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大师与太虚大师佛学思想比较

　　赵伟 邓子美

　　求学贵在悟道，顿悟心传也好，渐悟诵经也罢，路径随个人根器有异，归元则无二——融通真俗二谛，自度度人。凡此，皆可成就大德。然而言说易，践行难，释伽牟尼以降，为万众景仰之高僧大德寥如晨星。中国近代社会黑暗至极，虚云大师与太虚大师正是那划破夜空之寥寥晨星。与其说他们各自在世俗社会名喧一时而被后世瞻仰，不如说他们代表了中国佛教僧人的真精神，以自身坚忍精进之一生诠释证悟成佛之菩萨道，传承佛法慧命。两位大师身处同一时代，于世间万象之体察，必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处，但毕竟和而不同，才是大智慧常态。本文通过两位大师佛学思想的比较，就其大略，梳理出其异同之处。疏而不周，敬请方家教正。

　　一、 两位大师禅学思想比较

　　虚云和尚诚为禅僧本色的集中体现者。江味农居士在论及近代禅宗诸老宿时曾说：“山林中潜修密契，不求人知，人亦不易知之者，无论矣。其以宗匠自命者，往往墨守偏空，杂糅异见，虽广修徒众，名喧一时，亦不足重。就吾所知，能真参实悟，行解相应，不愧为人天眼目者，惟虚云禅师足以当之。”[[1]] 而太虚大师也深贯三藏，内学赅极八宗，外学兼通中西，但大师佛学之本乃出于禅门。两位大师的禅学思想代表了佛教契应与化导现代社会的不同方式，但殊途同归。

　　虚云大师的特色在于：第一，以定开慧，功力超迈。大师早年出家，苦节自励。后幸得融镜法师点拨，初悟大乘自度度人要旨。历经磨练，至扬州高旻寺参加由法忍和尚主持的禅七法会。勇猛精进，至第八“七”时，一日开水溅水，茶杯落地，疑根顿断，禅关尽破。因述偈曰：“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2]]1901年，他又至终南山结茅潜修。历时三年，乃不为“定”所缚，尽得南禅慧开真传。然就戒定慧三学相对而言，他在近代以禅修名世，其禅定功力无人可及。如1907年至泰国募善款，“一“定”九日，轰动暹京。”[[3]]

　　第二，参禅为主，经教相辅。作为禅师，当然参禅为要，但虚云大师早年便酷爱诵读大藏。他认为禅门不应仅限于参话头，背公案，经教也可以宏宗，与参禅相辅相成。他尤其赞赏《楞严》等经，曾撰《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等。为此他为众开示时不但讲公案，也常常讲经。此外，他注重经教还由于强调经典的权威，有利于佛教各宗派的团结与教义的相对统一，以此破除各宗的门户之见。

　　第三，主张“信”为前提，但不必拘守坐禅，平常心皆道。他认为：“善用心者，心田不长无明草，处处常开智慧花。”因此，不以为一定要到禅堂打坐才是参禅，“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那里不是道场。在他看来禅常的设置，以及所谓参禅，“不过为我等末世障深慧浅的众生而设。”真正的禅者“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运水搬柴，锄田种地，乃至穿衣食饭，都是修行佛法。”[[4]]这深得南禅真髓。

　　第四，主张禅净不二，恢宏南禅五宗。他认为：“参禅念佛等法门，本来都是释迦老子亲口所说。道本无二，不过以众生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为应病与药计，便方便说了许多法门来摄化群机。”他认为中国佛教到后来诸宗派的出现，乃是诸位祖师“不过按当世所趋来对机说法而已，”尽管各宗派修持方式或有不同。但“那一门都是入道妙门，”而且法法本来可以互通，圆融无碍的。虚老指出从修行实践看，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何尝不是参禅；参禅参到能所双忘，何尝不是念实相伸缩。他一再强调禅乃净中之禅，净乃禅中之净。禅与净，可以相辅而行，并非水火不相容。他对那些怀有门户之见，将禅净妄分高下的人深感悲悯，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佛门最堪悲叹的现象。”[[5]] 但他承继与复兴南禅门下五宗法脉，即传承临济、曹洞而遥接云门、沩仰、法眼。这分明洞见了唐宋时，五家七宗各自发挥特色，相互争竞激扬，为佛教中国化与南禅的丰富发展所起的很大作用。所以，他一身承接了鼓山释妙莲所传临济，释耀成所传曹洞两脉，为临济宗第四十三世，曹洞宗第四十七世传人；又应释宝生之请上续沩仰，为第八世传人；应释青持之请再续法眼，并中兴云门，遥承法嗣，分别为第八世与第十二世传人。他撰成《法系考证》、《禅宗五派源流》等著作，发挥各家参悟特色，物色后学，将各家法脉分传之。发扬宗门特色与反对门户之见，其实相反相成。前者正如大师所言“以众生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故法亦有异，以便入门。同时我们应看到，由于现代社会市民与其他阶层对宗教的超越性追求不同，[[6]]这在当代佛教界表现为各教团的宗旨有别，使得不同追求者都能觅得其所向往的精神归属。但这点差别绝不可夸大为唯有自身最优越的门户之见，使现代佛教宗派间各自发扬宗风的百舸争流，劣化为被虚云痛斥的传统子孙制寺院般的“内耗”。

　　虚云大师的禅学思想最大限度地继承发扬了中国化佛教典型——南禅的优良传统，至今垂为风范。

　　而太虚大师系近代佛教领袖，他虽然在提倡佛教革新的过程中坚持中国化，坚持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但综观太虚之禅学思想，与虚云又有明显不同。

　　第一，以慧导定，定慧交融。太虚一向认为，佛学就是慧学。他虽也受过敬安法师亲授的坐禅训练，但首次开悟却在阅藏时。对他来说，正智正见的接受在开悟之前，这能保证禅修不出偏差。1916年，太虚在阅览《唯识述记》中“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时，第三次开悟，对于诸法离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都洞悉了其中始终条理；对深蕴其中的精微严密，森然秩序，有了明彻的体认。这才是对佛法“空”慧的根本洞见。他曾自述他一生经历的三次禅定体验，为我们展示了他推行“人间佛教”的初始因心。他回想第一次禅定之后的情形说：“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如从这种定慧心继续下去，三乘的圣果是可以成就的。可惜当时就改了途径……”原因在于遇到了一位华山法师，与之辩论十几天，积数十万言。后来觉他颇有道理，对于谭嗣同的《仁学》，尤极为钦佩。由此转变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因为悲愿心太重，未能向禅定去继续深进。”[[7]]显然这与虚云不同。太虚反复指出佛教不能离开社会，佛教徒的供养来自社会，因而要报四恩，服务社会，净化社会。当然，这也是南禅入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但太虚修定、慧的重心与虚云有异。就当时而言，其融贯真俗中外的智慧亦无人能及。

　　第二，重视经教，以禅为本，兼宏八宗。禅宗与其他佛教宗派比较而言，确实强调心悟，“不立文字”；但决不能误为废经不观。为纠正明清狂禅的流弊，近代禅宗大师都强调以经教辅宗门。实际上，即使南禅也历来尊奉《坛经》。自达摩祖师以来，禅宗更是一直把《楞伽经》、《金刚经》、《般若经》、《楞严经》等作为本宗的基本典籍，以至早期禅宗被称为“楞伽宗”。“不立文字”仅为针砭教条式地死啃经典者。太虚在弘扬禅学方面，与近代禅宗大师采取了同一步调。他除了出任杭州净慈寺、南京毗卢寺、奉化雪窦资圣寺等多所著名禅寺住持，对请益者量器开示外，还撰写了《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义记》、《大乘入楞伽经释题》、《楞伽大旨》等，极力弘扬《楞伽经》这部禅宗基本经典。他本人对《楞严经》深有体悟，曾结合自己参禅体会，作《首楞严经摄论》，广泛开讲。同时，太虚也不拘守一家一法，他对法相、天台、华严、净土诸学皆有深造，法相也一度是他宏扬的重点。但其佛学之本分明源于禅，因为他师承敬安(八指头陀)禅师，亲受敬安棒喝的锤炼，而且自认“从此更无师我者。”他对禅宗的高度重视正如其所强调的“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8]]

　　第三，倡导工禅结合。太虚针对当时社会对少数僧人坐受供养的非议，直接倡导发扬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遗风，鼓励僧众参加生产劳动。从此以后，在太虚大师、虚云大师等一致倡导下，僧众纷纷建立农场，开设工厂、经营素餐业、旅游业，从农禅合一走向工禅合一。这不仅是古代农禅遗风的简单恢复，更使佛教能够契应现代工商业社会，是对优良传统的光大。

　　第四，太虚整理僧伽制度的设想也受到了禅“百丈清规”的启发。虽然太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主要针对当时佛教界现状提出了改革设想，但在多方面仍继承了“百丈清规”的“旧议”，在精神上则与“百丈清规”对唐以前僧制的改革一脉相承。

　　总之，太虚大师对丰厚禅学养分的吸取，主要表现在其早年的修行，特别是唐宋南禅革新精神的继承发扬方面。

　　二、两位大师复兴佛教的理念比较

　　综观太虚大师一生，其复兴佛教的理念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很大影响，他的主张随时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结合：

　　首先，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主张通过佛教革新来复兴佛教。太虚针对当时佛教界存在的积弊，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三大革命。所谓“教理革命”，其中心是在于革除旧佛教中那些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以及厌弃世事的消极主义等，而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准则，去改善国家社会，增进人类的互助互爱，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指导人类的向上发展而更加进步。所谓“教制革命”，也就是改革僧伽制度，即通过对僧众生活、组织制度的改革，建立起适应时代的需要、真正能主持佛法的僧团。所谓“教产革命”，其主张是反对把寺庙佛教财产变为少数住持的私产，废除按法派继承遗产的制度，而要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公有，以为供养有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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