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宏願。貞觀十九年(645年)，玄奘攜赍梵本佛典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回到長安。唐太宗允其所請，在玄奘所住的弘福寺建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國立譯場。玄奘結束萬裏行程只叁個月就打開梵本，無棄寸陰，孜孜矻矻，獻身于譯經事業。他“每日自立課程，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叁藏法師傳》)，常到深夜叁更才入睡，五更又起來誦讀梵本，用朱筆標點次第，劃定一天應譯文段。他就這樣始終如一、專志不懈地從事譯業，前後曆時二十余年，譯出大小乘經律論共七十五部、一千叁百叁十五卷，譯籍之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玄奘譯經都是有重點按計劃進行的。最初在貞觀末約五年間，譯出了瑜伽系統以《瑜伽師地論》爲中心的“一本十支”各論。其次，在高宗永徽、顯慶間約十年，譯出毗昙之學以《俱舍論》爲中心的瑜伽行宗的重要論著。同時，譯著《成唯識論》，以護法論師之學折衷諸家之說，對于各種佛學理論作了抉擇的結論，指出瑜伽行宗學說的究竟。玄奘在傳譯中發揮自己見解。爲建立中國唯識宗張本。最後四年譯成全部《大般若經》，目的是將瑜伽行學說上通于般若，調和大乘佛教的“空”(中觀)“有”(瑜伽)之爭。玄奘譯經注意到各家學說的來龍去脈，作了完整的介紹，人們可以從他的譯籍裏了解到當時印度佛學的全貌。玄奘譯經態度謹嚴，著筆審慎。由于印度佛教傳譯學派不同，所持經典也有歧異。他譯前廣羅各本，采取多本互校的方法，擇善而從。如《大般若經》有叁種本子，翻譯時他感到文有疑錯，便用叁本互校。仔細對比，方始落筆。這種審慎態度是前人不曾有過的。
玄奘洞曉佛典，梵漢兼精，獨得傳譯之便。過去譯經的辦法，先是照本直譯，因梵文是倒寫的，再把文字倒過來，使合漢文語法，然後由文人整理修飾。其間未免有所增損，致違本意。玄奘一改前人譯法，翻譯時由梵本口授漢譯，意思獨斷，出語成章。文人隨寫，即可成誦。不但正確表達意思，文詞也斐然可觀。他既不主張鸠摩羅什“不嚴于務得原文，而在取意”的意譯文風，又反對佶屈聱牙的直譯文體。他的翻譯爲求得文和義的切合原作，而又文從字順，其方法則不拘泥于直譯和意譯，目的是既不損原意又便于讀者了解，不是梵化的漢字，形成一種獨創的精嚴凝重的翻譯文體。近代學者以梵文《集論》、《俱舍論》對勘漢譯本後，發現玄奘翻譯時爲了適應漢文習慣，總是先把梵文理解透徹，然後用適當的漢文清楚表述出來。他常在一節之後加上一個結語，使譯文含有注釋性的增譯。有時在譯文中加上一些字，使文義更爲通暢；有時省略一些字，使文字更爲簡練；有時又用另一種譯名來代替某些專用術語，使讀者易于理解。玄奘在印度那爛陀寺留學時，專學婆羅門《聲明證論》，通其變化，運用自如。他與印度人士“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對聲明之學實有很深的造詣。故他翻譯時對音譯極爲認真，總結了“五不翻”的譯經理論。其所譯之作，“覽文如已，轉音猶響”。玄奘所譯佛籍漢梵吻合無間，堪稱譯經極軌。正如近人季羨林所說“玄奘的翻譯對原文忠實，讀起來又不別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開創了中國佛教翻譯史上被稱爲“新譯”的一個新階段。
唐代著名的譯家還有印度僧波頗，西域僧實叉難陀、菩提流支和中國僧義淨等人。波頗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來到長安後，敕住大興善寺。貞觀叁年(629年)，奉诏于大興善寺設立譯場，翻譯佛經，譯出《大莊嚴論》等經論叁部叁十八卷。實叉難陀是于阗人，他于證聖元年(695年)應武則天之請到達洛陽，重譯《華嚴經》。武後對實叉難陀的譯經事業十分重視，開始時還親自參加。實叉難陀先後譯出大本《華嚴經》八十卷和《大乘入楞伽經》七卷，武則天都親製序文弘揚。這兩種譯本都表現出一種獨有的譯風，譯文以簡約順適爲宗，傾向意譯，雖在玄奘創新譯叁十年之後，但仍是舊譯的繼續。菩提流支是南印度人，于武則天長壽二年(693年)到達洛陽，在佛授記寺譯出《寶雨經》，于序分末加入“東方月光天子受記在中國現女人身統治世間”一段，博得武後歡心。不久實叉難陀來華，翻譯《華嚴經》，流支即與義淨一同幫助他。後來到長安翻譯《大寶積經》等佛典四十叁部、一百零一卷。他的譯文質量較高，特別是頌文翻譯，舊本有些部分是六言或八言，不合中國詩歌體裁。流支重譯都改爲五七言，且曲盡其意。他所譯《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是玄奘生前未盡的偉業。流支根據《寶積經》獨有的叢書體裁，變通辦法，盡量勘同從前譯過的另本編入大部，遇到舊本文義不全或舊無譯本的，才出新譯。充分利用了前人的勞動成果。義淨，俗姓張，齊州人。十四歲出家，即仰慕法顯、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風。高宗鹹亨二年(671年)從廣州搭波斯商船泛海南行，經蘇門答臘等地進入印度，從那爛陀寺寶師子等佛學大師，研究瑜伽、中觀、因明和俱舍，並求得梵本藏經近四百部。于武後證聖元年(695年)回抵洛陽，住佛授記寺助實叉難陀譯《華嚴經》。久視元年(700年)以後，他才組織譯場，自主譯事。自此年至睿宗景雲二年(711年)止，共譯出經典五十六部，二百叁十卷。主要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學典籍和玄奘不及譯出的瑜伽系統經論。此外，他還適應當時崇尚密教的風氣，重譯了《金光明經》及一些陀羅尼經。義淨所譯雖在文字方面偏于直譯，潤飾不足，因而時有生澀欠暢之處，但他對于梵語音義的翻譯極其認真，常于譯文下加注以作分析說明，分別俗語、典語及校補略音，著重訂正譯音譯義以及考核名物製度。他對于譯事一絲不苟，有許多獨到之處，不愧爲新譯時代之一大家。
不空是和鸠摩羅什、真谛、玄奘齊名的中國四大譯家之一。他是獅子國(今斯裏蘭卡)人，開元八年(720年)隨密宗大師金剛智到洛陽。在金剛智譯場充當譯語，盡傳其學。金剛智逝世後，他秉師遺命于天寶元年(742年)到達獅子國修習密法，並廣事搜集密藏和各種經論。天寶五年(746年)不空攜密教《金剛頂瑜伽經》等八十部、大小乘經論二十部，共計一千二百卷，回到長安。奉敕在淨業寺從事翻譯。安史亂時，不空仍秘密與唐王朝溝通消息，故肅宗還都後備受朝廷禮遇。乾元元年(758年)，不空上表請搜訪梵文經本加以修補、翻譯和傳授。得敕許將長安、洛陽各大寺院以及各縣寺舍村坊凡有舊日玄奘、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帶來的梵夾，都集中起來交給不空陸續翻譯。這是唐代對梵文佛經的一次大規模集中，爲不空的譯經事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他先後在長安、洛陽、武威等地譯出《金剛頂瑜伽真實大教王經》等顯密經軌總計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叁卷。其中絕大部分爲密教典籍，爲中國密宗的建立作出了貢獻。故和善無畏、金剛智一起被尊爲開創密宗的“開元叁大士”。
唐代的譯經已經有了齊全的梵本。僅玄奘和義淨兩人從印度攜回的梵本佛典，數量就超過以往任何朝代。這就爲當時譯經事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唐代譯家大多致力于重譯佛經，許多重要經典以前雖有譯本，但或者篇幅不全，或者文義不備，不能令人滿意，所以須重譯，以使之益臻完善。如《瑜伽師地論》，昙無谶曾譯其中一小部分爲《地持經》十卷，求那跋摩又譯其中一小部分爲《菩薩善戒經》十卷，真谛也譯出其中一小部分爲《十七地論》五卷和《決定藏論》，至玄奘才重譯成《瑜伽師地論》一百卷，首尾俱全，瑜伽的翻譯至此告一段落。又如實叉難陀新譯《楞伽經》與求那跋陀羅舊譯四卷本對勘，經首多出《羅婆那王勸請》一品，中間開出《無常》、《現證》、《如來常無常》、《刹那》、《變化》、《斷酒肉》等六品，末又多出《陀羅尼》、《偈頌》二品，計十品，七卷，比四卷本詳盡多了。唐人重譯不但是因爲前譯有阙，更重要的還在于訂正前失，即《玄奘傳》所說：“前代所譯經教，中間增損，多墜全言。”故玄奘等人在重譯時皆“不屑古人，執本陳勘，頻開前失”。在漢文《大藏經》中，大多數主要經論都有重譯本，甚至不憚至六譯、七譯，如《首楞嚴經》曾九次重譯。以諸譯比較，顯然越後者越爲善本。這也是唐代譯經事業日趨成熟的標志。
雖然隋代已經有了大規模的國立譯場，但翻譯組織之發達完備，翻譯人才之精粹彙集，分工之細密善巧，還當以唐代爲最。唐代自太宗貞觀叁年(629年)開始組織譯場，曆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年)才終止，前後主持譯事的譯師達二十六人。所有經費由國家供給，譯出的經論常由帝王禦製序文，標于經首。朝廷不但欽命大臣監護譯出，而且還诏集天下英才，建立嚴密而完善的譯經組織。如參加玄奘譯場的，就有京師靈潤、文備、慧貴、明琰、法禅、普賢、神昉、廓州道深、汴州玄忠、蒲州神泰、綿州敬明、益州道因等證義大師十二人；京師棲玄、明睿、辯機，終南山道宣，簡州靖邁，蒲州行友、道綽，幽州慧立，洛州玄則等綴文大師九人，字學大師玄應一人，證梵語大師玄谟一人。此外尚有專人充當“筆受”、“書手”。唐太宗還派學士于志甯、來濟、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杜正倫等對所譯經典進行校閱、潤色。其中許多人在助譯的同時，也向玄奘從學問義，成爲學有專長的佛學大師。如神昉精《唯識》，神泰精《俱舍》，元曉長因明，道宣創南山律宗，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可見玄奘譯場已十分龐大而完善，助譯者也都是全國各大寺出類拔萃的人物。唐代的譯場分工明確並逐步形成製度，據《翻譯名義集》、《宋高僧傳》和《佛祖統紀》等書記載，譯經組織包括：(一)譯主，即譯場主持人，在譯經時手執梵本，坐于譯場的中間正位，面朝外，口宣梵語，大聲宣讀。(二)證義，又稱證梵義，譯經時坐在譯主的左面，與譯主評量已譯出的…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二章 漢文《大藏經》與佛經翻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