譯場，咨受深義。就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昙影、道恒、慧觀、慧嚴諸人尤其著名，他們既精教理，兼善文辭，執筆承旨，各展所長，故能相得益彰。此外，西域僧人在翻譯上和羅什合作的，有罽賓叁藏佛陀耶舍、律師弗若多羅和卑摩羅叉。
鸠摩羅什時代的著名譯家還有印度僧昙無谶和佛馱跋陀羅。昙無谶，中印度人，十歲出家，本學小乘，後受《涅槃經》啓發才改小歸大。因得罪國王而逃至中國敦煌，在那裏譯出《菩薩戒本》，使中國佛教徒從此得有大乘戒律譯本。北涼玄始十年(421年)，河西王沮渠蒙遜占領敦煌，把他迎至姑臧翻譯《大涅槃經》叁十六卷。這部《涅槃經》的譯出，對中國佛教的“佛性論”産生重大影響。大致解決了關于一闡提能否成佛的長期爭論，開創了義學上涅槃師的一派。以後，他又次第譯出《方等大集經》、《悲華經》、《方等大雲經》、《金光明經》等十一部，一百七十二卷。這些譯本，既富于文藻，又能婉轉表達出本旨。佛馱跋陀羅，北印度迦毗羅衛國人，系釋迦牟尼同族人，十七歲出家。其後到罽賓，遇中國僧人智嚴請他來華傳教。東晉義熙四年(408年)到長安拜見羅什。佛馱跋陀羅謹守小乘上座部學說，修禅習定，甘于淡泊。因與羅什發生分歧被迫南下去廬山。爲慧遠譯出《修行方便禅經》，後住建業道場寺，依舊傳習禅法。不久，法顯遊曆印度歸來，他們開始合作翻譯了法顯攜回的梵本《大般泥洹經》、《摩诃僧只律》等。義熙十四年(418年)又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總計所譯十二部，一百一十叁卷。他的翻譯雖有多方面，但專精禅法，爲稍後的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
東晉時期，大小乘經部重要典籍基本譯出，律藏亦粗具規模。南北朝時，翻譯家的注意力逐漸移向論部，其中最傑出的是印度僧真谛。他是繼鸠摩羅什之後的中國佛教四大譯家之一。梁武帝大同年間(535—545年)使臣張汜從扶南國禮請來華，太清二年(548年)八月抵建業，適逢侯景之亂，被迫東行，住浙江富春縣令陸元哲宅，和寶瓊等二十人組織譯場，開始從事《十七地論》的翻譯。大寶叁年(552年)回到建業。其後又輾轉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真谛在華二十叁年，雖因世亂，不遑甯處，但他隨方傳譯，未嘗中止，先後譯出《十七地論》、《決定藏論》、《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中邊分別論》等大乘瑜伽學派典籍和《俱舍論偈》、《俱舍釋論》、《大乘起信論》、《如實論》等如來藏系統的論著，共四十八部，二百叁十二卷(據《房錄》)。真谛譯經，最初有寶瓊、慧寶、願禅師等傳語，後來流離各地，廣泛接觸民俗。漢語水平提高很快，且能熟悉各地方言，故晚年譯經不但不需傳譯，而且能夠“隨方俗語，能示正義，于正義中，置隨義語”，既保存原本面目，又可使之明白通曉。
中國僧彥琮可以說是這一時期譯經大師的殿軍。他俗姓李，趙郡柏人，生于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年)。十歲出家，曆事北齊、北周和隋叁個朝代。隋文帝時，佛教開始進入繁榮時期。朝廷在大興善寺設立譯場，召印度僧那連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達摩笈多等人主譯，彥琮擔任總勘。他欣然承命，開始了譯經生涯。大興善寺國立譯場補譯了前人未譯的一些經典，如大集部《日藏》、《月藏》、《須彌藏》、《寶積》諸品和《大集賢護》等。彥琮主張翻譯務求精切，因而他在參預譯經時，重對梵本，再更複勘，整理文義，並在每部經典卷首寫出序言。彥琮看到先前從胡本轉譯過來的經典，謬誤之處比比皆是，認爲譯經必須依據梵文原本。他甚至倡言“廢譯”，要求在中國佛教徒中普及梵文。他說：“直餐梵響，何待譯言
本尚方圓，譯豈純實
”“向使才去俗衣，尋解梵字……則人人共解，省翻譯之苦。”這一見解，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彥琮並且身體力行，親自實踐自己的倡言，下苦功夫鑽研梵文。文帝仁壽二年(602年)彥琮將漢文《舍利瑞圖經》和《國家祥瑞經》兩部經文譯成梵文，作爲文帝的禮品賜給印度王舍城佛教界，成爲中國翻譯史上譯漢爲梵的第一人。大業二年(606年)隋炀帝在洛陽上林苑設國立譯場，敕命彥琮掌翻譯事，擔任譯主。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擔任譯主的中國僧人，從而結束了外國僧人主譯的局面，並由中外僧人合譯向中國僧人主譯轉化。
南北朝以後，印度、西域僧人東來，中國僧人西行，流入中國的梵文寫本日益增多。據《續高僧傳》記載，南朝梁初有扶南沙門曼陀羅“大赍梵本，遠來貢獻”，菩提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存萬夾”，真谛“從扶南赍來經論二百四十夾，譯之可得二萬卷”。寶暹等“獲梵本二百六十部”。北齊文宣出叁道殿內梵本千有余夾，敕送天平寺翻經處。隋炀帝以梵經五百六十四夾、一千叁百五十余部付彥琮編敘目錄，則梵本之多可以想見。有了梵文原本的翻譯，比較過去靠背誦傳譯，或從胡本轉譯，顯然具有很大優越性，不但有了選擇余地，也有了複勘之可能，這就有助于譯本質量的提高。然當時譯師以印度和西域僧人爲主，他們大多數不懂漢文，需要中國僧人助譯，即使像羅什這樣的譯經大師，號稱“轉能漢言，音譯流便”，但也只是粗通文義，很難說是已經運用自如。據筆受《大智度論》的僧睿說：“法師于秦語大格……苟言不相喻，則情由無比……進欲停筆爭是，則校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穿鑿之譏”(見《佑錄》卷十)。可見任何名家仍須與中國譯人相依。原本所含義谛待譯乃出已是間接，此則間接之中又間接，其間所失可想而知。故贊甯評論這一時期的譯經特點是“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
3．成熟時期：唐代
中國佛經翻譯事業到了唐代才真正成熟起來，其標志是由精通教義、通曉梵漢語言的中國僧人擔任主譯。同時，翻譯製度也日臻完善，譯經的目的性和系統性都愈益增強。貞觀年間，玄奘大師主持國立譯場，這是中國佛教譯經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玄奘，俗姓陳，洛州缑氏人，生于隋開皇二十年(600年)，自十叁歲出家後，廢寢忘食，勤苦誦讀，遍參名師大德，窮盡名家學說。唐貞觀元年(627年)，他二十七歲到長安時，已學識淵博，譽滿京師，但並不就此滿足。當時國內所傳唯識系統的經論很不完備，“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問題就有百余條之多。玄奘決心往印度遊學，求真義，釋疑難，“廣彼前聞”，“開茲後學”。貞觀叁年(629年)，玄奘從長安出發，孤征十七載，身行五萬裏，曆經一百十余國，忍受了一般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終于完成了西行印度的…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二章 漢文《大藏經》與佛經翻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